通過程咬金與秦瓊、晁蓋與宋江、五鼠鬧東京，看古代的保護傘「胥役」
這裡的胥役，指的是封建時代官府里的吏員和差役。在封建時期，官和吏分得很嚴格，拿一個縣來說，主管長官在明清時稱知縣，副職稱縣丞，還有管學校的教諭，都是朝廷的正式命官。
他們手下的辦事人員都是知縣的幕僚充任，稱之為吏。吏多半承辦文書之類，被稱為胥使。
清代習稱師爺，具體跑腿打雜的，則是役。用今天的話打比方，胥役就是部門負責人、工作人員和勤雜人員的合稱。
封建時代的官，任期有限定，如知縣、知府，都是三年一任，任滿調往他處或升遷。
吏當中的一些人，也往往作為官的私人幕友跟隨他調，但也有一些可以長期留任，甚至可以兄弟父子承襲。
封建時代辦理案件，不但要精通法令，還要熟悉歷年的案例和成規。在這方面，縣令遠遠不如具體經辦案件文書並掌握案卷的胥吏內行，因此，官不僅要倚重胥吏，還常常被胥吏掣肘，甚至被他們控制。
他們上下其手，和官員勾結作弊，即使是清正官員，也不能不受他們的制約、干擾。
人們把這些人稱為衙蠹，即官署里的蛀蟲，非常生動形象。
清朝時期的陸隴其曾經感嘆：
"本朝大弊，只三字，曰例、吏、利。"
"例"指一切按祖宗成例辦事，不能有改革變化；
"吏"指各級衙門的胥役，對官員的活動干擾控制；
"利"則是指本著追求目前利益，沒有長遠打算，把道德仁義拋在腦後。
晚清名將，湘軍創建者之一郭松燾更尖銳地說道：
"出漢、唐以來，雖號為君主，然權力實不足，不能不有所分寄…明與宰相太監共天下，本朝則與胥吏共天下矣。"《清稗類鈔.胥吏類.例吏利》
古代時期的胥役與誰的關係最為密切呢？
答案是肯定的"竊盜"。
與"竊盜"關聯最多的則是有書吏(負責筆錄及起草判決公文等)、捕快(緝捕竊盜的吏卒)、典獄(管理監獄及看守犯人的吏卒)等三種，還有堂吏(官員坐堂時傳呼犯人及掌刑的吏卒)和門吏(守門吏卒)。
先說一說堂吏與門吏。
堂吏與門吏看似與處置竊盜的關係極為微小，卻可以上下其手，起重要作用。
堂吏在傳呼犯人時暗中對犯人暗示點什麼，或稍微便通一下，則都會使犯人多吃苦或少受苦，甚至直接影響判決結果。
堂吏是怎樣傳呼，全看犯人及其親屬所用賄賂有多少。
清正廉明包拯，都不免受胥役的欺騙。
包拯一次審案，就是堂吏索取了犯人數十兩銀子的賄賂，教他怎樣供述，把重罪變成了無罪，事後包拯還自認為斷案準確公正。
門吏，雖然只是個看門的，作用卻大得很，有了賄賂，請託說情者就可以堂皇進門。
沒有塞門包，不管怎樣有理也難以進門，甚至遭到暗算話說的"衙門口朝南開，有理無錢莫進來"就包括門吏這道難邁的門檻。
但是，捕盜吏卒的橫行，遠遠超過門吏和堂吏。
《清稗類鈔.胥役類》就有這樣一則記載：
"蜀中差役滋擾，甚於他省，凡竊案呈報後，百端需索，擇被竊之鄰右殷實無權勢者，誣指為窩戶，拘押索賄，謂之賊開花。
典史(掌管案卷的書吏)嘗書聯懸之堂云：
'若要子孫能結果，除非賊案不開花。"
真正的盜竊分子他們不想法捉拿歸案，而去誣隱敲詐與竊盜案毫無關係的失竊者四鄰。
這是商鞅的連坐法引出的千年積弊，不論什麼案件發生，都要拘押事主的四鄰，所以武松殺了嫂嫂以後，也要把四鄰請來，要他們畫押作證。
獄吏看守犯人，更可以上下其手，或敲詐勒索，或弄虛作假。
南宋歷史時期的著名竊賊"我來也"被捕入獄以後，沒有暴露自己的真實身份，他為了進一步迷惑臨安府尹，說動了看守他的獄卒，給他打開了手銬腳鐐，使其夜裡外出盜竊，並在被竊之家寫下他慣於留下的蹤跡"我來也"，使得臨安府尹上了圈套，把他當做無辜者給放掉了，還自以為斷案明察秋毫。
"我來也"把那個幫忙的獄卒餵足了，所以他肯定守口如瓶，直到死前才說出真相。
高郵尉九被關在監獄裡，說動獄卒放他夜裡回家安排家事，乘機到鄰縣作案。
縣令蒙在鼓裡，當鄰縣發公文通輯尉九的時候，這位縣令竟然回文駁斥說，尉九當時關在我縣監獄裡，不可能分身外出作案，必定是失竊者誣陷。
歷朝歷代的據傳是能夠脫銬飛走的大盜，實際上多半是用類似辦法脫身的，獄卒為了掩蓋縱竊的罪責，胡編亂造，把明明是自己放走了的竊賊說得武藝超群，奈何不得更有甚者，有些胥吏本身就是大盜，以捕盜吏身份為掩護，暗中指使同夥瘋狂盜竊。
一旦受害者告狀，他們或者刁難告狀者，不予理睬，或者收買個無辜的人為他們頂罪。主管官員不能察其詳細，落入他們的圈套，造成一件又一件冤獄。
根據明人傳奇《十五貫戲言成巧禍》改編的崑曲《十五貫》，反映的就是宋朝時期的一件真實事件：
"真兇盜走了十五貫錢，無辜者卻被邀功的胥吏當做真犯捕捉，剛愎自用的昏庸知府以假作真，把無辜者處死，直到真兇因偶然泄露實情被捕，才真相大白。"
明朝時期山東莒州有一農民，狀告堂吏偷了他的東西，縣官不經審理，就把農民趕出衙門。
這個堂吏有恃無恐，又一次到那農民家偷竊以示威。他偷了農民的驢，被農民搜出來了，扭著這堂吏去打官司。
到了駐軍千戶那裡，偷者反誣農民是個誣賴之徒。千戶是偷驢者的親戚，一頓嚴刑銬打，把這農民打死，犯罪者卻逍遙法外。《戒庵老人漫筆.卷2》。
後來，主持正義的一名官員複查此案，才將偷驢者和千戶懲辦。
《隋唐演義》中的程咬金等一批人劫了皇綱，奉命緝捕的是與程咬金等有深厚交情的秦瓊，結果捕盜變為縱盜。
《水滸傳》中的晁蓋等人劫了生辰綱，官兵緝捕，時任鄆城縣"押司"的宋江去通風報信，都頭朱仝、雷橫也明為捉實為縱。
《三俠五義》中皇帝的護衛展昭與大鬧京都的盧方、白玉堂等人皆是五鼠，本來都是江湖朋友，所以打鬥起來也都心中有數，手下留情。
對此，《南村輟耕錄》中的記載非常值得玩味：
"堂堂大元，奸佞專權。開河變鈔（大規模挖掘河道，改革紙幣，嚴重損害了人民利益），禍根源，惹紅巾千萬（以韓山童為首的紅巾軍起義）。
官法濫，刑法重，黎民怨。人吃人，鈔買鈔，何曾見！賊做官，官做賊，混賢愚，哀哉可憐。"《 醉太平小令》
"賊做官"只是封建社會時期的部分現象。
但是，捕盜不認真，不賣力，明知有盜而不捕，或者拿個小毛賊當成大賊，捉了脅從分子當元兇首惡懲辦，卻不是個別現象。
為什麼會這樣？
竊盜之徒是封建制度及一切私有制度的必然伴生物，只要這種制度存在，竊盜的產物就會存在，不論什麼樣的緝盜能手，也不可能真正把竊盜清除乾淨，做到"路不拾遺，夜不閉戶"，天下太平。
從捕盜的官和吏來說，他們也不願把竊盜清除得乾乾淨淨。如果竊盜真的乾淨了，他們也就失去了"治盜保民"的作用，更不可能從頻繁的盜案中獲得額外的美差，以"治盜有方"得到獎勵和升遷。
對於那些捕盜胥役來說，更有自己的算盤，"賊開花"，他們才能上下其手，耀武揚威發大財。
沒有盜賊了，誰還去孝敬他們？
發現了竊盜而不認真追捕，甚至和竊盜相互勾結，達成默契，才能保住自己的飯碗。
如果不顧性命地去追捕盜賊，丟掉了性命能有什麼好處？
盜賊的存在，才能顯出他們的作用。
"狡兔死，走狗烹；飛鳥盡，良弓藏"。歷代的捕盜者是深知其中三昧的。這也不能全怪那些縱盜、護盜、與竊盜之間相互利用的惡官和惡吏惡卒，根本源自於封建制度的本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