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希臘文明是西方思想和文明的源頭之一，因此格外引人注目。古希臘的民主政治也是其為人所矚目的特色之一。
很多人都認為，古典民主政治是古希臘獨有。其實，經過學者們研究的不斷深入，很多學者都認為，兩河流域的諸多文明同樣具有由軍事民主制傳襲而來的古典民主政治。中國還有學者認為，古代中國社會同樣具有城邦和早期民主政治，只不過數千年來有被誤讀的可能（參見《古代城邦史研究》，人民出版社）。
同樣要指出的是，古代希臘所說的民主政治是直接民主，幾乎為當時所有的智者所厭棄，被稱為暴民政治。而且，即使在當時的古希臘，採用這種直接民主政治的城邦也是少數派，只有雅典等少數城邦採用。另一方面，即使在斯巴達這樣的貴族主政的城邦，由古老傳統而來的民主也是有一席之地的，雖然不一定能起到決定性的作用。因此，所謂的民主政治也不是絕對的，就看你怎麼理解，需要分析在每一個政治實踐中民主行政所占的比重。
一、遙遠古代的影響
還是讓我們從最初的原始社會說起吧。
民主不是新東西，威權才是。
原始社會的隊群政治無疑是最為民主的，民主就是生活本身。（參見《蒙昧時代的民主》）
隨著剩餘物資的出現，社會分層，財富集中，權力集中。在社會發展早期，這種威權的出現自然而然，並沒有引起社會的反感。在公元前2000年左右，在克里特島上崛起了米諾斯文明。根據考古發現，米諾斯文明實施一種王宮政治。諸多房舍圍繞在一座宮殿周圍，宮殿與其他房舍在同一平面，沒有任何防備措施。
到了公元前1600年左右，希臘半島上崛起了邁錫尼文明。邁錫尼文明無疑承襲了米諾斯文明的衣缽，她不但繼承了米諾斯文明的線性文字，也繼承了米諾斯文明的王宮政治。但是與米諾斯的王宮政治不同，邁錫尼文明的王宮建立在山上，居高臨下地監視著周圍的田野，四周帶有圍牆。根據學者們研究，邁錫尼文明是一個高度威權的社會，王宮中的國王通過書吏控制著王國內的經濟生活，通過一些職業戰士親信來維繫自身的統治。在每個鄉村之中，有一個職名為「帕塞勒烏」的人從事行政工作，可以看作是鄉村的首長。
到了公元前1300年，邁錫尼文明逐漸衰落，希臘大地也隨之進入黑暗時代。根據考古發掘，在這一時期中，雄偉的宮殿被摧毀或是遺棄，文字消失，陶器只有簡單的幾何裝飾，居住點數量稀少，並且規模很小，不但國際貿易基本中斷，國內的廣泛聯繫也隨之消失，社會文化全面停滯。也就是說，當時希臘大地上的社會形態全面退回到了部落時代。學者們認為，部落時代的人們，已經學會了馴養家畜及種植植物。部落可以認為是游團（隊群）的大集合體，但是結合方式比集合更為複雜，存在一些泛部落團體，如氏族、年齡階團、秘密結社、戰爭團體和儀典團體等。人們之間的關係平等，缺乏正式的權威職位和權威等級。缺乏擔負責任的政府權力，誰都可以自行其事。
正是在這個基礎上，古代希臘開始重新發展。到了公元前8世紀，古希臘開始走出黑暗時代的泥沼。對外貿易開始緩慢恢復，希臘社會中流通的金屬變多；陶器上出現了成熟的幾何紋飾風格，公元前900年到公元前700年也被稱為幾何陶時代；聚落和人口的數量都開始增加；文字又一次出現，當然這時候已經不是線性文字了，而是由腓尼基文字轉變而來的古希臘文字。這些都說明，此時古希臘的文化發展更多是受到東方先進文明的影響，而對過去古老文化的記憶已經微乎其微。
社會上有了剩餘財富，社會分層、財富集中、權力集中又一次出現——貴族出現了。在黑暗時代末期，出現了一個叫巴塞勒斯的階層，也就是邁錫尼時代的「帕塞勒烏」，這個名詞後來演變為「國王」的意思。但是公元前8世紀的巴塞勒斯們還不是什麼國王，他們只是村落里的貴族。巴塞勒斯們和平民之間沒有統治和被統治的關係，在政治地位上是平等的，貴族的身份主要來自傳統（世襲）、財產和威望。在人類學上，有一種社會介於部落和酋邦之間，被稱為「大人」社會，黑暗時代之後的古希臘社會正好符合「大人」社會的特徵。巴塞勒斯們就是在村落中地位較高、但是又沒有法定特權的「大人」。著名的《荷馬史詩》於公元前8世紀開始被整理，她雖然以邁錫尼時代為背景，但是更多反映的是公元前8世紀前後的現實生活。在《荷馬史詩》中，雖然邁錫尼時代王權的架構依然存在，但是那些巴塞勒斯們不但忘記了邁錫尼時代嚴格的等級劃分，也忘記了那個製作阿伽門農金箔面具的時代有一個叫「瓦納卡」的最高統治者具有莫大的權力和威嚴，以至於視統帥阿伽門農的指令與要求如無物。阿伽門農也不視這些英雄為下屬，而是待之以朋友、處在同一層次的夥伴，經常與他們同桌共飲，平等相待。在《荷馬史詩》中，阿伽門農的形象也並不高大上，經常會醜態百出。公元前8世紀的詩人赫西俄德在他的《勞作與時令》中描繪了這些巴塞勒斯們的生活（參考），與《荷馬史詩》中的英雄們相映成趣。這些巴塞勒斯們努力在一個平等的社會中成為一個「大人」：他們英勇好鬥、精於技擊、裝備精良，他們努力使自己學識淵博、經驗豐富、善於辯論；他們慷慨好客、廣泛聯絡、視榮譽高於一切。為了達到這樣的效果，他們雖然不怎麼從事日常生產，卻要花費大量的時間進行訓練和交際，使自己變成「優秀的人」，通過交際和競爭（競賽或者戰爭）獲得榮譽，維繫自己貴族的身份。
有很多外國學者認為，邁錫尼時代的古老記憶，使得古希臘人民對於王權有著發自內心的抗拒，因此他們選擇了民主政治作為他們的政治體制。這完全是一種政治正確的說法。半個世紀的文字文化的中斷，邁錫尼時代的往事完全靠口口相傳，「沒文化」的古希臘人民怎麼可能記住500年前的事情。如果將現在的歷史往前推500年，中國尚處在大明王朝，西歐的大航海時代才剛剛開始，假如沒有文字，這些歷史很快就會走形。《荷馬史詩》敘述的內容就是最好的例證，《荷馬史詩》中的故事離真實的歷史差了十萬八千里，說明當時的人們早已經忘記了邁錫尼時代的現實（參見《史詩和史實——史詩能有多不靠譜》）。
因此，邁錫尼時代殘存的記憶對於古希臘民主制度的形成基本沒有影響。人們不是因為抗拒王權所以選擇了民主，而是因為身處部落時代的民主，視部落時代的民主為天然正義。
二、正常發展的進路
按照正常的劇本，古希臘文明應該在巴塞勒斯的基礎上形成酋邦國家，然後踏入文明社會。通過戰爭等手段不斷交流融合，最終在一定範圍內形成統一的中央集權的國家。可惜時代已經演進到公元前8世紀，已經沒有留給文明世界的後進者古希臘社會更多獨自前行的機會了。
公元前8世紀到公元前6世紀，是古代希臘社會大發展、大變革的時代。隨著海上貿易的恢復，遙遠東方的語言、文字、文學、科學、史學、建築、藝術等等等等先進文化如潮水一般的湧入古希臘，比部落時代先進那麼一點點、剛剛產生社會分層的古代希臘社會不免像打了激素一般飛速成長。在古希臘，此時還存在著數百個小城邦，生產關係十分原始。東方古老文化的傳入促使古希臘文明加速了力量整合。
按照正常劇本進行的演進還是發生了——社會分層、財富集中、權力集中。隨著社會經濟的緩慢恢復和東方文化的傳入，人口增加、經濟繁榮，新的土地被不斷開墾，小的聚落不斷整合形成城市，神廟和城牆拔地而起，人群在其中形成更大的共同群體——也就是所謂的城邦。貴族和平民兩個階層幾乎在所有城邦都出現了，這兩個階層不但在政治上而且在經濟上都產生了區隔，貴族不但在經濟上占據大量財富，而且在政治上攫取權力。在城邦中，貴族和平民的矛盾成為社會的主要矛盾。
斯巴達在經歷了一系列征戰之後在伯羅奔尼撒半島上建立了廣泛的統治。在公元前9世紀末，斯巴達發生了來庫古改革（參見《斯巴達人「優諾米亞」的興衰》）。來庫古改革以制度化的方式強化了公民間的平等地位，這意味著公民間的不平等已經引起了平民的不滿，社會出現了不穩定的狀況。這種不穩定具體是什麼，我們已經無從而知，雖然修希底德和希羅多德也曾經提到過這種不穩定。但是來庫古的改革本身就說明，是公民間的不平等催生了反方向的改革。
雅典留下的資料記錄則更加翔實一些。阿提卡地區在邁錫尼時代並沒有多少聚落存在，直到公元前800年到700年之間，由於大規模的人口遷徙，人口陡然增加，可供統計的墓葬的資料增加了6倍。在神話中，雅典城邦是忒修斯聯合的結果。事實也與神話類似，雖然未必是由忒修斯聯合，但是雅典的貴族的確是由一系列沒有聯繫的家族集團組成。此外，邁錫尼文明衰落後再泛希臘大地上的民族大遷徙，也對雅典人口的組成造成重大影響。相傳，邁錫尼時代伯羅奔尼撒半島上的強大國家派羅斯王族被多利亞人驅逐，流落到了雅典，其成員莫蘭多斯及其子科多魯斯甚至成為了第二王朝的奠基者，其子孫還組織了愛奧尼亞人的殖民活動。考古學對此也有證實。多種證據表明雅典是由多個部落聚合而成的城邦。
雅典似乎也曾經有過一段王制的時期（不是現代意義的「王」，應該是酋邦之「王」），王制大概於公元前8世紀末結束，隨之而起的是貴族家族統治（參見）。雅典的貴族成為一個排他性集團，他們不但擁有遠超一般平民的經濟實力，而且將行政職務和戰神山議事會（相對於議會）成員資格都掌握在自己的手中。與之相對的是一般平民，不但沒有政治權利，而且有相當一部分平民處在貧困狀態，貧富差距巨大。據記載，當時的雅典存在大量的「六一漢」，如果他們還不上債務，他們自身和妻子就會淪為奴隸，失去公民的資格。亞里士多德總結道：「借款是以人身為擔保，而土地則集中在少數所有者手裡。」可見，以民主著稱的雅典，在其進入文明社會之初，城邦內部的社會分化已經相當嚴重。貴族和平民之間不但在政治上而且在經濟上都形成了一條不可逾越的鴻溝，而財富和權力集中也不可避免的出現。當時雅典執行的德拉古法是代表貴族的法律，十分嚴苛，幾乎只有一種懲罰——那就是死刑，被時人稱為用血書寫的法律。透露了當時的雅典社會，貴族和平民間關係的緊張，以及社會的動盪。
三、「古老」傳統的影響
從原始的部落民主發展到君主專制，在任何文明都不是一帆風順的。在任何文明都經歷了漫長的過程後，原始部落民主的傳統和記憶才慢慢的消失。
在一首來自於古老泥板楔形文字的蘇美爾史詩《吉爾伽美什與阿伽》中，烏魯克國王在決定是否進行戰爭的問題上，先徵求了城邦中長老的意見，後又徵求了城邦中年輕人（應該是能夠服役的戰士）的意見，最終遵從了年輕人的意見，足見當時的民主政治對於君主權力的制約。此外，古巴比倫時期的長老會、亞述和巴比倫帝國時期的城市長老會和陪審團等等，都是民主政治在不同歷史階段的實踐。
古代中國也一樣。在《尚書-盤庚》中，記敘了商王盤庚打算遷都，不被民眾所認可，不得不反覆向民眾做工作的情況，絕無後世君主的威嚴。「盤庚學於民」；「其有眾咸造，勿褻在王庭，盤庚乃登進厥民」這樣親近民眾、耐心說服的詞句不絕於書。由於封建宗法制度的建立，有周一代等級劃分複雜而嚴格，君主的權威已經極高，但是在《左傳》和《國語》中，像「朝國人」、「朝眾」、「致眾」、「致民」這類召開全民大會，聽取意見或進行說服工作的記載仍然屢見不鮮。可見在邦國內部，很多事情還是要聽取「國人」、「眾」等平民階層的意見並獲得他們支持的。
古希臘人的城邦之內，原始氏族部落民主仍然具有強大的影響力。
古希臘人總是試圖把同一城邦的人想像成一個大家庭。亞里士多德在《政治學》中說：「一個大家庭和一個小城邦之間就沒有實質上的差異。」他在整個《政治學》中共有64次提到「家庭」，足見要將家庭關係擴展到城邦政治關係的意圖。亞里士多德分析：城邦由村莊組成，村莊由家庭組成，家庭是一個自然共同體，是同吃一塊麵包和共用一張飯桌的。古希臘人在潛意識裡總是試圖將公民關係轉化為帶有脈脈親情的兄弟關係。「公民必須意識到，他們從某種意義上講都是兄弟。沒有什麼比在同一張飯桌上分享同一個灶台里煮出的食物更能加強這種信念了。」（《希臘思想的起源》）
正因為所有城邦公民是一個大家庭，所以殺害一個社會同胞會在社會組織中引起同殺害自己親屬一樣的宗教憎恨和褻瀆神靈的恥辱。亞里士多德和普魯塔克都認為梭倫在雅典進行的改革中，法律上最成功的創新之一就是：梭倫給予每個人為任何一個受害者伸張正義和起訴非正義者的權利，即使他本人不是受害者。雅典並非單一村落或部落發展形成的城邦，而是幾個村落或部落集合而形成的城邦，還有相當一部分是由於多利亞人南下而遷徙至此的「外地人」。因此，雅典城邦公民間的血親關係並不明顯。然而，在亞里士多德和普魯塔克眼中，梭倫此舉無疑是將城邦公民間關係還原為原始氏族血親關係最好的舉措。斯巴達的來庫古改革也明顯體現了這種兄弟情，具有民眾化和平等化傾向。來庫古改革實行公共會食制度，從小一起訓練學習的制度，對於這種制度亞里士多德讚不絕口。
兄弟之情不過是借用曾經的氏族血親倫理意識形態，來規範新的社會現實。而隱藏在「兄弟之情」下面的、真正體現古老部落傳統影響的是「平等」，而非「血親」；是在政治和經濟上已經落於下風的平民們，要求重回古老部落時代政治和經濟完全平等的呼聲。在「兄弟之情」的血緣基礎上，城邦的公民們演化出了「同類人」或者「夥伴」這樣的概念。在一個城邦中，只有「同類人」才能友愛地結合在一起，形成一個共同體。亞里士多德如此盛讚斯巴達的制度：「他們的財物總有一部分用來供給朋友的需要，另一部分則供給該國公民公共福利的用途」。
斯巴達的來庫古改革無疑是「平等」回歸的範例，來庫古改革不但在政治上給予了平民們要求的平等，而且在經濟上分配份地，形成平等的經濟地位。籍此，斯巴達達成了「eunomia」（優良的秩序），斯巴達獲得了穩定。雖然在斯巴達，優良秩序更多地與說服、遠見和謹慎聯繫在一起，強調順從和服從，以及國家對公民個人的絕對強勢地位。平等並不體現在政治上，更多體現在經濟上。
一直以來，梭倫改革被認為奠定了雅典民主政治的基礎。但是考察梭倫的改革，並沒有堅持平等的原則。梭倫也是「eunomia」的信奉者，這在他的詩歌中有所反應。梭倫所追求的「eunomia」，是通過法律來實現的。在他接掌雅典政治之前，雅典的貴族和平民間的矛盾已經十分激化。梭倫作為沒落貴族出身的商人和學者，是當時各方都可以接受的人選，他「既未插手於富人們的不義，也沒有連累在窮人們的困苦之中」（《梭倫傳》），被各方寄予厚望。梭倫改革的要義：
一是以法律作為重整社會秩序的手段。他要求所有人，特別是執政官要宣誓遵守他所制定的憲法。法律頒布後，社會要按照法律來運行。其中設立陪審法庭一條，被認為是最具有民主性質的條文。因為任何人只要覺得官員們的決定不合理，就可以向陪審法庭申訴，由平民參與的陪審法庭成為超越法律的事務的最終決定者。
二是「使一切官職都和以往一樣掌握在富人手中」（《梭倫傳》），同時又要保障底層公民的權益。梭倫取消了債務，廢止債務奴役，避免了底層公民淪為奴隸的可能，保住了他們的公民權；同時，和以往一樣，將社會劃分為4個等級，高級官吏只能從前三個等級來選擇。占人口多數的第四等級，只享有最為基本的公民權：例如出席公民大會、參與審判等，高層次的職位和權力和他們是無緣的。
三是使得有錢的平民躋身於上流階層。過去戰神山議事會和執政官的資格都是貴族霸占著，現在在圈子之外的有錢人也可以參與進來了。
梭倫的改革既未滿足底層平民的要求——政治和經濟上的平等，又招致貴族的怨恨——取消了底層平民欠他們的債務，使他們受到重大損失，而且失去了政治上的特權。因此遭到來自兩方面的反對。以至於梭倫不堪壓力，在執政官的位置上只幹了一年便遠走他鄉。
梭倫之後執政的是雅典著名的僭主庇西特拉圖，他雖然是貴族，可是他依靠的階層卻是最為貧窮的平民，執行有利於農民的政策。他對農民實行低利息的國家貸款，把土地稅定為收穫量的十分之一或二十分之一；他設立農村巡迴法庭，便於農民就地訴訟；他還經常四處視察，解決僻遠山區農民提出的問題。庇西特拉圖大力發展工商業，建造大批商船與艦隊，又在赫勒斯滂海峽建立起殖民地，以控制黑海地區的貿易。他發行了流通 500年而不衰的「梟鳥幣」，整飭市場，架設輸水管道為城市提供穩定的水源供應，大興土木，系統地開採銀礦。庇西特拉圖還利用梭倫留下的憲法治理國家，甚至在被控告時，身為僭主的他竟然出席法庭進行辯論。足見在他統治時期，法律的地位之崇高。庇西特拉圖的政策打擊了貴族特權，可以說是雅典平民的保護神。但是庇西特拉圖的施政主要還是在經濟上維護平民的利益，努力改善平民的經濟收益；在政治上雖然執行力一些梭倫的政策，但是總的來講進展不大。但是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築，庇西特拉圖的專制很可能具有決定性意義，為後來雅典的民主政治打下了良好的經濟基礎和思想準備。
庇西特拉圖之後，雅典經歷了政爭。兩個貴族，伊薩哥拉斯和克里斯提尼爭奪雅典政治權力，克里斯提尼成為了失敗者。據信他在失敗之後，轉而尋求平民的支持，亞里士多德提到：「現在人民已經控制政體，克里斯提尼是他們的領袖。」克里斯提尼是人民經過鬥爭之後，返回雅典成為執政官的。一方面是克里斯提尼以平民的支持掌握權力，必然要付出對應的價碼；另一方面，在平民有了一定經濟基礎之後，在政治思想上有了更高的追求。在公元前6世紀的敘述中，「同類人」一詞直接指示其內核——「平等人」。最能體現當時的「平等」精神的即「isonomia」（伊索諾米亞），即平等的政治權利。這個詞最早出現在貴族統治中（參見《民主的起源》，埃倫貝戈），體現了貴族間的平等地位，同時也是對僭主政治之僭主獨大的政治理念的一種反駁。但是在公元前6世紀，發展成為平民要求政治權利的代名詞。克里斯提尼的改革也確實在政治上對貴族政治釜底抽薪，而對平民敞開了政治的大門。亞里士多德聲稱，經過克里斯提尼改革後的雅典政體「比梭倫政體要民主得多」，不過這種政體當時並不叫民主，而叫平等。「與『優良秩序（eunomia）』相反，現今存在的是『平等的秩序（isonomia）』，這個詞後來演變更為激進的『民主（demokratia）』。」（《早期希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