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顧中華民族幾千年文明史，可以發現人類同瘟疫的鬥爭從來就沒有停止過。據史料記載，中國歷史上經常是十年一大疫，三年一一小疫。雖然每次瘟疫都會奪走無數人的生命，但這並沒有給中華民族帶來毀滅性的災難，也沒有阻擋中華民族的繁衍昌盛。
當中國歷史步入14一-17世紀時明代成為瘟疫最嚴重的歷史時期。在明代，瘟疫常與其他自然災害同時爆發具有強烈的破壞性。
「大荒之歲，必有疾疫」瘟疫與多種災害並發，導致民眾大量死亡。據明朝實錄載:年(1408年)，江西、福建等地因瘟疫死亡78400餘人;永樂十一年(1413年)，浙江歸安等10580餘人:正統十年(1445年)，浙江紹興、寧波等地疫死34000餘人;景泰四年(1453年西建昌府疫死8000餘人，武昌、漢陽二府疫死10000餘人;正德六年(1511年),遼東疫死81人;萬曆三十年(1602年)，貴州因瘟疫「十室九死」; 崇禎年間,山西、陝西、河南、北京疫大流行，死者無數。
瘟疫具有突發性和劇烈性，一旦爆發，就導致人口大量死亡，屍骨遍野，哀鳴不絕，
崇禎是一個不錯的皇帝，勤政的皇帝，他雞鳴而起，夜分不寐，往往焦勞成疾，宮中從無宴樂之事。崇禎二十多歲頭髮已白，眼長魚尾紋。但是，就是這樣一個勤政的皇帝，明朝竟然滅亡了。臨死前，崇禎這樣 一句話，「雖朕薄德匪躬，上干天怒，致逆賊直逼京師，然皆諸臣誤朕也。」崇禎的這句話道破了明朝滅亡的原因，當然首因是以為內身邊大臣誤導，此外就是上干天怒，民間爆發了大瘟疫。
根據資料記載，從崇禎14年始，大名府瘟疫大行，人死十之五六，歲大凶。廣平府大飢疫，人相食。京師大疫，天津大疫。河南全省大疫，開封府陽武縣死者十九，滅絕者無數。榮陽，民死不隔戶，三月路無人行。山東青州，濟南，德州，泰安相繼發生大疫。安徽大疫，青蠅大如棗，鳳陽府，安慶府，廬州府相繼被瘟疫攻陷，死者最多的地方死亡人口達到90%，於是廬州府，就是現在的合肥一帶，民有絕戶，繁華大街如同靜夜，無人行走。
當時，熱門管這種病叫做死黑病，也就是現在人們俗稱的鼠疫。
為啥明末會大規模爆發鼠疫呢？其實原因很簡單。
明朝末年，進入小冰河期，天旱少雨，當一隻老鼠感染鼠疫菌後，由於體內出現高熱症狀，內臟開始潰爛出血。老鼠死時，它體內的大量鼠疫菌開始轉移到附件的其他老鼠身上，隨後從一個老鼠家庭向另外的老鼠家庭傳染，很快整個地區都感染了鼠疫菌。
與此同時，大旱造成糧食大幅度減產，國民體質嚴重下降，衛生條件極度惡化。慌不擇食的人們開始偷吃老鼠藏在洞裡的食物，吃成片死在路邊的老鼠，橫掃全國的鼠疫大爆發終於開始了。
瘟疫的應對從來不僅僅是簡單的醫療問題，更不是醫生就能解決的，應對大規模瘟疫需要國家力量的保證。楊念群教授回顧近代以來的防疫體制後指出：
清代的歷史已經證明，瘟疫控制的程度和時間長短往往與社會和政治應對策略的有效性成正比關係，而不完全取決於醫療對個體病患者的實際治癒水平。或者也可以說，不同的政治與社會組織的應對策略決定著防疫的成效和水平。
與明清以來國家在防疫事業的缺位相反，近現代中國開始努力建立起國家防疫體系。1911年東北地區鼠疫的爆發給中國防疫事業帶來了極大發展機遇，在防疫專家伍連德的指導下，東三省總督錫良動用官府力量，有效控制了東北鼠疫擴散，這也成為國家力量參與防疫事業的開始。而公共衛生體制在全國範圍內的建立則得益於1928年起國民政府前後三任衛生部部長——劉瑞恆、顏福慶、金寶善主導下近20年的努力，即使在抗日戰爭時期都未停止，全國範圍內的省、縣、鄉衛生系統初具規模。新中國成立後，中國公共衛生事業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更加全面、有效地推廣，成功推行了反「細菌戰」、愛國衛生運動等一系列全國性的衛生防疫活動，陸續消滅了鼠疫、真性霍亂、血吸蟲病和天花，創造了中國歷史乃至世界歷史的醫學奇蹟。
如此一正一反，足以證明大型群體性公共醫療衛生事業需要長效、大範圍的體制保障，而在中國除了國家力量很難做到。在推廣的過程中則必須警惕官僚主義作風的復辟，重視專家學者的意見，注意信息的通達，以避免信息壅塞和謠傳。在大疫當前的局勢下，我們更應該吸取歷史上的經驗和教訓，堅定必勝的決心。畢竟任何困難都難不倒英雄的中國人民。
但我們更應該記住的是，解決社會面對的共同問題時，最需要的不是太多自以為是的聰明人，恰恰需要一些不那麼「聰明的」人，一些敢於逆風而行的人，一些敢於勇挑重擔的人，一些敢於講出事實真相的人。
如果官員都能少想一些位子面子，多想一些百姓的疾苦;
如果商人都能少想一點發國難財，多一些為國為民的情懷;
如果醫學權威都能夠少一點教條，多一些救死扶傷的魄力……
我們有理由相信，在抵禦瘟疫的戰役中，我們一定能取得勝利!
送瘟神（其二）
毛澤東
春風楊柳萬千條，六億神州盡舜堯。
紅雨隨心翻作浪，青山著意化為橋。
天連五嶺銀鋤落，地動三河鐵臂搖。
借問瘟君欲何往，紙船明燭照天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