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影迷們而言，這是影史上非常重要的一天。今天，是義大利電影大師費德里科·費里尼的100周年誕辰。關於費里尼導演的文章，我們已然寫過太多；今年的這場紀念，我們決定從兩個有趣的訪談開始。
訪談之一，是關於大衛·林奇導演對費里尼及羅馬電影城5號攝影棚的追憶。有意思的是，今天正好也是大衛·林奇導演的生日。用林奇的話說，他們有一種對抽象的共同熱愛。
訪談之二，是1966年《花花公子》雜誌對費里尼導演做的獨家訪問。那一年，費里尼剛剛拍完他人生中的第八部長片《朱麗葉與魔鬼》。該片被後世稱為「背叛三部曲」的最後一部，而前兩部是《甜蜜的生活》與《八部半》。
與此同時，我們也要特別安利一下豆瓣推出的【費里尼「馬戲團」徽章】，只要你看完豆瓣列出的19部費里尼電影，就能獲得這枚徽章哦！畢竟，真正用心去看費里尼的電影，才是對這位殿堂級大師最好的紀念！
大衛·林奇追憶費里尼
記者：《八部半》里你最喜歡的場景是什麼？
林奇：我就是喜歡沉浸在這部電影中。我喜歡它的感覺，喜歡費里尼對電影和生活的看法。這是無法用語言表達的美好事物之一。這是他創造的世界，對我和許多人來說，它是獨一無二的、強大的、美麗的。
記者：你覺得自己和費里尼有什麼共同之處？
林奇：我們的生日是一樣的。我認為我們有一種對抽象的共同熱愛。在我看來，電影是一種美麗的語言，既可以講述美麗的抽象，也可以講述具體的事物。
記者：那你的馬塞洛·馬斯楚安尼又是誰？
林奇：我還不知道，但我見過馬塞洛。他曾經給我講過很多故事，其中一個是，他和母親同床共寢直到35歲；他是媽媽心目中永遠的孩子。不過我想他是在開玩笑，誰知道呢。我是在晚宴上遇到他的，第二天他派司機來接我，把我載到電影城。
我在那裡和費里尼度過了一整天，他當時在拍《訪談錄》。我就在旁邊靜靜地坐了一整天，看他幹活，看他玩得很開心。拍電影就應該是這樣的。我們時不時聊上幾句。他在跟一個胸部像足球一樣大的女孩休息時，還帶我去外面吃午飯。
記者：後來有再見費里尼嗎？
林奇：我在93年又見了他一次。某個周五晚上，他在醫院，我與幾年前在電影城認識的托尼諾·格拉一起去的。不過只有一小撮人可以進去看他。費里尼坐在輪椅上，面前有張小桌子。我坐在他面前握著他的手，他對我說，他對電影的現狀感到難過。他過去常常在外面喝咖啡，學生們每天早上都會過來和他談論電影，然而這幾年越來越少了，他們都不再談論電影。兩天後，他陷入昏迷，兩周後就去世了。
記者：如果讓你在羅馬拍任何你想拍的東西，你會拍什麼？
林奇：到目前為止我都是根據自己的想法進行。所以如果我想去羅馬取景，馬上就會去找那個地方。不過目前我還沒有這麼想，只是喜歡去那兒呆著。靈感永遠不可預測。但我確實喜歡羅馬松，它們是最美的樹。
記者：如果費里尼今天還活著，你會對他說什麼？
林奇：我想看你的下一部電影。
《花花公子》專訪費里尼
花花公子：你的朋友老說你喜歡吹牛，甚至有說你是「一個強勢的、強迫性的完美主義說謊者」。你對此有何回應？
費里尼：至少他說我是完美的。任何一個像我這樣活在想像世界中的人，都必定付出巨大的努力。我承認，正因為如此，在很多人眼中我看起來很不可靠的。因為我只能以自己的方式去敘述，可能這樣的方式他們難以接受吧。
花花公子：但有人指責你在講述的同時，甚至會肆無忌憚地歪曲事實。有一位朋友說，你曾告訴過他，四個不同版本的初戀故事，這又是為什麼？
費里尼：為什麼不可以呢？她值得更多的版本。人比真相更有價值，即使在他們眼裡，她並沒有那麼好。如果從這個定義上就說我是騙子，那麼我的回答是，讓一個講故事的人給故事塗色、延展、升華，都是必不可少的，這取決於藝術家對故事的定位。我的電影跟我的生活就應該是同步的。
花花公子：這就是你對自己的看法嗎？難道你僅僅只是一個講故事的人，而不是像人們所描述的那樣，你是一個魔術師、道德家、諷刺作者或者馬戲團長？
費里尼：那些聽起來都是很不錯的職業，但就我而言，我只是個講故事的人，而電影恰好是我的媒介。我喜歡它，是因為它在運動中重新創造了生命，提煉了生命。對我來說，它更接近於生命本身的奇蹟，甚至超越繪畫、音樂或者文學。它不僅僅是一種藝術形式，更是一種新的生命形式，有自己的節奏、視角和觸覺，這就是我講故事的方式。
花花公子：很多評論家認為，你講故事的技巧獨一無二。但他們有時會對你電影里的主題有異議，這會影響到你嗎？
費里尼：評論家一定要理解我的電影嗎？難道公眾喜歡它們這還遠遠不夠嗎？
花花公子：那你的電影是以娛樂為主，還是以哲學為主？
費里尼：我不關心人氣，光談哲學是沒有意義的；哲學概念只是讓你進入狀態的手段。許多偉大的作品沒有這個預設前提也都能做得非常好。像帕斯卡爾的《思想錄》最初是為了證明上帝的不存在，結果卻做了相反的事情。像《甜蜜的生活》，我的原意是展示羅馬的靈魂，一種民族精神；但後來就變成醜聞報導，一個社會的側寫。它不一定是羅馬的，它也可以是曼谷的，或者地球上任意一個城市。我甚至還想著把它變成蛾摩拉或索多瑪，一次痛苦而絕望的旅行，一份關於人類的記錄。
花花公子：但是如果我們把自己局限在創作衝動上，那又怎麼能找到你電影創作的共同主題呢？
費里尼：我的工作只能證明我在生活中的那些追求，這是我始終尋找的一面鏡子。
花花公子：尋找什麼？
費里尼：尋找自由。在這方面，我認為，我的電影在內容和風格上並沒有割裂。從頭到尾，我都在努力解放自己，從過去中解脫，從孩提時代中解脫。這就是我所尋找的，只不過是通過不同的人物和不斷變化的影像。
花花公子：為什麼想逃離過去？
費里尼：我從小就背負著無意義的包袱，現在想擺脫這些。想把自己從這些毫無價值的概念中解脫，這樣我就可以回到童貞的人格，真正意義上的自我重生。人只有這樣才不會迷失在始終感到格格不入的集體中，集體首先是由每個個體而產生。
無論我在哪裡，我眼中看到的年輕人都是成群結隊地行動，像魚群一樣。我年輕的時候可不是這樣，每個人都有自己的方向。我們現在是否正慢慢變成蟻群一樣的集體分工社會呢？這是我最害怕的事情之一。我討厭集體。人的偉大和高尚在於其獨立性。他如何從集體中掙脫，是他自己的個人問題，也是他的個人奮鬥。這就是我的電影想要描述的。
花花公子：可以用你的作品中舉一個真實的例子嗎？
費里尼：《八部半》，社會的準則讓圭多在童年時充滿挫敗感，將他囚禁在時間的監獄裡。從孩提時代起，我們中便有許多人就受到了類似的教育。然後，在成長過程中，我們發現自己陷入到意識的衝突，是因為我們從小被教育理想的生活是什麼，人要追求真善美，社會倫理應該是怎麼樣的。
這些都是將社會準則神化的過程，只會阻礙一個正常人的自身成長，而且可能會摧毀他。肯定有不少人親身經歷過類似的事。人生中總有那麼一刻，你會發現在家裡、在學校或在教堂聽到的話根本不是真的。你會發現它束縛了真實的自我、真實的本能和真實的成長。這種撕裂製造了一場必須解決的衝突。
在所有形式的精神崩塌中，都存在著理想主義和現實真相之間的撕扯。這一切都源自於希臘人，當時他們信奉著古典形態對於「至美至善」標準。不符合這種審美標準的男人會被排斥、邊緣化。再接下來是基督教，它確立了一種倫理美。這對人類本身的要求就更高了，因為這等於是有兩重要求，既要像希臘神化人物那樣俊美，也得像天主教徒那樣聖潔。在這樣的準則下不可避免的，大部分人都是又丑又髒的，活在屈辱中。人不愛你，神也不愛你，就這樣脫離了生命。
花花公子：那今天呢？
費里尼：同樣的倫理和美學標準仍然盛行，很多人反抗過，但始終無法逃脫。事實上，這並不難，不夠俊美不夠高尚那有什麼關係呢，畢竟現實並不是永遠都處於完美的狀態。但是，只有當人們領悟到生活中的基本事實時，這種自我接納才會真正發生。唯一真實的存在只有你自己，真正的自我，它會隨著年齡不斷疊加，但它不應該被過度的道德、完美或是無意義的謊言、神話和幻想所束縛，然而很不幸，所有這些都在人類的童年時代被強行剝離了。
花花公子：一旦把自己從過去中解放出來，又會怎麼樣呢？
費里尼：那麼你就可以自由地活在當下，而不是懦弱地逃向過去，或是做一些虛無縹緲的未來之夢。
花花公子：以什麼方式走向未來？
費里尼：我的意思是，必須停止把自己投射到未來，就好像未來是可計劃的、可預見的，事實並非如此。未來是存在於現實之外並超越現實的一個維度。我們必須學會理性地坦率地處理事情的本質，而不是帶著過度的期望或畏懼去面對。未來已經在這裡，活在當下。簡而言之，醒醒吧，好好活著！
花花公子：您影片中的主角們，通常在結尾會坦然地接受自己和生活的本來面目。但有的評論認為，他們的覺醒只不過是另外一種形式的、對人類宿命的聽天由命。
費里尼：不！不！不是宿命論的聽天由命，而是對生活的坦然接受，對生活熱愛的新生。圭多在《八部半》中並不是一次失敗。相反，這是勝利者的回歸。當他最終意識到永遠無法解決自身問題、只能與之共處的時候，他明白了生活本身就是不斷地反駁。這是一種令人振奮的復甦，一種深刻的宗教式的回歸。「我有信仰，」他說，「我將受到上蒼的安排，我到死也不能不願不會去理解它的安排。在經歷生命之旅的喜與痛上我無能為力，只能用所有的精力、熱情還有愛，接受它的本來面目，而不指望得到一個任何解釋。」圭多最終能與自己和平相處，自由接受自我，這才是《八部半》應有的最正向結局。
花花公子：《朱麗葉與魔鬼》中是不是也有同樣寓意？
費里尼：本質上說，是的，只是帶著另一層更深的含義。帶有更頹廢的底調，以超現實的方式講述。朱麗葉觸及了人類心理中的神話，因此，它的形象是寓言式的。但它處理了一個深刻的人類現實：婚姻制度，以及婚姻制度中個體解放的需求。這是對義大利現代女性的側寫，生活在現代社會，但卻是宗教教義和古老傳統的畸形產物。當她長大後發現，這種過於完美的願望沒有實現，她既不能面對也不能理解，於是逃進了一個由記憶和神話共同組成的個人幻想世界。無論她做什麼，都受到她童年烙印和未來期待的雙重影響，在幻覺中重現了童年，而未來則在離奇的幻想中變得栩栩如生。
對她來說，現實只存在於電視的虛妄中。當她終於被一個冷酷的現實從這些幻覺中喚醒，丈夫準備拋棄她時；這種恐懼反而成為人生的轉機，迫使她尋找自己，找到屬於自我的身份。讓她意識到所有的恐懼，包括周遭的幻影，都是自己創造的怪物，被畸形的教育和嚴苛的宗教催生的怪物。她甚至意識到這些魔鬼都是冥冥中必然存在的，值得感恩的存在。當她真正意識這一點，她不再害怕和憎恨它們。
花花公子：這對我們來說有什麼特別的意義嗎？
費里尼：一個教訓，所有人都必須吸取的教訓，就像朱麗葉所做的那樣：婚姻要想生存下去，那就請以初心對待。它是你還想努力的東西，它沒有公式可以計算，也不是從外部衍生的東西，就像一個禁忌，既然打破不了為什麼不承認呢？婚姻制度需要被重新審視。我們生活中有太多無意義的意識形態，而現代人需要更豐富的人際關係。
花花公子：哪種關係？
費里尼：婚外情和婚前。人類根本不是一夫一妻制的動物。婚姻是暴政，是對人類天性的一種侵犯。另一方面，女人傾向於圍繞著一個男人創造一個世界。而現代人的悲劇是，他需要更為多元的個人關係；然而在現代社會中，他被迫進入單一的交配模式。如果沒有這種桎梏，他的生活可能會更有趣，可能會發展成更高層次的人生。
花花公子：你的想法怎麼與天主教會的教義完全相反。你難道不是天主教徒嗎？
費里尼：在義大利，異教徒在各種方面都很難生存下去。就像海里的生物怎麼能夠用肺呼吸呢？對於一個從小出生在義大利的人來說，兒時就呼吸在天主教的空氣里。義大利人生的孩子，在義大利度過童年，在嬰兒時期進入教會，領聖餐、受洗，他能不是天主教徒嗎？！儘管如此，我還是非常欽佩那些公開宣稱自己是異教徒的人，很難想像這會在義大利發生。但是義大利人遲早要重新審視自己，以確定什麼程度上的信仰才是真正的天主教徒，或者非天主教徒。
花花公子：你在《八部半》中對天主教神職人員的諷刺，讓不少人將你定義為異教徒，你怎麼看？
費里尼：愛怎麼說就怎麼說。我認為自己虔誠地信奉宗教，因為我接受生活的無限奧秘，帶著喜悅和好奇看待它們，這是信教還是反宗教呢？當我以一種爭論不休的方式談論宗教扭曲孩子們的世界觀時，我說的是宗教里不人道的、僵化的意識形態。圭多在《八部半》中的天主教導師是可怕而無情的，這跟教皇教廷都沒有任何關係。如果一種錯誤的宗教教育造成了個體一生的罪過和禁錮。那麼我會認為，這不僅有必要認識錯誤，還必須根除。
花花公子：你會不會把所謂的女性道德雙重標準，包括在教會助長的惡習當中呢？
費里尼：當然是啊。特別是對天主教徒來說，女性要麼被神聖化，要麼被肉慾化，要麼是美德、母性、聖潔的化身，要麼是邪惡、淫蕩、惡毒的化身。要麼把她打扮成一個完美的白雪公主，要麼讓她變成淫穢、惡毒的老巫婆。這真是無稽之談，我們根本不了解女人。甚至認為女人形象只是男人體內分化出來的黑暗一面，談論女性意味著談論男人內心最黑暗的部分，未開發的部分，最神秘的部分。
世人相信人類一開始是一個完整的雌雄同體，又或者非男非女，像天使一樣。後來出現了分裂，上帝從亞當的身體取出那根肋骨，變成夏娃。所以男人終其一生就是與他的另一半重聚，找到適合他的女人。從這個定義上來說，女人就只是男人的一個投影。一個男人只有讓他的女人自由了，他才能變得完整或自由。這是他的責任，不是她的。一個男人只有平等地將他的女人當做性和生活的伴侶對待，而非性慾發泄工具，他才有可能獲得生命的自由。
花花公子：你在《三艷嬉春》中，讓安妮塔·艾克伯格打扮得這樣美艷，可不可以認為不是在滿足男人的性幻象，而是一種崇拜形式的情色女神形象？這是你想要的嗎？
費里尼：是的啊。當然，在每個虎視眈眈的男人眼裡，你很難說沒有色慾。她是一個有血有肉的人，是展現女性性慾的誇張形象，這種形象釋放著男性壓抑的性慾。我想用比喻的方式展示人類被禁錮的慾望，最終如何衝破束縛，成長為活生生的性愛幻想，占據其創造者，並最終吞噬他的。
花花公子：那麼，我們能不能得出這樣的結論，你現在是不是隨著越來越開放的性自由而變得更受歡迎呢？這種在電影、夜總會、雜誌日益常見的裸露，難道是一種健康的趨勢？
費里尼：這一切都是好的，因為它揭開了神秘的面紗，性的神秘使它變得扭曲。想想看，在監獄裡的男人看來，女人會是什麼樣子的，想想看，女人將身體某個部分展示在這樣的男人面前，那該是多噁心的場面。出獄後他還得帶著這種畸形的幻覺回到女孩身邊。如饑似渴地重新探索女性的身體，這種慾望才能平息，女性神話再次復萌。
花花公子：那你認同一個全裸的女人會失去她的神秘感嗎？
費里尼：這只是從視覺上不再神秘而已。因為女人代表著人類隱藏的另一半，代表著出生時就註定了的結合，代表了人類最神秘的情慾的融合。很明顯，她永遠擁有深不可測的秘密，即使肉眼看不見。所以我看不出有什麼理由把她藏起來。
花花公子：你電影中的女性，似乎比男性更有活力，為什麼？
費里尼：我發現我片中的女性形象，比如安妮塔·艾克伯格和桑德拉·米洛，創作起來都更令人興奮，可能是因為女性比男性更吸引人，更難以捉摸，更性感，更刺激。
花花公子：是什麼啟發了你起用安妮塔飾演《甜蜜的生活》中那個性感女神呢？
費里尼：她的形象填補了我腦海中想像的每個細節，就這麼簡單，跟她之前的表演無關。
花花公子：你是如何通過這個角色把她變成性感女神的？
費里尼：我只是為她塑造一個完美的角色來激發她的潛能，也有可能是第一次調動起她的全部官能感受。我沒有使用什麼神秘的方法，對待她和對待其他演員都是一樣的。
當我找到了腦中設計的角色的真實人物時，我接下來要做的就是讓他們放鬆下來，解開他們的束縛，讓他們忘記技術，把他們帶到一個想哭就哭、想笑就笑的環境中。換句話說，我是盡力把他們的天賦引出來。如果成功的話，那我得到的就是他們最自然發自心底的反應。每個人都帶著不可改變的天然，這是最真實、最珍貴和最獨特的。
安妮塔或桑德拉·米洛的天賦與其他人沒什麼不同。如果環境氛圍都匹配，那麼任何人都可以自然地表達出喜悅、悲傷、仇恨等等一切。我從不想強迫某人進入一個不屬於Ta的角色，或者去限制他。相反，我會嘗試讓他根據角色補充塑造。正因為如此，我認為我的電影人物最後都是很立體，而且令人滿意的。
花花公子：大多數演員都是被訓練出來，去虛構，去扮演。但是你說你想讓他們描繪自己的角色，這不覺得衝突嗎？
費里尼：不完全是。一旦他們習慣了向內而非向外的想法，大多數人會發現這更自然，這使他們能夠給自己帶來更多的可塑性。當然，對演員而言，其實只有自身性格的一部分是和角色契合的，我會要求他不要完全放飛自己，只選擇性展示自己。
其實即便演員和角色本身有很高的契合度，他也不會簡單地扮演他自己。完全的自我暴露是很危險的，而且也有可能偏離角色設定。相反，我會要求他一層又一層展示，直到最後與角色彼此之間水乳交融。
演員和角色之間肯定存在一種戲劇性的錯位，但他自身的能動性必須要探索。演員表演的節制對角色塑造而言很重要。有個很好的例子是馬斯楚安尼在《八部半》中的演繹，他對這個角色有著很深的認同，但還是非常小心地去處理角色。
花花公子：你跟馬斯楚安尼的私交也很好是嗎 ?
費里尼：像孿生兄弟一樣。儘管我們很少在工作以外的時間見面，但關係非常好，看著他就像面前立著一面鏡子一樣，很不可思議。這是我們友誼的紐帶，他也很有人情味。我在他身上感受到一種熱情、純真的氣質。我也很欽佩他的專業精神。他是個很有天賦的演員。
花花公子：你和其他演員也有比較深的交往嗎？
費里尼：很少，雖然我通常都很喜歡我的演員，因為他們是我的木偶，是我幻想的產物。我會認為他們是世界上最好的。
花花公子：你的妻子瑪西娜主演過幾部你的電影，這種關係會讓合作更容易還是更難？
費里尼：兩者皆有。工作上她基本上是最理想的女演員：耐心、溫順、聽話、嚴肅、不難纏。但我對她會比對其他演員更不耐煩，更易怒。通常來說，朱麗葉塔是我們合作電影時首先就會想到的角色，然後其他角色才慢慢成形，但基本都是圍繞在「她」周圍的。所以當我發火的時候，我就想說，「朱麗葉塔！你的角色是第一個誕生的，其他人都在你之後。你在我心目中的時間比其他人長得多，你為什麼不快一點成熟呢？「我知道這不公平，但就是忍不住。但我確實喜歡和她工作。
花花公子：你認為她是個好演員嗎？
費里尼：太好了。就算她不是我的妻子，我也會對她感興趣的。例如，她的模仿能力，以及那張可以表達快樂或悲傷的小圓臉，都是如此令人心碎的單純。那個小小的身影，既溫柔又細膩，使我著迷得不得了。她的類型對我來說是具體化的，甚至是風格化的。作為一名演員，她代表了一種特殊的類型，非常特殊的一種人性。
花花公子：那作為妻子呢？
費里尼：那就太多可說的了。我會儘量客觀一點，但這並不容易。我們在一起這麼久了。前幾天在片場，我們慶祝了我們的二十一周年紀念日。21年好像也不是很久，還有很多東西有待探索。剛剛說到哪兒了？
花花公子：以妻子的身份討論朱麗葉塔。
費里尼：還能有這樣一個溫柔的妻子，深情的，永遠知冷知熱。我們在拍外景時，她問我的襪子是不是濕了。你知道女人是什麼樣的。但她不僅是我的妻子，也是激勵我的人。多年來，她已經成為我的興奮劑，成為某種感情、情緒、行為的象徵。我們在一起的生活，既有悲傷也有歡樂，有淚水也有歡笑，這給了我工作帶來很多素材和靈感。
花花公子：她有什麼實際的創造性貢獻嗎？
費里尼：某種意義上，她提供了陽光和雨水，溫暖和澆灌了我播種的種子，最終發芽的土壤，偶爾會開花結果，成為電影。
花花公子：為了繼續你的想像，種子是從哪裡來的？
費里尼：我不知道，不知怎的想法就冒出來了，像胚胎一樣在心中停留幾周、幾月、幾年，直到最終形成胎兒，一個模糊的形態。然後試探性地，著手劇本出稿。
花花公子：你說過，在這個階段，看潛在角色的照片，可以刺激創作。為什麼？
費里尼：對我來說，這是一種儀式感，一種習慣，一種心理調理。當我開始拍攝時，我會在無數試鏡中看成千上萬演員，保留他們的照片，去尋找適合創作的角色的面孔。
花花公子：很多人都說，你開始拍攝時，除了劇本大綱，其餘的電影部分都像是直接從腦中跳出來似的，邊走邊即興編排場景和對白，這種說法是否屬實？
費里尼：如果我會為了藝術和經濟而自殺，那將是一個美麗而壯觀的方式。但我沒有，我到片場時一般手裡會拿著劇本，雖然沒什麼意義。對於害怕即興表演的演員，或是渴望心裡安慰的製片人來說，電影劇本就像奶嘴一樣讓他們有安全感。重要的是，我一般對作品有非常明晰的定位，清楚作品的走向，甚至在鏡頭移動前就已經心中有數。當然，我也會努力保持鏡頭的靈活性，在必要時進行修改，而不是盲目地堅持最初的預設。導演工作有時候就是必須適應現實情況，隨時做調整，從這種意義上看，我不是即興發揮，而是靈活適應。
花花公子：完成一部電影後的心情如何？會擔心變得陳腐，或者遭遇所謂的創作瓶頸嗎？
費里尼：真是個奇怪的問題。對我來說，電影從來不會突然結束，電影是會留下回聲，留下痕跡的，我可以感受得到。即使拍完了，後期做完了，它依舊在我身邊，我還聽得見，感覺得到。當我感覺它的氣息完全消散後，這又是另一種氛圍。就像春天的到來，新的電影又開始成形，還有新的人物和故事。
你看，我沒有經歷過空窗期吧。自我開始擔任導演以來，一直如此，同樣漫長而美好的一天。如果要問我如何處理職業無能，不用多說，《八部半》解答了這個問題。但我覺得創作空白的日子離我遠著呢。當它發生的時候，我希望自己能有足夠的謙虛和理智去適應。同時，我仍然充滿了創作熱情。
花花公子：你幾乎不去看電影是真的嗎？哪怕是自己的電影？
費里尼：非常正確。正如我所說，當完成一部電影，我會立即被下一部電影迷住。另外，我想活在現在，而不是徘徊在過去。至於別人的電影，我很少去看。我寧願去工作也不願看。
花花公子：你肯定看過幾部同時代電影人的作品吧？
費里尼：會看一些留個基本印象。
花花公子：看過黑澤明的電影嗎？
費里尼：只看過《七武士》，但我認為他是作者導演們的榜樣，我對他講故事的方式有一種兄弟般的親切感。
花花公子：英格瑪·伯格曼怎麼樣？
費里尼：我對他和他的作品懷有深深的欽佩之情，儘管我沒有看完他全部的電影。首先，他是位藝術大師。其次，他能夠使事物變得神秘、引人入勝、豐富多彩，有時甚至令人產生厭惡感。正因如此，他有權談論其他人，也有權被其他人傾聽。就像中世紀時期的吟遊詩人那樣，他可以坐在房間中央，通過講故事、唱歌、彈吉他、讀詩、耍把戲等等方式，來吸引著觀眾。他有吸引人注意力的特殊才華。即使不同意他的觀點，也會喜歡他說話的方式，他看待世界的方式如此別具一格，是我見過的最完整的電影創作者之一。
花花公子：安東尼奧尼？
費里尼：我對他的尊敬從未改變。他狂熱的正直感，永遠拒絕妥協。安東尼奧尼的職業生涯開局非常艱難。他的電影多年來始終沒被大眾接受，如果換一個不那麼堅定的人肯定會退縮妥協。但安東尼奧尼繼續走他孤獨的創作之路，做自己該做的事情，直到被世人尊為偉大的電影大師。他是一個清楚自我表達的藝術家，這一點非常重要。
花花公子：特呂弗呢？
費里尼：很抱歉，我從未看過他的作品。
花花公子：德西卡呢？
費里尼：非常偉大的成就，是調教演員的大師。他是新現實主義時代之源起，非常棒的導演，幾乎是不可企及的人，在戰後電影史上居於非常特殊的重要地位。
花花公子：有些評論家將您的作品與新現實主義學派的作品相提並論。你認同這種比較嗎？
費里尼：的確是。但我的作品是60年代的新現實主義，與40年代的新現實主義截然不同。當時我們當中的許多同行都懷有偉大的理想，但最終在社會辯論中四分五裂。然而，那時的新現實主義已將電影製作提升到一定的藝術水平，將電影創作者從電影工業流水線上解放出來。早期新現實主義的偉大之處在於賦予電影藝術自由，我們終於能像其他藝術創作者一樣，用鋼筆在電影中自由地表達自己。
花花公子：自從《甜蜜的生活》大獲成功後，你都快被美國的電影邀約淹沒了。你覺得如果成為一名好萊塢電影人，還能自由地表達自己嗎？
費里尼：可能不會，但我很想試一試。很想在那裡拍一部電影，講述我訪問美國時激發出的想像力。但是，即便我有明確的想法，實際操作起來，將想法變成影像應該還是有困難，我可能會感到困惑。
花花公子：為什麼？
費里尼：在義大利所有一切都輕車熟路，我知道如何處理演員，如何定裝，如何讓他們在我創造的環境中融入角色，知道我想讓他們表達什麼，因為我知道我在說什麼。即使加了台詞的臨時演員，她也有充分理由出現在片中，她可以賦予那一句台詞和出現在螢幕上那幾秒鐘的真實性。但是我無法想像在陌生的國度能完成這些。
例如，我不知道波士頓計程車司機周日下午在家會穿什麼，不知道布朗克斯藥店的收銀員面對男性侮辱時會如何反應。我會迷失的，因為拍電影這件事兒，至少在我看來，需要絕對的掌握，完全控制一切和每個人。包括女明星的內褲、男主角的鬍子、火柴放在桌上的方式，這是一個真實而又深刻的現實問題。這就是為什麼作家必須堅持從小滋養自己的寫作語言，這給他留下了文化積澱和風俗習慣。所以你看，在其他地方拍攝的想法對我來說是不現實的。
花花公子：合適的價格會讓你改變主意嗎？
費里尼：我對錢不感興趣。當然有錢是很有用的，也很好，但我不痴迷於金錢，哪怕窮的時候也一樣。我18歲第一次來到羅馬時，在一家報社工作，有時沒有錢吃午飯。但我更想要的是食物，而不是錢。此時此刻我身上也沒帶錢，我身上一向身無分文。也許正因如此，我才能賺到錢，錢都是湧向那些不討好它的人的。
花花公子：對你來說，名聲也是如此嗎？你對此也無動於衷？
費里尼：是的，只是它不那麼容易被忽視。它甚至侵入到一個人的私人時間。雖然我已經設法從公眾的關注中隔離出個人空間，但隱私還是常被侵入，特別是在《八部半》之後。我去美國的時候，還以為可以享受被美女們包圍的幸福。誰知道他們天天給我打電話，甚至在酒店走廊等我。我跟他們說什麼都沒有，沒有創作的答案，但他們還是不信。我是導演，不是預言家或心理醫生。我要說的話在作品中已經說完了。
花花公子：你對自己有信心嗎？
費里尼：不是我自誇，但比起以前，已經不那麼情緒化，平和多了。雖然在這個過程中會失去掉一些創作的力量。但可以感覺到一種深刻而真實的宗教，在體內誕生。我的生活相當的幸運，可能是過於樂觀，所以沒有經歷過什麼悲傷或痛苦。
花花公子：你害怕變老嗎？
費里尼：沒有，可能是出於同樣的原因。
花花公子：那死亡呢？
費里尼：死亡是一個很神奇的東西，與現實的物質世界完全不同，所以很難談論它。我們不知道這是什麼，所以會被一種模糊的恐懼抓住。像一塊傳奇的大陸，有人說它存在，有人說它不存在，有人說它美好，也有人說它可怕。有人說那個世界比這個世界好，也有人說沒有什麼比活著更重要，死亡只是一種沉默和遺忘。但還是面對現實吧，這個國度是存在的，我們遲早都會去往那裡。
花花公子：你害怕嗎？
費里尼：是的。不是。我不知道。一個人在擁有生命的同時也擁有了死亡，我會懷著強烈的好奇心，但不害怕。人不應該帶著希望接近生命，因為希望往往是恐懼的另一面。我們需要的是信念，而不是希望。你必須感覺到一切都是神聖的。我不理解一個藝術家為什麼要將生活描繪成貧瘠、荒蕪的、孤獨的和被遺棄的，什麼都沒法留下。如果你否認一切，那麼你就是否定了藝術本身，那麼為什麼要創造它呢？
花花公子：那麼，信仰和好奇心是你幸福的秘方嗎？
費里尼：我會說是充實的人生。幸福僅僅是不幸福之前一種暫時的幻覺，反之亦然。但這都是狂歡的一部分，不是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