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源：法律先生。
這是華東政法大學一棟非常有名的樓。
這座110多年前的樓叫格致樓，他的歷史其實比華政本身的歷史更悠久。
在華政之前，這個地方有一所傳奇的大學，傳奇到什麼程度呢？
榮毅仁、林語堂、張愛玲、貝聿銘、周有光、顧維鈞、吳宓等等，甚至，還有國際法院院長史久鏞、民國著名律師江一平；
就連香港電影的教父鄒文懷，以及當過民國政府總統的嚴家淦都畢業於這個學校。
這就是被成為東方的哈佛大學：上海聖約翰大學。
當你徜徉在華政的校園裡，看著這棟古老的小樓，追憶往昔，會不會有一些感慨：
為何崛起，為何又突然消失，甚至如今很少有人記得這個名字？
上海灘的洋大學
（聖約翰大學正門）
19世紀70年代末，美國聖公會來到上海創辦了聖約翰書院。
但是真正讓聖約翰大放異彩的是卜舫濟（Francis Lister Hawks Pott，1864—1947）。
1888年，美國傳教士卜舫濟到中國的第2年，就擔任校長。在他任下，校園面積擴大了三倍，課程從中學升級到大學，還成為當時全國學科齊備的大學之一。
卜舫濟首先推行的就是語言，在他的帶領下，英文成為聖約翰的絕對主流語言。
一周七天，有六天都是全英文授課，學生們的日常交流全是英文。
漢語拼音創始人周有光在回憶錄里也寫道：一進學校，好像到了外國，連公告都是全英文。
從聖約翰出來的學子，其英文水平已經達到美國土著的標準。也就不難理解，當時處於外交弱項的中國，聖約翰學子會成為外交部首選了。
（卜舫濟）
除了語言，體育也是卜舫濟重點推行的科目。
他在校內開設了網球、足球、划船等多項體育運動。
中國歷史上第一支足球隊就誕生在聖約翰，當時學生們的頭上還梳著辮子，這支足球隊也被稱為「聖約翰辮子軍」。
（聖約翰足球隊）
1905年，卜舫濟在華盛頓註冊，聖約翰書院也正式成為聖約翰大學。
經過他的努力，哈佛大學、密西根大學等知名大學都同意接收聖約翰的學生，甚至耶魯大學還同意免試招收。
這在當時的國內教育環境中，是絕無僅有的。正是因為這樣的努力，才會有無數多厲害的民國人物，從聖約翰大學走出來。
可以這樣說，卜舫濟幾乎靠一己之力，讓一個上海灘的小學堂躋身於世界名校之列。
而且這個人還非常有趣，喜歡和學生交朋友，沒事就在家裡招呼學生來吃飯、喝茶、聊天，甚至點唱歌曲。
林語堂曾在自己的自傳里深情回憶：
我這對於西方文明之基本態度不是由書籍所教的，
卻是由聖約翰的校長卜舫濟博士和其他幾個較優的教授而得；
他們都是真君子。
但卜舫濟一心想做好大學，而不是做大大學，按照他的話講：
我們必須不讓我們的學校和大學發展過大，
以致犧牲對學生的個人影響這個重要因素。
我們的目標是辦較小的學校或大學，
但要保證質量。這將會像發酵一樣，
可對整個中國社會施加更大的影響，
這要比學生人數多、擁擠的學校好得多。
聖約翰出來的法律人
（聖約翰成績單，圖源：阿涼博客）
從聖約翰出來，從事法律的人非常多。
比如民國外交第一人顧維鈞，他後來在哥倫比亞大學修法律，回來後是憲法起草委員會的成員。
顧維鈞後來還擔任海牙國際法庭法官、國際法院副院長。
他在國際法院的繼任者，也是從聖約翰出來的史久鏞，後來還做了國際法院的院長。
有意思的是，史久鏞從聖約翰出來後，也是去往哥倫比亞大學繼續攻讀法律。（這也許跟卜校長也是從哥倫比亞大學畢業有關吧）。
從1980年起，史久鏞擔任外交部法律顧問，在眾多國際會議與組織中，擔任過中國政府的法律代表或顧問。
比如，當年與英國政府關於香港回歸的談判，他都居功甚偉。
在談判的過程中，如何處理回歸後香港與《關稅和貿易總協定》的關係，成為了一個重要的法律問題，史久鏞準確預判，提出了重要意見和建議。
1993年，史久鏞走向國際，成為國際法院一名法官，10年後，他當選國際法院院長，是首位中國籍國際法院院長。
聖約翰大學的消亡
（孤島時期的上海）
百年前的中國，有十餘家教會學校，它們獨立於國內教育體系之外。
無論是北洋政府時期還是南京政府時期，政府都曾要求收回學校的教育權。
當時的社會環境，對這些外來的教會學校，充滿了敵視。
而聖約翰大學，更因其全英文教學，被抨擊為「帝國主義思想的侵略」。
1937年7月抗戰全面爆發，同年11月上海「淪陷」。
時任聖約翰副校長的沈嗣良，給哲學家傅統先寫的信中，他提到，聖約翰曾遷至公共租界的大陸商場辦學長達兩年之久。
當時的上海局勢動盪，高壓的政權，以及暗殺事件層出不窮；食物匱乏、物價日益上漲；難民潮也越發嚴峻，普通百姓的生活困苦不堪。
由於戰爭的緣故，來自美國聖公會的經費支持完全被切斷，學校運營只能全部寄希望於學費和校友捐助。
1940年在日占期間的上海，迫於嚴峻的形勢，聖約翰被迫做出了停辦的決定。
二年後，聖約翰大學艱難複課。由沈嗣良擔任校長，這是聖約翰歷史上第一位華人校長。
1949年後，華東軍政委員會教育部成立，上海各高校移至該部管理。
1952年，聖約翰大學撤銷，其中的院系併入復旦、同濟、華東政法等上海多所高校。
從此，聖約翰大學消失，而現在上海的多所名校，都留下了她的殘影。
歷史的變遷，也在這兩種不同的畢業證上
1966年以後，聖約翰的學生更是被視為「眼中釘，肉中刺」。
在反帝國主義的浪潮下，聖約翰已經被社會自發認定為「帝國主義的黑學校」。
從聖約翰畢業的人，再也不能驕傲地說自己來自哪裡，甚至還需要燒毀自己的文憑來保護自己。
最後一任正式校長
從聖約翰的創立、興盛到消亡，歷經了5任校長。不算代理校長的話，涂羽卿算是最後一任正式校長。
在一個時局動盪的年代，成為一所教會學校的校長，可能不是一件好事。
1948年，美國駐中國大使司徒雷登策動滬寧一批基督教代表團去見蔣介石，試圖勸蔣放棄鎮壓，接受和平。涂羽卿是該代表團的成員之一。
1949年在面臨艱難決策的時候，他放棄出國的機會，留下來建設祖國。
1951年底，「三反五反」運動開始，涂羽卿成為重點打擊和批鬥的對象。
和帝國主義分子有「不可告人「的關係，親美、崇美超政治和普世教會的「錯誤思想」......這些都是人們安在涂羽卿身上的「罪名「。
從1966年到1972年，涂羽卿不斷地受到隔離、審查、清理、關押，兩度因為不堪受辱，而試圖自殺。
在監獄裡經歷了3年苦難歲月的涂羽卿，出獄後身體江河日下。有一年春節，上海師範大學的代表來看他，留下了更冰冷的威脅：
至於你隔離時的情況，沒有必要對別人講。
被釋放的3年後，涂羽卿含恨而逝。
（塗繼正：我的父親涂羽卿——一個留美教育家的悲慘命運）
涂羽卿的逝世，不只是一個人的消亡。
他所代表的，是那所大學，那所崛起於上海灘的大學，在崛起、興盛之後，折服於時代的變遷，自己也慢慢消亡。
如今，當我們回望過去，不知道會有什麼樣的感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