蘇聯解體，是由體制僵化、發展停滯、盲目軍備擴張、經濟結構失調等多種原因共同導致的。早在勃列日涅夫執政晚期，蘇聯就已經出現了衰落的跡象。勃列日涅夫之後，繼任的安德羅波夫、契爾年科兩人，雖然都對蘇聯體制進行了小範圍改革，但由於時間過短，故成效有限。1985年，戈巴契夫成為蘇聯國家元首，他有感於蘇聯積弊已久，故試圖進行大範圍的改革。
戈巴契夫自1985年執政之日起，便推行名為「新思維」的改革。「新思維」改革最早從經濟入手，隨後擴大到政治、軍事領域。客觀的講，「新思維」改革的初衷是好的，但無奈彼時蘇聯已經進入衰落期，加之戈巴契夫大方向存在偏差，故而不可避免地遭受了西方國家的滲透。因此，在80年代末期，西方利用蘇聯改革的歧途，通過三個步驟，令蘇聯走向了瓦解。第一個步驟，誘導蘇聯進行權力機構改組80年代末期，蘇聯國內的一些親西方人士，在諸多西方國家的默許下，開始向蘇聯領導層發難，主張進行政治體制改革。因此，從1988年開始，蘇聯在經濟改革的同時，在政治制度上也發生了重大變化。1989年，蘇聯從上到下進行了新的權力機構——代表大會代表的選舉。參加選舉的人，除了蘇共黨員，還有大量非黨派人士。儘管參加選舉的2250人中，蘇共黨員占87.6%，但結果卻是大批蘇共黨員落選，諸多黨外人員進入了機關。一步失誤，步步失誤。1988~1989年，戈巴契夫又對最高蘇維埃體制進行了大幅度更改，允許其他黨派的人士參加最高蘇維埃，並對蘇維埃的運作方式進行了修改。在此情況下，蘇聯的權力重心，由蘇共轉移到了最高蘇維埃。而最高蘇維埃內部，又混入了大量反蘇的、親西方的異見人士。由此一來，越來越多的非蘇共人員（其中有不少是西方代理人）進入了黨政機關。蘇共的權力漸漸被稀釋，繼而失去了對國家政權的支配能力。
第二個步驟，誘導蘇聯承認「西式多元化」「新思維」改革，過度倡導民主化與公開性。於是，在蘇聯體制發生變動的同時，蘇聯國內的非官方組織，也如同雨後春筍般冒了出來。1988年，蘇聯結束了書報檢查制，社會輿論逐漸趨於多元化。1990年8月，蘇聯國內出現了9萬個非正式組織，其中有20多個自稱「全國性政黨」。我們常說，任何的民主自由，都要在規則之內行使。而當蘇聯國內出現民主化、多元化浪潮時，執掌大權的戈巴契夫，卻未能對此建立起一套有效的機制，從而釀成了惡果。80年代末期，許多西方國家，趁機對蘇聯進行了更大範圍的文化輸出。與此同時，由西方安插在蘇聯境內的代理人，也開始「協助」西方的行動。1989~1990年，許多親西方人士，藉助蘇聯政權改組的有利世紀，進入了蘇聯的國家機關，把持了蘇聯的輿論媒體。此時，蘇聯「多元化」的趨勢已然不可阻擋，大量非官方團體的出現也已是既成事實。在此情況下，戈巴契夫縱然有心遏制，卻也無力回天，只能根據局勢行事，承認了「多元化」。
第三個步驟，誘導蘇聯實施「多黨制」、「三權分立」1990年春季，蘇聯國內已呈現出一派「山雨欲來風滿樓」的局面：上有權力重心發生轉移；下有各種組織不斷湧現；近有立陶宛宣布獨立；遠有高加索地區的民族爭端與各種事件。此時，西方看準了蘇聯面臨的困境，抓住了蘇聯的「軟肋」，進而加大了對蘇聯的「和平演變」力度。在西方的影響下，蘇聯於1990年3月修改了憲法，導致蘇共的領導地位被否定。而與此同時，蘇共以外的勢力，卻越來越深入到蘇聯的最高機關之中。1990年上旬，戈巴契夫又效仿西方的政治制度，在國內設立了總統制，開始按西方「三權分立」的原則進行改革。蘇聯的制度，越來越向趨近於西方。1990年7月的蘇共二十八大上，戈巴契夫宣布蘇聯實施「三權分立」，完善「多黨制」，以建立「人道的、民主的社會主義」。此後，蘇聯的體制發生了巨大變化，蘇聯的改革幾乎完全變了方向。蘇聯賴以維持政權的根基，也就此被徹底動搖。最終，蘇聯在1991年12月25日走向解體。
總的來說，民主固然是好東西，但缺乏規則約束的「民主」，對於國家而言就是一場災難。蘇聯解體時期，蘇聯高層在面臨西方「和平演變」、國內出現重大變化時，既未能及時拿出有效的方針與對策，也沒能建立起一套完善的應對機制，從而讓西方有了更多的可乘之機。在此情況下，蘇聯的根基被動搖，自然會走向瓦解。參考資料：《蘇聯軍隊的瓦解》、《一個大國的崛起與崩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