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4年上映的《閃閃的紅星》是一部賞心悅目的影片，其曲折的情節，感人的故事，優美的畫面以及成功的人物塑造，無論是孩子們還是成年人都十分喜歡。隨著影片風靡全國，「潘冬子」和「春伢子」成為當時青少年學習的榜樣，更是幾代少年兒童心目中的英雄偶像。老演員劉江的那句「我胡漢三又回來了」的台詞，至今還有許多人喜歡借用。李雙江演唱的影片插曲《紅星照我去戰鬥》也被譽為既革命又浪漫的音樂經典。
然而，提起去世的該片導演李俊，可能對於大多數人來說並不是非常熟悉。李俊導演將自己的一生獻給影視藝術，他具有著怎樣的氣質與品格？在這部《閃閃的紅星》的背後又有著怎樣的故事呢？為此，記者走訪了《閃閃的紅星》的副導演師偉、「潘冬子」的扮演者祝新運和「春伢子」的扮演者劉繼忠——
師偉：他是藝術創作的靈魂
李俊導演在創作上最大的特點，就是他能夠充分的發掘出每一位與之合作的創作者的潛能，來共同地完成一部優秀的作品。
就以影片《閃閃的紅星》的經典片段為例：「小小竹排江中游，巍巍青山兩岸走，雄鷹展翅飛，哪怕風雨驟，革命重擔挑肩上，黨的教導記心頭。」每當我們聽到這首優美、豪邁的歌曲，眼前便浮現出竹排江水、兩岸青山的詩樣畫面，同時還有那個長著胖乎乎的圓臉蛋和清澈大眼睛的小男孩潘冬子！本來在劇本里就是「小小竹排順流而下」這簡短的一行字，李俊卻大膽創新，構思了這麼一幅惟妙惟肖的美妙畫面，再配以「小小竹排」這首曲調，經攝影、音樂、美術等多方面的共同努力，鑄就了這個當時家喻戶曉的傳世經典畫面。
李俊在挑選演員和挖掘演員表演方面有他獨到的眼光。當初選定祝新運來演「潘冬子」，是看中了祝新運的聰明與機靈，他很有表現能力和表演潛能，很能入戲：選中劉繼忠來演「春伢子」，是因為他長得老實敦厚，曾經被京劇團選中的他也有一定的舞台表演功底。後來的事實證明，費盡周折的小演員選拔過程直至最終的角色確定都是絕對正確的，因為祝新運和劉繼忠在表演上的靈性與悟性在後來也給李俊和我都上了一課。影片開頭部分，幾個小孩在紅軍打倒胡漢三的遊戲中，讓春伢子扮演「胡漢三」，劉繼忠在說出「我？讓我演胡漢三？我才不干吶！」時那個用手指向自己鼻尖的動作是完全本能的發揮，是那麼的真實自然：影片中間部分，潘冬子用崇拜的眼神看著負傷的父親在動手術時拒絕打麻藥，祝新運臉上那「冉冉的一笑」恰如其分地表現了他對父親的欽佩以及他內心的驕傲與自豪，然而這一切都是在未經李俊和我的任何指導下完成的。
從與李俊導演的合作中，我最大的感受就是，他是整個攝製組的藝術組織者，是藝術創作的靈魂人物；他不僅在藝術方面有很高的審美能力，而且在領導方面有極強的個人魅力。在拍攝《閃閃的紅星》時，李俊曾經說我是一個很好的做導演的材料，當時，我感受到了他對我工作能力的肯定，更是對我莫大的鼓勵。這句話一直鞭策著我，使我在今後的工作中尋找到了方向。李俊在創作上從不固步自封，惟我獨尊，而是擁有博大的胸懷，可以容納百川。對於「胡漢三圍剿寨子，潘冬子的母親在土樓上被火燒了，冬子和其他人在下面又憤恨又著急」的那場戲，我在看第一條樣片時感到祝新運表現出來的情緒有些不夠，於是我向他大膽進言，沒想到李俊痛快地說：「那咱們再拍一遍，你來啟發！」就這—次，更增加了我對李俊導演的尊重與敬仰。
祝新運：他就像是一位父親
我的藝術生涯是李俊導演賦予的，他在我的眼中就像是一位父親。拍攝《閃閃的紅星》時我只有八九歲，童心未泯。在片場，每當我貪玩兒的時候，李俊就會嚴肅的批評我說：「現在是工作時間，要認真對待，工作完成以後我會給你玩耍的時間。」我當時無法理解他為什麼如此對我，長大後，我才明白嚴厲是父愛的一種表現。
或許是因為李俊導演的身份以及他在整個攝製組中的地位，或許是因為他曾經嚴厲的批評，我對他一直是懷有敬畏之情，在這種敬畏中也飽含著親切之情。李俊經常把我帶到他家，久而久之，我注意到每每大家都在放鬆娛樂的時候，他總是在書桌旁伏案創作、研究劇本、設計分鏡頭，桌面上碼放了大量與電影藝術相關的書籍，供他隨時參考、查閱。李俊兢兢業業、孜孜不倦的身影在我當時幼小的心靈中樹立了一個高大的榜樣形象。
李俊在加強自身學習的同時，更不忘記督促我們幾個小演員學習文化課，為此，他還專門為我們聘請了文化課老師，每當惡劣天氣無法拍攝之時，我們幾個小演員就留在駐地，湊在一間屋子裡面跟著老師學習文化課，有時候李俊會來「教室」看望我們，偶爾還會站在我身後靜靜地觀察我的作業本，用手輕輕地摸著我的頭，我至今都不能忘記他那慈父般的愛撫。
李俊在藝術創作上始終是心思縝密，精益求精。在後來的交流中，他曾說：「演員不好選，特別是新演員更不好選。主要的困難就是不了解。老演員有經驗，有把握，保險係數大，導演也省事，新演員就不具備老演員這些優點。但是新演員沒有上過銀幕，表演和造型都不會重複，動作樸實，不花哨，觀眾會感到新鮮。」當年我們一群小演員選拔「潘冬子」這一角色，李俊將我們分成若干個小組，分角色扮演之後，又將其打破重新組合，再次演練，如此反覆進行比較評選，才決定由我來扮演「潘冬子」。可見，李俊大膽啟用新演員完全是做到了心中有數，歷經思考與求證。
我記得李俊的創作習慣，就是開機之前必先討論導演台本，統一意見。在我的印象中，拍攝現場從未發生過主創人員在藝術創作上產生紛爭的狀況。在一些特殊的拍攝條件下，李俊作為一名導演，始終與演員、攝影等主創人員一起奮戰在最艱苦惡劣的「前線」。記得有一場過河的大場面戲，那個季節，河面已經結冰，工作人員將冰面鑿開，冰塊推至遠處，費了好大的勁兒才布置好場景，而我和劉繼忠就要在這刺骨的冰水中前行。李俊毫不含糊，帶頭跳進冰水中，緊隨攝影師一直跟著我們趟過河面。
劉繼忠：他是我的恩師
我與李俊導演的結緣始於電影《閃閃的紅星》。我當時參加該片的小演員選拔，直到進入試裝定裝階段，我才第一次與李俊見面。在我的印象中，他總是在一旁靜靜地觀察我們幾個小演員。經過數輪海選與PK，李俊決定讓我飾演「春伢子」，我永遠不能忘懷李俊導演——我的恩師曾給予我的莫大的機遇和幫助。他是一位電影大師、藝術大家，是八一廠的一位標誌性人物，一面電影文化的旗幟。
我還記得拍攝《閃閃的紅星》時，在出外景的山路上，他的手裡總是拿著一根削尖了的竹棍，這個竹棍既是他翻山越嶺的拐杖，又是防蛇進攻的武器。由於當時的膠片十分寶貴，片比要求極其嚴格，李俊總是把每場戲中演員的表演、調度、燈光、機位等各方面反覆磨合準確之後才正式實拍。
作為一部兒童片，小演員的表演有時是很難掌控的，可是李俊並沒有對我設定太多的框架，在拍攝時我總感覺他是「隱形」的。由於當時的我年齡尚小，如今回想起李俊更多的還是「印象」，是由點及面匯集而成的一個形象。他給我最深刻的印象就是儒雅，他那雙沉靜的眼睛透過鏡片折射出來的目光始終沉穩地注視著周圍，隨時捕捉那稍縱即逝的鏡頭畫面。
記得在拍攝「胡漢三」反攻倒算包圍村莊，「冬子媽」掩護紅軍順利轉移的那場戲時，根據當時總政治部領導提出的要求，「冬子媽」要誓死抵抗，於是安排了「冬子媽」將家中的一口大水缸砸向敵人這個動作。也許是夜戲燈光昏暗的原因，「冬子媽」的扮演者吳修竹義憤填膺地將大缸擲向畫外時，不偏不倚正砸中在攝影機旁邊觀戲的李俊，「嘩啦」一聲，他的眼鏡片碎了一地，片場霎時間鴉雀無聲，大家都以為他這次該發火了，誰曾想他先是一愣，隨後皺了皺眉頭，再然後撿起地上的眼鏡框，大手一揮，繼續拍攝，還安慰滿腹歉意的吳修竹繼續全情投入地演戲，不用將此事放在心上。第二天，眼眶青腫的李俊換了一副眼鏡一如既往地執導。他身上所表現出來的那種獨特的氣質，讓我充分感知：作為一個藝術家、一位導演、一位領軍人物，他所具備的說一不二的權威性和淡定從容的震懾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