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讀：
在中國歷史上，飲酒素來為眾人所好。陶淵明的名句「平生不止酒，止酒情無喜」，即道出了飲酒有生情忘憂之效；《詩經》中有「以御賓客，且以酌醴」之句，則指迎接賓客應以美酒款待。就連遁入空門的某些僧人也被酒所吸引，稱之為「般若湯」。
故世人待客聚會時，酒水往往是必備之物，飲樂也就通常特指飲酒之樂。在宋朝優容官僚士大夫的時代背景下，當時無論是公務聚會，還是私人宴請，都免不了要以酒助興，官場酒風甚為盛行。
宋朝官場飲酒往往不止於宴席上的飲樂，杯觥交錯之間也常引發諸多問題，由此還能釀成大小政治風波。這些都構成了宋代官僚生活的一項側面內容，也為觀察宋朝時政提供了一扇窗口。
一、政界的飲樂之風
宋代時期，一方面因為傳統生活習慣習俗、禮儀活動以及人際交往的需要，另一方面隨著釀酒技藝、產量的提高與商業經濟的空前發展，都使得酒的消費量大增。而帝王與官僚階層，也藉此獲得了更佳的飲酒條件。因此，宋代政界的飲樂之風甚為突出，並成為其時代的一個鮮明印記。
1、君王好酒
宋朝帝王大都有好酒的習慣，這不僅在各種正式宴會上有所體現，並且也表現於日常生活之中，由此帶動了宮廷層面的飲樂之風。對此官私記載皆有不同程度的反映，如開國皇帝趙匡胤嗜酒，即位後仍長期保持這一嗜好，以至於時常飲酒過量。
他曾在某次酒後坦承：
「沈湎於酒，何以為人？朕或因宴會至醉，經宿未嘗不悔也。」 《續資治通鑑長編》
宋太祖在宴席上還往往親自勸酒，典型例證如：功臣大將王審琦素不能飲，某次侍宴中：
「太祖酒酣仰祝曰：『酒，天之美祿，審琦，朕布衣交也。方與朕共享富貴，何靳之不令飲邪？』祝畢，顧謂審簡曰：『天必賜卿酒量，試飲之，勿憚也。』審琦受詔，飲十杯無苦」 《宋史》
君王好酒，以至於「杯酒釋兵權」「後苑之宴」之類收兵權與削藩之舉，也都是在君臣「酒酣」之際達成。
而宋真宗不僅酒興濃，或許也是守成君主中最善飲者，宋真宗甚至在宴飲之日停止全天政務，如他曾在宴席中對臣僚表示：
「天下久無事，今日之樂，與卿等共之，宜盡醉，勿復辭。」 《宋史》
即便到晚年多病之時，宋仁宗依然無法節制。據歐陽修親眼所見：嘉祐八年（1063年）上元節晨，宋仁宗率臣僚出遊京城寺觀過程中，設宴暢飲，至黃昏才罷。隨之登樓觀燈，又繼續飲酒，直至酒過五巡才散席。宋仁宗雖因此身體不適，但次日晚仍出遊兩寺，再與近臣對飲，就此加重病情。不久，宋仁宗便病死宮中。由此可見，其死因與過量飲酒有關。
至於宋代其他的皇帝，貪杯者也不乏其人，由此染病者亦不少見。宋徽宗在位期間，其窮奢極欲的享樂即包含了醉生夢死的內容，已不必贅述。宋光宗即位之初，朝臣謝諤在所獻「十箴」書中，首先提到的便是節制宮廷宴飲活動。宋理宗嘉定七年（1214），朝官陳宓同樣上奏批評「宮中宴飲或至無節」。
更荒唐的是，傀儡君王宋度宗在位十年間，最突出的嗜好就是酒色，史稱「自為皇太子時，以好內聞。既立，耽於酒色」。從他35歲早死的結果來看，應該與過度縱慾與飲酒有關。
2、朝臣好酒
在宋代官僚士大夫的流行生活情趣中，飲樂是一項重要的內容，在這種飲樂風尚下，一些大臣遂以嗜酒、豪飲名聞朝野。
如一代名相寇準，就屬其中的突出代表。據可信的史料反映，寇準在各地任職期間，即使在異常緊張的澶淵之役期間，寇準仍每晚必飲：
「每夕與知制誥楊億痛飲，謳歌諧謔，喧譁達旦，上使人覘知之，喜曰：『得渠如此，吾復何憂乎！』時人比之謝安」。 《續資治通鑑長編》
這也許是一種安穩人心的韜略之舉，但卻藉助飲酒的方式發揮，不能不說是寇準嗜酒習慣使然。於是有關他豪飲的各種逸事傳聞流播甚廣，成為世人津津樂道的話題。
再如宋初的兩朝宰相薛居正，以酒量超眾出名，「飲酒至數斗不亂」。神宗朝宰相韓縝，平生亦以暢飲著稱，其酒量可敵數人。
宋代有些官宦對聚飲活動的喜好程度，還到了非通宵達旦不足以表達的地步。典型的例證如：北宋名士宋祁，素好飲樂，其家中宴席幾乎無日不有。據傳他曾在某日晚間宴請時，為了延長時間，竟在廳堂內懸掛重重帷幕，然後點燈開席。賓客只顧暢飲取樂，不覺夜晚漫長。等到撤去幕簾，已是次日白晝，於是宋府宴席被稱為「不曉天」。
二、飲酒引發的官場亂象
宋代官方的宴飲活動，可謂名目繁多，其中最常見的便是各級衙門的宴請，以及官宦士大夫間的聚會。在這些聚飲活動中，宋人有盡顯風流的一面，特別是乘興酬唱之際，創作了無數的名篇佳作。
不過，杯盞之間也常引發諸多亂象，由此構成朝野關注的時弊之一。宋朝歷史上，官場因飲酒引發的亂象可謂形形色色、層出不窮，輕者給當事者引來非議乃至禍端，大者則敗壞法紀秩序。
酒後失態，是宋代官場常見的現象，甚至連某些宰輔大臣也不能倖免。如宋太祖朝初期的翰林學士王著，一貫嗜酒，曾因酒後失態被貶。
「宿直禁中，被酒，發倒垂被面，夜扣滋德殿門求見。帝怒，發其醉宿倡家之過，黜為比部員外郎」 《宋史》
宋初另一位文臣郭忠恕醉酒後上朝，不僅喧鬧朝堂，還與御史台官吏發生衝突，結果遭到貶官。
「被酒與監察御史符昭文競於朝堂，御史彈奏，忠恕叱台吏奪其奏，毀之，坐貶為乾州司戶參軍」 《宋史》
從以上諸多事例可見，宋代官員酗酒後暴露的各種失態行為，成為敗壞官方形象的突出表現之一。
還有宋朝官僚飲酒過程中的不雅行為，主要反映在一如往昔的縱情聲色。
按照宋代官場流行的傳統，宴飲時大都有官妓或家姬陪伴助興，於是酒後常有放蕩行為發生。如北宋中葉，翰林學士楊繪被貶後某日，出家妓請客夜飲，府學教授胡師文酒後對楊府家妓肆意玩弄，令主人狼狽不堪。
「半醉，狎侮繪之家妓，無所不至。繪妻自屏後窺之，大以為恥，叱妓入，撻於屏後。師文離席排繪，使呼妓出，繪媿於其妻，遽欲徹席。師文狂怒，奮拳驅繪，賴眾客救之，幾至委頓」。 《東軒筆錄》
此事外傳後，楊繪引來極大非議，成為不自重的代表。
即使是外交場合，也經常出現的酒後失職行為。如皇祐三年（1051），宦官李希晟奉命迎接遼使時，與雄州判官左振在城內「宴飲無節」，即在接待遼使的宴會上縱酒無度，有失禮儀。兩人最終遭到追究，當地的文武長官也因此牽連被貶。
由上可見，宋代官場上飲酒亂象叢生，不僅助長了官員享樂之風，也對政務運行與法紀秩序帶來了直接破壞影響。
三、聚飲風波與仕宦之爭
宋朝一如歷代王朝，政壇存在或明或暗的不同派系，在他們結交的過程中，聚會飲酒常常是一種重要的媒介。而官宦之間交往的重要場合，也往往離不開酒席。不過，當酒桌承載著太多的政治因素後，有時就難免引發大小風波，或牽扯權力鬥爭，或波及人事糾紛。
南宋權臣當道時期，官員聚飲時稍不注意，就有可能捲入派系鬥爭的漩渦。如紹興十三年（1143），權中書舍人程敦厚已任職數年，多次希望轉正，也得到宰相秦檜的允諾。但當秦檜獲悉他屢次出入大將家門，韓世忠之妾周氏、陳氏，張俊之妾章氏、楊氏，受封郡夫人，程敦厚所寫詔書詞語「極其稱美」，遂引起秦檜的不滿。
某日，程氏參加韓世忠家宴，酒後竟將酒器懷揣回家。秦檜聞聽立即指使御史彈劾，揭露其「丑德穢行」，最終將程氏貶降為知縣。
根據秦檜當權期間肆意迫害異類的情況來看，捏造罪名司空見慣，此事應與猜忌朝臣結交將帥圈子有關，可能亦屬冤案，不過因宴飲惹火燒身的結局，大概無誤。
在宋代官場宴飲中，因派系權力鬥爭造成的風波通常背景複雜，其後續影響也非同一般。與此同時，原本純屬應酬交際性的場合，因杯盞中的偶然因素亦可造成不快的場面，最終導致關係失和與人際糾紛的後果。
宋代有關這方面的事例，以种放與王嗣宗之間的酒桌衝突最為著名。种放是宋真宗時期蜚聲海內的隱士，深得宋真宗的欣賞，官拜工部侍郎，往來於京師朝堂與終南山林之間，與達官貴人交遊甚廣。
不過，以後卻因一場飲酒風波導致其盛名敗落。據《宋史·王嗣宗傳》記載，王嗣宗知永興軍府，种放從開封返回終南山，王嗣宗特地到驛站以禮相迎。不料在隨後的設宴洗塵中，种放喝醉失禮，兩人遂爆發口角，
「放既醉，稍倨，嗣宗怒，以語譏放。放曰：『君以手搏得狀元耳，何足道也！』」
种放借酒揭對方之短，的確有所依據。王嗣宗當年在宋太祖朝參加殿試時，成績本與趙昌言不相上下，後因皇帝一句戲言，他便「搏趙昌言帽，擢首科」。王嗣宗以手博取狀元的往事，屬其最為忌諱之處。
這次酒場反目後，王嗣宗便上奏揭露种放及其家族在本地的種種劣跡：
「所部兼幷之家，侵漁眾民，凌暴孤寡，凡十餘族，而放為之首。放弟侄無賴，據林麓樵採，周回二百餘里，奪編甿厚利。」
不僅如此，奏疏的言辭還相當激烈，「極於詬辱，至目放為魑魅」。宋真宗正厚遇种放，只得令其徙居嵩陽迴避。
經歷這場風波後，种放聲名大損，從而失去了朝野推崇的地位。
四、官場酒風過盛的根源
兩宋時期，官場酒風過盛的問題，已為朝野所共睹，但此風依舊難以遏制。推究其因，除了以往歷代共性的因素外，宋朝統治集團對飲酒問題的態度，以及與此相關的制度規則，則是主要的時代根源。
首先，宋代帝王往往秉持放縱飲酒的態度，是官場酒風過盛的重要原因。
按照規制，官員上朝不得有失儀舉動，而飲酒過量後難免如此。宋代皇帝大都自身好酒，大概認為貪杯屬人之通病，因此對臣下飲酒多採取放縱的態度，甚至對他們酒後入朝舉止失當亦予以包容。
如在雍熙元年（984）的春季大宴上，宋太宗暢飲甚歡，
「以虛盞示群臣，宰相言飲酒過度，恐有失儀之責」，
但宋太宗卻主動對御史中丞滕中正表示：
「今君臣相遇，有失者勿彈劾也。」
接著又告之以冠冕堂皇的理由：
「朕樂在時平民安。」
由此可見，宋朝帝王不僅帶頭享樂宴飲，還常常寬縱臣僚酒後上朝失態，這便不難理解官場酒風之所以盛行。
其次，宋代士大夫熱衷飲樂風尚的態度，是官場酒風過盛的又一重要原因。其實，自古世人聚會飲酒，除了獲取自我陶醉的感受外，又往往看重其中的融通之效。在推杯換盞之間，不僅有助於釋放情緒，加深彼此信任，還能緩和矛盾，甚或化解僵局。故聚飲也是官場交際的重要方式。
因而，宋代官僚對飲酒大都保持積極的態度，視之為官場風尚，縱然因酒發生衝突、紛擾，但凡不涉及大的風波或矛盾鬥爭，通常也予以包容。
「東封，車駕在道，夜有堂吏，被酒忿爭，皆愴惶入白，公（王旦）臥不答。夜入對，上曰：「臣寮奏狀，千乘萬騎在外，可斬首以令眾。」公曰：「此正小人一時醉毆，若斬之，是禁人飲酒，令飲酒者皆懼。車駕在外，人情焉得安，已捕歸京府系治。」後府申覆，公曰：「若初輕斷，亦恐縱人，今霈大赦，可赦之矣。」
這段文獻提供的信息是：在君臣東封泰山途中，堂吏們夜晚酗酒鬥毆，驚擾到皇帝和眾臣。宋真宗詢問是否採納殺一儆百的提議，宰相王旦卻認為不過是一時醉酒過失，不足以問斬，更重要的是此舉意味著禁止飲酒，「令飲酒者皆懼」。最終，當事人暫時遭到關押，以後再被赦免。
由此可見，「禁人飲酒」不符合人之常情，當然不為宋代官場所接受。
宋朝各級、各地官署也存在大量的官方宴飲活動，包括接待往來官員和各種定期聚會等。各地公務宴飲應酬繁多，有時甚至令人應接不暇。
如蘇軾在杭州通判任內，疲於應付各方酒席，以至「不勝杯酌」，時人便稱杭州通判為「酒食地獄」。
更有甚者，在緊張的邊防前線也是如此，如景德元年（1004）九月，在遼軍大舉南攻前夕，宋真宗下詔給河北前線主帥王超及以下官員增加公用錢。
「詔給北面三路都部署王超公用錢滿萬緡，余並增給有差」
據隨後王超反映：
「日與知州、通判、軍職等會食，飲酒或至日旰，慮妨公務。請隔日一會食。」
顯然，就連軍事統帥都覺得每天與地方官、將校聚飲不妥，尤其是從中午拖至黃昏妨害公事，故建議將聚飲改為兩日一次。
不料，宋真宗竟批覆道：「軍中舊制，驟令改易，恐群議非允」責成王超遵循慣例。
由此極端例證可見，宋朝官場的宴飲活動已成為公務的必要環節，不便隨意停廢。南宋人遂指出：近人有認為州郡設宴不妥，是不懂祖宗優待官員本意。惟有發生貪污不法，才有必要痛加懲治。
在此附帶補充的是，宋朝官方還直接開辦酒樓，以滿足官僚的需求。如南宋臨安城有許多大型的官營酒樓，其中「太和樓」擁有包席數百間，這些官營酒樓大都豪華氣派，金銀酒器動輒千兩以上，並有陪客的官妓數十人，而對象主要是仕宦之流，被諷刺為「聊以粉飾太平耳」。
「席分珠履三千客，後列金釵十二行」
結語
歷史上，統治階層喜好飲樂本屬常態，但過度沉湎於酒則會帶來諸多危害，因酒荒政甚至足以禍國。故清醒的當政者通常會關注官場酒風，必要時還推行禁酒令。
如周公作《酒誥》，即在於告誡殷商酗酒亡國的教訓。宋朝對官場的飲酒活動也有不少限制，這不僅體現於官員在履行政務時禁止飲酒，對上朝因酒失態的朝官加以彈劾懲處，還反映在對科舉考生及軍人的相應禁令上。
如在宋神宗朝，國子司業朱服上奏要求：凡到京考試的舉人，如有包括酗酒行為在內的品行惡劣者，「委本監檢察聞奏，比附學規殿舉」，得到批准。宋代軍法則規定：
「以強凌弱、忿爭酗酒、喧悖惡罵，或搧惑恐嚇軍伍，及犯階級於理不順者，斬。」
然而，奉行實用主義的宋朝統治者，一貫傾向以懷柔手段籠絡上層，故在不危及自身統治與可控的前提下，視放縱飲樂為收買官僚集團的手段之一。
正如宋太祖在「杯酒釋兵權」中對功臣將帥所說：
「爾曹何不釋去兵權，出守大藩，擇便好田宅市之，為子孫立永遠不可動之業，多置歌兒舞女，日飲酒相歡以終其天年。」
因而，宋朝官場酒風盛行及其引發的問題始終存在，也就不足為奇。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