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語：相信很多人一提起"清談"二字，都會對其嗤之以鼻。是的，在我們的印象中，清談二字往往是與空談、吃蛋、吹噓等詞所聯繫的，更近一步的是在多數人的眼中，清談誤國。正是由於清談的不良風氣造成了魏晉時期朝政腐敗，官員不做實事，社會風氣浮躁浮誇，進而導致中國大地上戰爭不斷，災禍連連。清談二字，由此看來著實不是個好詞。
但是事實果真是如此嗎？恐怕並不是這樣。魏晉時期，社會動盪不安，國內災難不斷，政權不斷更迭，民不聊生，確實是漢民族歷史上最為令人感慨的一段時期，但將誤國的罪名不分緣由就扣在了清談的頭上，不去細看清談背後所還含有的積極意義，實在是對清談最大的誤解。
清談的由來和其矛盾的爭端
我們往往都將清談與魏晉聯繫在一起，魏晉清談已然成為了誤國的代名詞，但事實上，中古時代的清談絕不僅僅限於魏晉時期，而是在東漢末年就早已開始。起初清談只是作為一種尚未流行起來的學術交流形式，但隨著時代的發展，在三國時期荀粲、傳瑕等人自己的實踐和推動下，清談的流行已經初見徵兆，隨著時間的流逝到魏正始年間則由王弼、何晏時期集於大成，至此，清談之風已經盛行，當時的社會上層主要由大量的門閥世家掌控，也正是由於背後有這些門閥家族的掌控，使得清談之風逐漸在社會上流行，為日後的文學藝術形式的轉變提供了不小的推力。由此展現出一幅自由解放、充滿智慧和熱情的時代畫卷。
但是當時的許多人包括當時的魏晉士人在內還是對剛剛興起的清談持有一種懷疑和否定的態度，認為清談所形成的虛浮之文風，使得整個社會瀰漫著一種虛榮浮躁的風氣，而清談之人大多處於朝中要職，崇尚虛榮，不顧理法，不理時政，必然會使朝廷統治岌岌可危，誤國誤民。這也就是清談第一次引發起普遍的懷疑，至此以後，爭論就從未停止。
清談的歷史印象
到了近代，即便是那些接受了很多西方知識的思想家們對於魏晉清談也持有一種反對態度，蔡元培則認為清談家的思想"至為淺薄無聊"，就連陳寅格先生也認為："清談誤國是西晉滅亡的原因之一......此風不到西晉最後滅亡，不能終止。"
清談誤國之說可以說成了一種風氣，無論是以前還是近代，都有不少思想家認為清談最終導致了誤國，但其實這是一個非常大的誤解。那麼清談是不是必定誤國呢？清談又是如何誤國的呢？這其中的緣由值得我們來細細的思考。我們可以站在當時的朝代，站在統治者的角度去思考一下這個問題的答案，如果清談當真對於社會，對於百姓，對於國家造成了不可饒恕，乃至不可逆轉的大錯，統治者們為何還會任由其發展和推行。
所以說直接的判定誤國的全部責任都在清談的身上，這是並不可取的。 我們都知道一個國家的衰亡會受到政治、經濟、文化等多重因素的制約，清談雖然在一定程度上導致一部分人將不理時政的思維方式帶入朝政，使得朝廷缺乏一種集權觀念，渙散動搖了國家的統治。但影響並不等於決定。再以魏晉清談家代表竹林七賢為例，他們本身就不是朝中之人，對政治的態度不積極也不足為奇，作為隱逸之士，本身就不負有政治上的責任，所以即使大行清談之道，也不至誤國，與清談相比，經濟因素才是導致西晉亡國主要根源。
魏晉戰亂紛爭的真正緣由
就清談在魏晉時期的發展狀況來看，只有在西晉的後期，才出現了由門閥大家組成的清談名士掌權的局面，同時期的其他國家，基本上是不存在完全談天說地的清談家參政的狀況。像東晉時期的謝安、王導等人，雖然他們的清談水平非常之高，但是這二人又是中國歷史上有名的政治家，在國家的政治事務的決斷上非常出名，這樣的人才是斷斷不會因為學術討論和清談的原因而耽誤國家的大事，造成不可挽回的局面。
魏晉誤國的真正原因還得從一個國家的國之命脈處尋找原因，魏晉時期的經濟狀況恰恰就是我們不能忽略的一個重要節點。
漢魏之際興起了一種新型的經濟結構——莊園經濟。士族莊園主占有大量的土地，擁有許多依附農民，這些農民和土地為莊園主們提供大量的生產力與財富，使他們擁有雄厚的經濟基礎， 從而淡化了他們對於政治的熱忱，在某種程度上也促使他們形成隱逸遁世的理念。
這種看似沒有任何壞處的自給自足的經濟形勢構成了魏晉政權經濟基礎。但是這卻是一種典型的封建農奴經濟，莊園主占有大量田地與人力，卻不需要向國家承擔各種賦稅和徭役。相反，沒有土地的農民卻需要繳納大量的賦稅，經濟負擔沉重，加上地主的多層剝削，農民的生活日益艱難，貧富不均，社會階級矛盾日益加劇，這為日後農民的起義埋下了伏筆。
同時莊園經濟作為一個綜合經營的實體自給自足，使它帶有一種游離於社會之外的傾向性，這就造成了莊園主的思想上的獨立性，由此構成了有鮮明獨立性格的新興士族，特別是那些擁有大量私人武裝的田園，會以各種理由結社反抗皇權，但又會遭到皇權的鎮壓，由此爆發了漢末多次黨個之禍，使得朝綱廢弛，民不聊生。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築，有什麼樣的經濟基礎就有什麼樣的上層建築，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築的基本內容和性質。清談的本質決定其也要受到經濟基礎的制約，所以由此可知清談誤國實在是一種偏見。
清談帶來的文藝貢獻
在中古時代之前，中國普遍的文學藝術形式是有感而發，追求在生活中尋找自然和生命的真諦，自由農作的經濟體系註定是影響了當時的文藝領域，在普遍為生活發愁的年代，沒有人會關心真正的藝術形式，也沒有人會去追尋華麗的文學之美，有的只是對於生活法子內心的感慨和情感的釋放。而後隨著中央統治階級的需要和社會的進步，文藝形式逐漸成為政治的附屬品，在形式和性質上都有了質的轉換。
直到魏晉時期，清談的興起，魏晉時期的士人們對於清談這種完全脫離功利活動的文學藝術創作活動，由漢宣帝時期只能夠有肯定其存在的意義，發展到對其重要地位的強調。是我國文學作品從服務於政治、經濟的活動轉化為純粹藝術存在過程中的一大轉變，也是我國日後文學藝術真正走向民間大眾的一大助力。
但是，這並不表明，魏晉人就完全否定文學藝術的功利性，對於魏晉清談者來說，清談是能夠"求理中"的工具和技能,也是能夠表現自己高貴身份、高度文化素養和展示語言藝術才華的活動。
結束語：就清談的本質來說，它是為了適應當時士大夫及統治階級的需要而衍生出的一種新型文藝形式，在一開始它雖然與當時的政治文明息息相關。但是到了後來，隨著社會的需要和自身的進步，清談的形式逐漸發生轉變，不再是學術討論亦或是辯論，而是徹底的轉變成了門閥大家子弟口中的玄言，進而為自己招惹到了爭議。但是歸根究底，清談不是誤國的主要原因，它也確實為古代中國的文藝形式轉變做出了自己不可忽視的努力，此話雖然只是個人主見，但不免是其內在的最終本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