趙匡胤所立「誓碑」說了啥

sir1001 發佈 2020-05-22T10:37:45+00:00

關於這塊神秘之碑,以南宋陸遊《避暑漫抄》記述最為詳備。陸遊的這一記載在《宋史·曹勛傳》以及南宋史學家李心傳《建炎以來系年要錄》中都有佐證。

文/朱岩

關於這塊神秘之碑,以南宋陸遊《避暑漫抄》記述最為詳備。其大意是:宋太祖趙匡胤即位第三年,秘密鐫刻了一塊石碑立在太廟寢殿的一個夾室。歷代皇帝都嚴守這個秘密,其他人一概不知。直至靖康之亂爆發,金軍攻破開封,人們才看到了這塊神秘之碑。碑上刻有三行誓詞:一是柴氏家人不管犯有多大的罪行,都不能處以死刑。二是優厚文人士大夫,不得對其進行殺戮。三是強調前兩條之必須遵守,否則會遭到老天報應。

陸遊的這一記載在《宋史·曹勛傳》以及南宋史學家李心傳《建炎以來系年要錄》中都有佐證。明末學者王夫之《宋論》也有相關記載,不過第三條誓詞不同,為「不加農田之賦」。因為按陸遊的說法,原先第三條等於無意義的重複,而後面這個不過是未證實的說法而已,所以我們姑且先確認兩條。

關於第一條誓詞,宋太祖為何要保全柴氏子孫呢?趙匡胤對自己從孤兒寡母(後周皇帝周世宗柴榮去世後,他7 歲的兒子柴宗訓繼位)手中奪了天下,取而代之一事,總有些愧疚之情。何況柴榮對他恩重如山、情同兄弟。於是趙匡胤就立了誓碑,立下祖訓。雖說奪了人家天下,但若能優厚其子孫,也算他寬緩不苛,感恩回報。這樣無論於公於私都可說得過去了。

史籍又有記載:「陳橋兵變」後,趙匡胤回師汴京,六宮迎拜之時,趙匡胤看見由奴僕看護的兩個兒童,就問是誰家的兒子。奴僕回答說是周世宗的兩個兒子——紀王和蘄王。當時,趙普、潘美都在他身旁,趙匡胤便問他們怎麼處理這二子。趙普說:「應該除去,以免後患。」唯獨潘美在後以手摳掐殿柱,低頭不語。趙匡胤曰:「你認為不可嗎?」潘美回答說:「臣豈敢以為不可。我與陛下曾同為周世宗之臣,勸陛下殺之,是負世宗;勸陛下不殺,陛下必定懷疑我。」趙匡胤點頭讚許,說:「我接人之位,再要殺人之子,我不忍心。」趙匡胤當即將周世宗子其一判給潘美為養子,後不再過問。

關於第二條誓詞,趙匡胤為何又要求優待文人而不擅殺呢?只因趙匡胤是行伍出身,他以自己的親身體會感知,武將掌管兵權絕不是什麼好事,因而他對武人深懷戒心。他認為要想天下太平安定,就不能讓武人有太高的地位權力。這是宋王朝高調重文輕武的根本原因。

由於趙匡胤立國之初就注意興學、尊儒,主張「宰相須用讀書人」,「以儒臣知州事」 ,「朕欲武臣盡讀書,以通治道」,加之誓碑文字將其儀式化,所以其倡導被後代君王奉為祖宗家法,「三百年待士大夫不薄」。而宋代文人入仕後的「狂者」心態,與皇帝的鼓勵直接相關。清初王夫之云:「自太祖勒不殺士大夫之誓以韶子孫,終宋之世,文臣無歐刀之辟。」

這種大大有別於漢、唐、明、清等朝相對開明的政治, 宋太祖實開其端。據司馬光《涑水紀聞》卷一記載:趙匡胤經常在皇宮的後花園用彈子打鳥玩,有天有位大臣稱有急事請見。不料此人對趙匡胤上奏的卻是一般事情,趙匡胤一看此人敗了他的大興, 於是勃然大怒,責問他為什麼為這點事來打攪,對方回答說:「只因陛下您總是急著打鳥,公事卻擱在一邊,我要提醒提醒。」這一來趙匡胤更是怒不可遏,操起手裡的柱斧(鎮紙類的器物)對他臉上打過去,把他的兩個門牙都打掉了。那人卻不慌不忙地拾起牙齒收在懷裡。見此狀趙匡胤又大罵道:「你收起這牙齒,為的是以後告我的狀?」那人說:「身為臣子怎能告陛下的狀?史官自然會把此事記載到史書里的。」聽到這種直爽的諫言,趙匡胤居然大為喜悅,還賞賜給此人金帛。

如此鼓勵直言,遂代有諍臣直士。以上事例說明朝臣與皇帝議政時勇於直諫的情形和對皇室的監督。宋代皇帝允許中書、樞密、尚書三省長官對聖旨提出非議。中書省官員在起草皇帝命令時的首要責任就是權衡詔命當否,若「事有失當及除授非其人,則論奏封還詞」,也就是退回詔命,請重新考慮。這在君權時代並不常見。熙寧二年(1069),蘇軾《上神宗皇帝書》云:「歷觀秦漢以及五代,諫諍而死,蓋數百人。而自建隆以來,未嘗罪一言者。縱有薄責,旋即超升。許以風聞,而無長官,風采所系,不問尊卑。言及乘輿,則天子改容;事關廊廟,則宰相待罪 。」

宋朝文人若因直諫而得罪皇帝或權臣, 雖被貶謫,卻無死罪,反而還能獲得剛正不阿、忠直敢諫的美譽,一有機會就可能重獲升遷。宋代許多名臣都有這種經歷。范仲淹被貶四年後,章獻太后去世,宋仁宗親政,范即被召回拜右司諫。後來仁宗欲廢郭皇后,不許大臣勸諫。范卻率台諫十臣伏闕叩門大呼不可,於是立即被貶。此事「駭動中外」。富弼上疏說「仲淹所諫大愜億萬人之心」,批評宋仁宗「逐忠臣」 。兩年後(景祐二年),宋仁宗再次起用范。呂夷簡(978—1044, 北宋政治家)畏其直言,命他執掌開封府,欲以繁務困之,使他無暇他顧,但他還是奮不顧身地干預朝政。

最明顯的是,趙匡胤在一次設宴招待群臣時,翰林學士王著喝醉了酒思念後周故主,當眾大哭起來。群臣大驚,都為他捏一把汗。趙匡胤卻毫不怪罪,命人將他攙扶出去。第二天,有人上奏說王著當眾大哭,思念周世宗,這事非同小可,應當嚴懲。趙匡胤卻說:「他喝醉了說出這話情有可原。在世宗時,我和他同朝為臣,熟悉他的脾氣。他一介書生哭哭故主,可以理解。也不會出什麼大問題,讓他去吧。」這件事也反映出趙匡胤的襟懷大度。正是在趙匡胤影響下,北宋以其鮮明的文人政治特色而登上文治盛世的頂峰。

宋朝在軍事上的業績乏善可陳,特別是對武將不予信任,甚至還長時間限制其權利直至對功臣加以迫害、殺戮,但北宋時期可以說是君主專制史上最開明的一個王朝,宋太祖誓碑可以說有其一定的歷史價值。中國乃至世界範圍內逐漸發展成熟的文官制度,也是受其啟發而得以形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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