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語：北宋淳化四年，也就是公元993年，這時北宋王朝才建立不過三十年時間，作為一個國祚兩百年的朝代，這時候的北宋可以說是很年輕，社會矛盾也相對緩和。然而在這一年的二月份，素有 "天府之國"美稱的四川，卻爆發了一場聲勢浩大的農民起義。

這一場農民起義由青城縣民王小波主導，以一支僅有數百名的農民隊伍以摧枯拉朽之勢迅速席捲西川。有人說是因為當時西川逢大旱，王小波打出"均貧富"的口號鼓動百姓，讓民眾紛紛加入起義。

在一番攻城拔寨之後，獲得了幾個縣的地盤，有了發展基礎以後，王小波的農民起義軍發展越來越壯大，如雷聲一般使四川都為之震動。朝廷自然是無法容許這麼大規模的起義，於是在同年十二月，川西的主力軍與王小波帶領的起義軍發生激烈的戰鬥。

在這一場戰鬥中王小波身中數箭，最後重傷不治身亡。但是他帶領的起義軍取得了豐厚的戰果：川西江原大捷。在此戰後，起義軍不能無首，於是王小波的妻弟李順被推選出來擔任首領，繼續帶領著起義軍征戰各地，連克蜀州、邛州等地。

山西平原一帶的接連得勢，加之後來攻下成都，使得起義軍的實力得到一定的積累，於是張順便在蜀中建立"大蜀"政權，建元"應運"，這個"新生政權"展現出了它蓬勃的朝氣，在它"北抵劍閣，南距巫峽"的勢力範圍內，起義軍懲辦貪官污吏，且號令嚴明，深受當地百姓歡迎。

似乎一切都在向一個好的趨勢發展，那麼為什麼在北宋政權如此年輕的時候，會發生這麼大規模的農民起義，還建立起一個"小王朝"呢？

"販茶失職"由來已久

四川盆地擁有得天獨厚的地理優勢，一直以來以生產茶葉、絲麻等經濟作物而聞名，因此當地的百姓多以此為生。在宋朝建立以後，朝廷便將原來蜀地的財貨以四十兵一綱，通過陸輸水運的方式統統收歸國庫。

這樣一來，肥了國庫，卻是瘦了百姓，當地的財政也因此陷入拮据當中，民怨也是從這時而起的。一直到淳化年間，朝廷又在四川設立"博買辦"，將當地的主要商品貿易統統壟斷。

例如關係到許多百姓命脈的布帛、茶葉等都收由官府管理，淪為"官老爺"的搖錢樹。這一後果就是大量的手工業者、茶販等失業。就以王小波的家鄉青城縣來說，當地主要的經濟來源就是茶葉，有著大量的茶農以採茶、制茶為生，現官府的"博買辦"政策將茶葉生意壟斷，變成政府營利性行業，使得當地的茶農、茶商無路可走。

王小波與妻弟李順就是當地的茶戶。在陸遊的《老學庵筆記》中記載道："我土鍋村民也"。這一句話是王小波的自述，何為"土鍋"？就是制茶所需要用到的鍋具。在"博買辦"政策的影響下，大批的茶農茶戶因為失業，紛紛走上了起義的道路。

蘇轍在後來的《論蜀茶五害狀》中載道:臣聞五代之際，孟氏竊據蜀土，國用編狹，始有榷茶之法。及藝祖平蜀之後，放罷一切斂橫，茶遂無禁，民間便之。其後淳化之間，牟利之臣始議焙取，大盜王小波、李順等因販茶失職，窮為剽竊。

不僅是蘇轍提到"販茶失職"，在而後的《隆平集》、《澠水燕談錄》、《通鑑長編》中都將王小波起義之事由歸為 "博買辦"政策壟斷當地茶葉行業，引起的"販茶失職"，倒是農民起義的發生，在諸多史書中，也採用了這一觀點，漸漸的形成了"販茶失職"的定論。

"販茶失職"之爭議從未停止

一直到二十世紀八十年代，還有學者指出蘇轍所提出的"販茶失職"一說僅是孤證。因為在同樣熟悉川中之事的沈括、曾鞏等人都沒有與之相關的記載。在官史中也沒有佐證能夠證明當時王小波、李順等人的起義皆因"販茶失職"。

因為當時對於四川的茶葉朝廷並沒有禁榷，在官史中也沒有明確的提到王小波、李順是茶戶，在相當一部分的官史中僅提及他們是"青城縣民"，至於他們平生販茶記錄均是沒有過多的記載，因此一部分學者認為"販茶失職"這一說法很難成立。

在《全蜀藝文志》中載道，起義前就有人提出了蜀地將有大變。而在官史《宋史·程戡傳》中提到：人言："歲在甲午，蜀且有變。孟知祥之割據，李順之起而為盜，皆此時也。"言下之意便是王小波、李順起義是醞釀已久的，絕非臨時起意，更不是因為"博買辦"壟斷茶葉行業所導致的，這不能將所有的原因都歸結於"販茶失職"一事，應該從多方面，多角度去進行分析。例如起義事件與土地兼并的問題相結合起來，或者是在起義時以宗教崇拜來聯繫百姓為線索進行分析，不能局限於"販茶失職"一事。

對於上述意見，有學者認為：如果不能將"販茶失職"作為起義的主要因素，那麼將其列為導因是足夠的。因為蘇轍是土生土長的四川人，對於蜀地的了解遠遠多於旁人，對於茶葉行業也是頗為熟悉，他的記載看似孤證，實則有許多的史詩能夠為其提供佐證。

四川的茶葉在蜀地境內的確沒有禁榷，但是卻不能夠出境。因此對於"販茶失職"我們可以理解為王小波、李順身為茶農，卻無法交足夠供販售的茶葉而導致破產失業。這樣作為起義的導因，是比較貼合史實的。

宗教崇拜能夠作為組織百姓參加起義的一個手段，但是絕對不足以直接引發起義，總而言之，蘇轍總結的"販茶失職"是相當到位的。

"均貧富"口號的提出與四川的土地兼并問題

有的學者認為，王小波、張順的農民起義是因為川陝地區的土地資源相對集中，地主們運用近乎殘酷的手段剝削農戶。兩者之間不僅貧富差距過大，而且佃戶所占的人口比例為百分十八十，他們的人身自由受到地主極大的束縛，這就直接造成社會運轉障礙和百姓心理的不平衡。

在《隆平集》中對於此事件的分析中除了提到"博買辦，禁私市物帛"，還提到"小民者，失家田業"。官史《宋史紀事本末》中也提到"蜀地狹民稠，耕稼不足以給，由是小民貧困，兼并者賤販貴以規利，小波因聚眾為亂。"

特別是在《太宗實錄》中提到"職豪民嘯聚旁戶之由也"，何為旁戶，就是旁下客戶的簡稱，他們的社會地位近似於奴隸，雖然是佃戶，但是他們對地主的人身依附關係遠遠大於普通的佃戶，這種旁戶的存在還不是少數，由此可見社會之不公多嚴重。

王小波所在的青城縣就存在著大量這種旁戶，因此王小波在起義時高呼："均貧富"實際上就是針對這一社會現象所提出的，也正是如此才能得到百姓的支持。

但是有學者也提出了不一樣的看法：過分強調川陝地區的土地集中，並不能概括北宋王朝的社會狀況，更不足以說明川陝地區農民起義爆發的主要原因。這些學者指出川陝地區的主要矛盾應該是地區百姓與北宋官府之間的矛盾，地主階級與農民階級的矛盾應該要排在後面。

正如在《續資治通鑑長編》中談到川陝農民起義的原因時是當地官員頗為嚴苛，百姓犯了法，雖然是小罪，但是卻也要用重刑，還禁止百姓遊行玩樂，民怨四起。宋太祖在考核川峽一帶官員時，也只有彭山縣的縣令齊振元以"清白強幹"受到褒獎，實際上這唯一受到褒獎的縣令是個專制的暴官。

同時阻礙發展的最大阻礙是賦役苛重，川峽地區的二稅不僅重於其他的地方，而且百姓要到忍受官府的敲骨吸髓、苛捐雜稅，參與鎮壓王小波的官員石普在面見宋太宗時提到"蜀亂由賦斂苛急"。因此王小波的起義主要是以賦役沉重所引起的，不是土地兼并的結果。當時的農民對於土地問題並沒有太深刻的認識，因此王小波所提出的"均貧富"口號是針對賦稅徭役的不滿。

以宗教崇拜為聯繫的起義

還有的學者認為，起義的爆發離不開當地的宗教信仰。這與青城縣當地的水神祭拜有著密切聯繫。何出此言？因為擔任起義軍領袖之一的李順曾主持當地的灌口二郎神的祭祀活動。在《皇朝事實類苑》卷二三《官政治績·程文簡》記載，程琳在擔任益州知府時取締過這類迷信活動，稱："李順由此而起，今鋤其根本，且使蜀中數十年無恙"。

在《老學庵筆記》中也寫道，王小波在起義前宣傳：李順是蜀王孟昶的遺孤，在宋軍滅蜀國時，在摩珂河邊有一個錦箱，裡面一個孤兒，和一張紙，上面寫著"國中義士為我養之"。王小波之所以選擇李順來冒充蜀王遺孤，就是因為他曾經主持過灌口二郎的祭祀活動，具有民眾基礎，而且他所宣傳的內容大有光復蜀國的意向。

在《老庵學筆記》卷五中記錄到："成都江瀆廟北壁外，畫美髯一丈夫…邦人云：蜀賊李順也。"，陸遊在成都為官時距離王小波起義已經過去一百多年的時間了，但是這幅壁畫依然保留，可見李順在四川民間信仰的地位有多高。

結語：在北宋初年，王小波的起義無疑是對於宋王朝發展的一個質疑，畢竟在一個政權還如此年輕之時便爆發這麼嚴重的農民起義，在宋王朝農民革命史上具有劃時代的意義，對於他起義的原因還有著許多的爭議，但是值得肯定的是王小波在起義時提出的："均貧富"口號是農民革命史上一個里程碑式的革命綱領。

參考資料：

胡昭曦《四川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反青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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