貞觀六年（632年）十二月，唐太宗李世民親自審查覆核死囚案卷，看完之後忽然下了一道令人震驚的聖旨：將全國在押的390名（一說290名）死囚，全部釋放回家過年，待來年秋天再到京城受刑。第二年九月，這390名死囚在無人監管的情況下，居然全部按期報到，無一人逃亡。唐太宗於是再下一道聖旨，通通赦免了這些死囚。
這個故事在新舊《唐書》和《資治通鑑》中都有記載，真實性應該不容置疑，但故事情節卻又充滿了懸念。被判處死刑的囚犯，無疑都是罪大惡極之人。唐太宗放他們回家過年，無疑具有很大的風險。如果死囚逃之夭夭甚至再次犯案，必定難以收場。不過，一向善於籠絡人心的英明皇帝唐太宗，似乎並不擔心死囚不回來。這些死囚最終如期集體歸來，更是給人一種一切都在唐太宗掌控之中的印象，令人嘖嘖稱奇。一百多年後，大詩人白居易仍在用「怨女三千放出宮，死囚四百來歸獄」的激情詩句，為唐太宗大唱讚歌。
然而，並不是所有人都認同唐太宗的做法。如北宋大文豪歐陽修，就對這事嗤之以鼻。他寫了一篇《縱囚論》的文章，質疑唐太宗此舉是標新立異，有悖人情，踐踏法律，沽名釣譽。他說，死囚回家過年無逃亡，完全不合情理，即便是君子都難以達到，作為死囚的小人又怎麼會被釋放後還罔顧生死前來呢？
歐陽修的質疑，顯然也有道理。看來這事一定有內幕，唐太宗極可能事先暗示過死囚，只要他們如約歸來，就會特赦他們。而死囚自覺回來，正是因為他們知道回來後會被赦免死罪。所以，這個故事本質上並非皇帝用恩德感化了死囚，也非囚犯遵守信義，而是唐太宗與死囚們心照不宣合演的一場大戲。
不過，文學家分析問題的角度與政治家解決問題的思路不一致，也很正常。雖然歐陽修看穿了唐太宗作偽的政治手法，卻未必能理解故事背後的政治藝術。實際上，唐太宗讓死囚回家過年，原本就是一次特赦，只是唐太宗故意設置了一些懸念，把這次特赦包裝成了一場引人矚目的政治秀。
唐太宗主導這場政治秀的目的，是為貞觀之治營造和諧的社會環境。中國歷史上，凡是大治的年代，刑罰普遍較輕，而實行嚴刑酷法的朝代，社會矛盾無不十分尖銳。唐太宗作為一代明君，一直遵循以寬刑和教化為主的治國理念。既然以仁政治國，當然要儘量減少死刑。而貞觀六年，全國的死刑犯多達390人，在唐太宗看來有點多。因為此前的貞觀四年，全國的死刑犯才29人。在社會治安和民風並未有大的變化的前提下，兩年時間死刑犯竟增長十多倍，這讓唐太宗心緒難安。因此，唐太宗覺得有必要來一次特赦。
赦免，是指國家以政令的形式，免除或者減輕犯罪人的罪責或者刑罰的一種制度。赦免制度作為一種非常規的政治手段和法律形式，在國家治理中有著獨特的價值與功能。正是因為有存在的必要性，赦免制度從古至今一直得以保留。所以，唐太宗以作秀方式特赦死囚，並沒有違背法治精神，而是一種政治藝術。
實際上，放死囚回家的政治秀，並非唐太宗的發明創造，而是早有先例。早在唐太宗的老爸唐高祖時期，就有一位叫唐臨的地方官，搞過類似的活動。武德九年（626年），時任萬泉縣丞的唐臨，為給囚犯一個改過自新、重新做人的機會，將關押的十餘名囚犯釋放回家，從事春耕生產。春耕結束後，這些囚犯都如期回到了監獄。這一做法在社會上獲得了普遍好評。唐太宗放死囚回家過年，大約是受了唐臨的啟發。顯然，唐太宗模仿的這場政治秀，也同樣取得了滿意的效果。
因此，唐太宗讓死囚回家過年，不僅是一種政治藝術，更是一種政治智慧，即便有作秀之嫌，也值得讚揚。（文/謝志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