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國封建社會的發展歷史中，唐代是我國經濟發展的重要時期，並對後世的經濟發展產生了重要的影響。我們一般以"安史之亂"作為唐代經發展的分水嶺分為前後兩個時期。唐代經濟的發展有著其獨特的軌跡。

在經歷了隋煬帝的暴政以及隋末的農民起義，唐初的經濟凋敝，社會發展態勢薄弱。在唐太宗李世民的勵精圖治下，唐代迎來了第一次繁榮景象——貞觀之治。在經歷武周時期後，唐玄宗李隆基在位期間，迎來了最強的盛唐之音——開元盛世。直至天寶十四年，安史之亂爆發。持續八年之久的安史之亂讓唐朝社會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是唐朝由盛轉衰的轉折點。

戰爭前期的繁榮景象不再，取而代之的是頻繁的戰亂和橫行於市的疾疫，社會一片混亂。面對社會巨大動盪與變化，在此背景之下的唐代詩歌文學也發生了顯著的變化，文人墨客們的關注點也隨之發生變化。家訓詩是唐詩的一部分，是家庭教育的重要內容與導向，其教育主題與價值取向也發生了明顯變化。

一、"公私倉廩俱豐實"——盛唐時期的經濟繁榮

唐高祖李淵平定了唐初國內的動盪政局後，唐代宗李世民進一步發展了經濟，迎來了唐開國以來的第一次繁榮景象——貞觀之治。唐太宗李世民是一位傑出的政治家，他隨父親李淵高舉起義大旗，立下赫赫戰功，發動"玄武門之變"後，成為唐開國以來的第二位皇帝，在位期間兢兢業業，迎來了唐代的第一次盛世。

面對此時的經濟發展狀況，唐太宗李世民採取了輕徭薄賦，勸課農桑等安定百姓與發展經濟的措施，不僅僅穩定了農業生產，同時促進了工商業與手工業在唐代的發展，使得唐代經濟得以恢復與發展。據《新唐書》卷五十一《食貨一》記載道：

"唐之始時，授人以口分、世業田，而取之以租、庸、調之法，其用之也有節。蓋其畜兵以府衛之制，故兵雖多而無所損；設官有常員之數，故官不濫而易祿。雖不及三代之盛時，然亦可以為經常之法也。"

繼"貞觀之治"後，唐玄宗在位期間，唐代迎來了真正的全盛之音——開元盛世。杜甫在回憶盛唐景象時，寫下了《憶昔》（其二）這首讚頌盛唐時期社會鼎盛發展的詩歌。杜甫寫道：

憶昔開元全盛日，小邑猶藏萬家室。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倉廩俱豐實。九州道路無豺虎，遠行不勞吉日出。 (節選）

遙想開元盛世之時，小城市裡就有人家萬餘戶，農業豐收，糧食儲備十分充足，就連儲藏稻米的糧倉也是積篋盈藏。社會秩序安定，天下太平，路途上沒有盜寇，即使是出行遠方也不用挑選良辰吉日。手工業和商業發達，貿易往來的商賈車輛絡繹不絕。男耕女桑，各安其業，各得其所。宮中天子奏響祭祀天地的樂曲，社會一片祥和盛景。社會風氣良好，百姓之間關係融洽，數百餘年間，也沒有發生過天災人禍。國家繁榮昌盛，政治清明。

盛唐時期的繁榮景象給了人們一種追求自我、實現浪漫憧憬的理想與志向。在這個空前繁榮上升的社會歷史階段里，人們對於國家前途充滿了希望，建功立業與實現自身的理想抱負是詩人與士人的共同追求。在這樣一個樂觀又積極的社會環境中，對於自我價值的實現是及其的重要的。不僅僅是對於自身的自信，與之相隨的是人們對於國家的自信。

處於上升的歷史時期，在詩歌作品中，無論是對理想與前途的歌頌，還是對於社會現狀的謳歌與批評，亦或是對於人生失意的感慨與宣洩，都是來自於士人們對於實現自我價值的急切渴望。

家訓詩在盛唐時期的主要教育價值取向也是以為國家使命，實現自己的人生抱負與理想為主要內容的。盛唐時期著名的浪漫主義詩人李白的家訓詩便是受盛唐的社會發展所影響的。李白於天寶元年（742 年）自魯東入京時所作的《南陵別兒童入京》：

呼童烹雞酌白酒，兒女嬉笑牽人衣…遊說萬乘苦不早，著鞭跨馬涉遠道。會稽愚婦輕買臣，余亦辭家西入秦。仰天大笑出門去，我輩豈是蓬蒿人。（節選）

這首《南陵別兒童入京》就是兼具浪漫主義與自信之心相結合的家訓詩。白酒新熟、黃雞正肥，描繪的正是天寶年間尋常人家的安逸生活，"仰天大笑出門去，我輩豈是蓬蒿人"，描寫的是李白對於自我能力的自信以及對於即將來臨的仕途生活的希冀。

李白極具自信與傲骨，有著赤誠的愛國之心，同時也喜愛自由，有著浪漫不羈的性格，不受世俗的偏見。李白青年時期有著儒家"濟蒼生，安社稷"的理想抱負，愛國之心強烈。李白在寫給外甥們的家訓詩中就顯現出了李白的愛國之情與浪漫主義的完美結合。

李白作《送外甥鄭灌從軍》，勸誡弟弟與外甥要馳騁疆場，為國使命。李白在詩中寫道：

六博爭雄好彩來，金盤一擲萬人開。（節選）

李白將從軍的機會比喻為"好彩頭"，是眾人都想要的機會，並告誡外甥要珍惜這一機會，為保衛國家盡一份自己的力量。我們可以看出盛唐時期的詩人似乎有著不同以往的浪漫情懷與自信，這與盛唐時期的社會生活富庶安穩有著極大的關係，浪漫的比喻與愛國主義的教育價值取向在盛唐詩人李白的家訓詩里得到了完美的融合。

田園詩人孟浩然也是盛唐時期唐詩發展重要的代表人物之一。安定富庶的社會環境給了田園詩人能夠醉身於山水隱居于田園的物質條件，給了詩人崇高的精神境界。孟浩然在詩作《送莫甥兼諸昆弟從韓司馬入西軍》中寫道：

坐棄三牲養，行觀八陣形。（節選）

孟浩然意在教誡外甥與弟弟們要放棄平時的富裕生活，開始關注軍事之需的布陣之法。古時"三牲"是指"牛、羊、豕"，是祭祀的時候用的，有時也會指"豬、魚、雞"，是平時生活中所食之物，可見盛唐時期的百姓生活質量是非常高的。

唐代社會的安定環境給了唐人以足夠穩定的社會保障，讓唐人可以無後顧之憂的去為國家使命，為國家盡忠。正是這樣的安詳盛世才給了使人們信心去教誡家族晚輩要捨身為國，要實現自己的人生抱負與理想。

二、"身外充征賦"——安史之亂後經濟的衰落

唐朝初期，實行均田制和租庸調製，農民的生產積極性與農業發展均得到了相當程度的提升。《新唐書》卷五十一《食貨一》記載道：

"自天寶以來，大盜屢起，方鎮數叛，兵革之興，累世不息，而用度之數，不能節矣。加以驕君昏主，奸吏邪臣，取濟一時，屢更其制，而經常之法，蕩然盡矣。"

天寶十四年十一月，"安史之亂"爆發，並由此揭開了大唐帝國由盛轉衰的序幕，是唐朝發展史上的重大轉折點。"安史之亂"後，社會經濟遭到嚴重破壞，加之藩鎮割據愈演愈烈，百姓生活民不聊生，使得政府逐漸失去了對於戶口與田畝的有效控制力。土地兼并與軍需，更是加重了百姓的生活負擔，中唐以後的社會矛盾變得愈發尖銳。

大曆十四年，楊炎上書唐德宗，建議改革賦稅制度，實行兩稅法。通過改革，朝廷稅收明顯增加，財政得到好轉，但是不久就弊端叢生。各地開始增加稅收額度，過度折錢納物形成了錢重物輕的經濟狀況。中唐時期著名詩人白居易在《秦中吟十首，重賦》中就曾寫道：

生民理布帛，所求活一身。身外充征賦，上以奉君親。國家定兩稅，本意在愛人。厥初防其淫，明敕內外臣。稅外加一物，皆以枉法論。奈何歲月久，貪吏得因循。（節選）

絹布未能織成成品，繰絲未能帶來盈利，里胥逼迫百姓納稅，連巡邏的任務都不再進行，幼者衣不蔽體，老者濕寒落魄，就是對當時社會狀況的真實寫照。

本是作為好意的兩稅法改革，實際上卻成為了百姓生活中最沉重的負擔。 在嚴重的社會矛盾下，盛唐時期富有理想與朝氣的浪漫主義情懷開始讓位於受現實沉重打擊的社會生活體驗，期待建功立業與實現理想抱負的偉大志向開始讓位於對國計民生的感慨與憂患。

尖銳的社會矛盾和社會危機都在深刻地影響著詩人們的創作，這一時期詩歌的社會功能開始發生變化，家訓詩的教育主題以及教育價值取向也有著明顯的轉變。

對於社會現實的感慨讓中唐以後家訓詩的教育主題與價值取向變得更加豐富。既有著對國家未來的期望也有著希望家族晚輩能夠明哲保身，遠離社會動亂的出世取向。元稹在《遣病十首》中寫道：

傳語少年兒，杯盤莫迴避。憶初頭始白，晝夜驚一縷。漸及鬢與須，多來不能數。壯年等閒過，過壯年已五。……寄言嬌小弟，莫作官家官。燕巢官舍內，我爾俱為客。歲晚我獨留，秋深爾安適。（節選）

元稹這首家訓詩與其摯友白居易所作的家訓詩有著極大的相似之處。作者在自己年老多病之時，作詩告誡家族小兒不需刻意迴避酒桌禮儀等，少年要有少年的意氣風發。"寄言嬌小弟，莫作官家官"，詩人藉此句詩文寄言家中晚輩，做官不要太過貪圖，你我皆是過客，不要太過貪圖名利富貴。

中唐後的朋黨之爭與官宦勾結讓家訓詩的價值取向由積極入世的觀念轉變為了明哲保身的價值取向，自保與中隱成為了中唐、晚唐時期家訓詩的又一重要的教育價值取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