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敬之
康熙帝沖齡踐祚，經歷了被索尼、鰲拜等四內臣操控的輔政八年的滿人政治，於康熙八年扳倒鰲拜後，真正實現親政。
為了終結輔臣時代，少年老成的康熙帝，在此前名義上親政的前期，為即位之初被四輔臣定為犯有十四宗罪的先帝順治重新定位，為之建造一座偌大的「孝陵神功聖德碑」，大力褒揚順治帝「視滿漢如一體，遇文武無重輕」（《清聖祖實錄》卷二十五，康熙七年五月庚戌）的改制努力，間接指責四輔臣獨崇滿洲、貶抑漢臣等做法。
親政後的康熙，不斷集中和強化皇權，先是倚重內閣，將宗室成員主持的議政王大臣邊緣化，繼而吸收翰林學士進入南書房，備做顧問，掣肘內閣，使之幾近權力的擺設。
康熙中期伊始，在皇子大多年幼的情勢下，注重扶持親兄弟。康熙帝日理萬機，將眾兄弟中僅存的二哥福全、五弟常寧引為議政。凡議政王大臣等會議軍事機密，皆以福全居首，領銜密題請旨。遺憾的是，福全喜好清閒、不慕功利，而常寧缺少才智、性情庸散，尤其是烏蘭布通一戰並未全勝之後，康熙對兄弟失望了。
康熙後期，雖然因為皇儲矛盾激化而身心廢弛，但他還是積極培植諸成年皇子，命他們分領旗務，贊襄機務，組建了凌駕於諸王貝勒、內閣、侍衛處與議政處之上的特殊權力中樞。
質言之，康熙執政，多有任人唯親的帝王心術。
而在治理國事方面，他主導的核心政治問題，即為滿人「治天下」的合法性尋找「自有本原」正統的依據，不惜一切王霸政策法制，在武力征服到文治的轉化過程中，既維繫滿族獨尊的地位不致衰頹崩壞，又拒絕本民族與被統治的民族的真實融合，強迫被統治民族承認和接受清朝正統的合理性。
與其說康熙的帝王心術是在為盛世建設排除障礙，還不如說是他為爭奪清朝正統的政治心機。
他建造孝陵神功聖德碑，將順治罪己詔上的罪行改為功德。
他構建清太祖立國與起兵反明逐利政權的正義性，為大清正名。
他粉飾明朝覆滅和清兵入關的傳承性，重建滿洲傳統融入歷代帝王廟的合理性，特尊遼金塑造滿族統一中華的新格局。
……
一切的舉措，包括其身兼治道地駕馭群臣與天下，都是不遺餘力的營造「自古得天下之正莫如我朝」的「康熙盛世」，或「滿清聖朝」。
他是一個崇尚馬上治天下的皇帝——
他用人不疑地啟用降將施琅，收復孤懸海疆的台灣島。
他不倦地四次用兵、三次親征準噶爾，迫使噶爾丹放棄裂地稱王。
哪怕是那協助滿人入關的前明幫手或其後人吳三桂、耿精忠（耿仲明之孫）、尚之信（尚可喜之子），在索額圖等人看來，是大清的恩人，不宜削權而應封賞。康熙執意削藩，用一場延續多年、民不聊生的鐵血征程，覆滅了意圖翻覆的三藩勢力。此舉險些葬送了清朝皇權，但對康熙尋求的滿洲統治「天下一統」，確是一次良機。
他派出戶部侍郎赫壽進駐西藏，協理拉藏汗的西藏政務，相與為用，始建駐藏大臣。著名的倉央嘉措為攝政桑結嘉措尋立，但成了康熙利用西藏內鬥懲處對手的犧牲品。康熙常以射獵為名，調兵遣將，行營立帳，策馬布陣，巡幸四方。游移曖昧的青海蒙古與里塘胡必爾汗的爭奪戰中，康熙依舊是絕對的勝利者。
戰爭帶給了百姓災難和疾苦，康熙也曾自責率爾決定，以此為殷鑑，然他又不得不翦除內憂，長期征戰形形色色的他族軍事對抗陣營，對漫長歷史、滄桑國家，何嘗不是痛苦抉擇中的理性取向。
他懲治戰亂的肇始者，而對被脅從者的處置，始終堅持律例裁奪。他自始自終捍衛著滿洲開國「得天下之正」，絕不容許其他政權游離於他的勢力範圍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