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1233年，蒙古會約南宋為同盟，共同攻打金朝。根據約定，滅金之後，將河南地區歸還給南宋。次年，滅掉金後，蒙古卻會毀約了，反而以南宋「敗盟」，出勤不出力為藉口，出兵南侵。從此揭開了蒙古侵宋四十年長期戰爭的序幕。

南宋與蒙古結盟滅金，可以說是南宋這隻老態龍鐘的「綿羊」，送走了已至暮年的金這隻「老狼」，卻迎來了正值壯年的蒙元這隻「猛虎」。

1236年出生的文天祥，就是南宋末期抵抗蒙元這隻「猛虎」南侵的著名人物，一句「人生自古誰無死，留取丹心照汗青」更是讓文天祥這個寧死不做亡國奴的愛國英雄變得家喻戶曉。

文天祥(1236年-1283年)，江西吉州廬陵人，南宋末政治家、文學家，愛國詩人，抗元名臣、民族英雄

比文天祥大20歲的忽必烈，則是大蒙古國的可汗，也是滅掉大理、南宋等政權後統一全國的元朝開國皇帝，首創了中國歷史上由少數民族統一全國的局面，推動了國家走向大一統的歷史進程，功不可沒。

正因如此，文天祥和忽必烈這兩個在宋元戰爭中互相對立的人物，他們兵馬相見，如同水火。對立的結果是，文天祥於1282年被忽必烈處死了。

孛兒只斤·忽必烈(1215年-1294年)，蒙古族，政治家、軍事家，大蒙古國的末代可汗同時也是元朝的開國皇帝

後世關於他們二人的評價，長期以來都是眾說紛紜，主要是關於誰才是真正的民族英雄這個問題。

有人認為，蒙古貴族發動的消滅大理、南宋的戰爭是非正義的戰爭，文天祥是在正義的民族戰爭中湧現出來的英雄人物，應該評為民族英雄；而忽必烈則是發動非正義戰爭的蒙古統治者值以及，不能評為民族英雄。

也有人認為，宋元進行的戰爭是中國內部民族之間的戰爭，忽必烈是統一全國，對中國歷史的發展起到了重要作用，應該評為民族英雄；而文天祥則對抗統一，維護已經腐朽的南宋王朝，不能評為民族英雄。

這兩種觀點，把宋元戰爭時期的文天祥和忽必烈兩個人物完全對立起來，肯定一個就應否定另一個，這樣的評價合適嗎 ？那誰才是真正的民族英雄呢？

忽必烈時期宋元戰爭的性質變化

公元1235年開始，元太宗為首的蒙古貴族發動南下入侵宋朝的戰爭，在戰爭初期戰爭性質是非正義的。

蒙古軍隊初入中原之時，兵鋒所至，「人民殺戮幾盡，金帛子女，牛羊馬畜皆席捲而去，屋廬焚毀，城郭丘墟」，掠奪了大量的金銀財寶等戰利品之後，再繼續南下搶掠。對土地和人民則不加經營，「國家出征，所獲城邑，即委而去之，未嘗置兵戍守」；對漢族人民也認為「無所用，不若盡去之」，「國家有制，城拔必屠」，要把漢族人民砍盡殺光，軍隊所到之處，蒙古吏卒「以殺為嬉」，「無分老幼盡殺之」。

可以看出，蒙古軍隊在南下之初，並沒有把占有土地和人民、統一整個中國作為主要目的，而是掠奪財富，滿足經濟上的貪慾，嚴重地威脅著人民的生命財產，破壞了社會經濟的發展。

蒙古軍隊在南下之初，到處燒殺搶掠，滿足經濟上的貪慾

近現代革命家史達林曾把戰爭分為「正義的、非掠奪性的、解放的戰爭」和「非正義的、掠奪性的戰爭」兩種。蒙古南下之初發動的掠奪性戰爭，毫無疑問是屬於非正義的戰爭。而南宋軍民抵抗蒙古軍隊的戰爭則是反掠奪的正義戰爭。

然而，這種戰爭性質到了忽必烈時期，已經發生了變化。

• 首先，忽必烈統治時期已經把統一整個中國作為主要目標了。

公元1260年，忽必烈奪得蒙古汗位時，蒙古已經滅掉了西夏、金、大理等政權，全國只剩下宋、蒙兩個對峙的政權，並且打打停停，人民受戰爭之累，生活顛沛流離。這種分裂的殘局，使得人民十分渴望統一，希望求得一個和平的環境以生存。

忽必烈繼位以後，宣布要「務一萬方」，就是要滅掉南宋，統一全國，收拾政權對峙、分裂的殘局。但忽必烈為集中精力鎮壓內部叛亂，鞏固自己的統治，先表示要遵守1259年同南宋的奸相賈似道簽訂的和約，派遣使者到南宋洽談和好問題。又同宋在襄樊以北開放互市，宋、蒙人民之間曾一度建立了和平交往關係。但由於賈似道害怕自己背著宋朝廷簽訂和約的事情敗露，便扣留了蒙古派遣到宋的使者，促成了蒙古的一些大臣以此為由，請求忽必烈出兵南伐。

於是，公元1261年，忽必烈下詔：

朕即位之後，深以戰戢為念，故年前遣使於宋以通和好。送人不務遠圖，伺我小隙，反啟邊釁，東剽西掠，曾無寧日。朕今春還宮，諸大臣以舉兵南伐為請，朕重以兩國生靈之故，猶待信使還歸，庶有悛心以成和議，和而不至者今又半載矣。往來之禮既絕，侵擾之暴不已，彼嘗以衣冠禮樂之國自居，理當如是乎？曲直之分，灼然可見……秋高馬肥，水路分道而進，以為問罪之舉。

這實際就是滅掉南宋，統一全國的皇帝動員令。可是，後來忽必烈因為忙於穩定內部局勢，並沒有舉兵南伐。

穩定內部局勢後，諸多蒙古大臣請求南伐，包括南宋的降將劉整也向忽必烈建議說：「自古帝王，非四海一家，不為正統。聖朝有天下十七八，何置一隅不問，而自棄正統邪！」

這樣，忽必烈為爭取民心，再次以南宋扣留使者破壞和議為由，動員包括原北宋的軍民參加滅南宋戰爭，並於公元1267年發動了滅亡南宋、統一全國的大規模戰爭。

• 其次，忽必烈時期基本上停止了擄掠和濫殺。

早在忽必烈征大理時，大臣姚樞就向他說：「宋太祖遣曹彬取南唐不殺一人、市不易肆事。明日，世祖據鞍呼曰：『汝昨夕言曹彬不殺者，吾能為之，吾能為之！』」所以忽必烈征大理是「克城之日，令行禁止，未嘗妄戮一人」。繼位之後，更下令禁止蒙古軍「以民田為牧地」，「毋得妄加殺掠」等。

1275年，蒙將伯顏率軍進攻南宋，「所至雞犬不驚，四民晏然」，攻下臨安之後，「奉揚寬大，撫戢吏民，九衢之市肆不移，一代之繁華如故」；1276年，蒙將阿術率軍下揚州、泰州，「申嚴士卒，禁暴掠。有武衛軍校掠民二馬，即斬以徇」，「塔里赤領軍至福建，所過秋毫無犯」等，從多則史料可以看出，忽必烈時期基本上停止了濫殺，這與以往主要是掠奪財富、濫殺無辜的戰爭是不同的。

忽必烈時期的蒙古軍隊，軍紀嚴明，基本上停止了殺掠

• 再次，忽必烈進行統一戰爭時期已經建立了各民族上層分子的聯合政權。

• 忽必烈繼位後，在一些漢族地主階級知識分子的幫助下，不僅在經濟制度方面逐步採用「漢法」，而且在政治制度方面也開始「遵用漢法」了，他們仿照漢制建立了一套統治機構。如中統元年（1260年）他剛繼位就設立了中書省，接著便建元「中統」，又立十路宣撫司等；中統二年（1261年）又設立了勸農司；至元元年（1264年）建都燕京，確立行省制度；至元五年（1268）設立御史台；至元八年（1271年）改國號為「大元」，等等。這套行政機構基本上採用了漢族的一套官僚制度。

  另外，元朝統治者為了鞏固他們的統治，實現統一，特別注意使用漢人和其他各少數民族上層人物，尤其是拉攏漢族的文臣武將。漢族的文臣不斷來到忽必烈身邊，為他講「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思想，使忽必烈接受了漢族的一些禮儀，逐步採用了「漢法」，開始注意用儒家思想去統治人民。同時，忽必烈又「選儒士編修國史，詳寫經書」，立蒙古字學、國子學，學習漢族文化，為統治階級培養人才等等。

  可見，這時候的元朝政權不單單只是蒙古政權了，而是蒙、漢及各族上層分子的聯合政權，尖銳的民族矛盾逐步削弱，階級矛盾開始上升，越來越具有資格去統一全國了。

  換句話說，忽必烈時期宋元戰爭其實已經變為是國內的統一兼并戰爭了。

  文天祥的抗元鬥爭同樣具有重要的歷史意義

  文天祥是在宋朝極端腐朽、憂患無窮、元軍兵臨城下的危急關頭起兵抗元的。雖然他在抗元鬥爭中沒有取得多大的軍事勝利，但是其重要的歷史意義是不可否定的。

  蒙古大軍兵臨大宋國都臨安城下

• 首先，文天祥抗元鬥爭的目的是要保衛南宋政權，「以圖興復」。

• 文天祥關心國家的興亡，對當時宋朝的腐敗無能而憂心忡忡。1259年，正當蒙軍加緊進攻的時候，他依然向宋理宗上書提出改革時政、匡時救世的主張。之後他歷任刑部郎官、瑞州知州、贛州知州等官職在任地方官時都能夠改革當地弊政，懲治貪官污吏，獎勵農桑，有效治理當地的混亂狀況。這都說明文天祥是一個很有才能的人。

  1275年，在元軍兵臨城下的危急時刻，他變賣家產作為軍餉，應詔起兵勤王，開始勇敢地戰鬥在抗元鬥爭的第一線上。但從文天祥一生刷新政治、改革弊政的主張可以看出，其所保衛的並不是宋朝腐朽的部分，而是期望抵抗勝利後，宋朝廷能對政治實行改革，發展經濟。換句話說，其目的就是保衛宋朝，通過改革以圖興復大宋。

  但只能說由於時代的局限，那時候的文天祥還不能把蒙古族看成是中國大家庭的其中一員，把元朝的統一戰爭看成是對宋朝的侵略。因此，把文天祥保衛宋朝看成是愛國行為，屬於是古代的愛國主義精神，這種精神是不應該被否定的。

  • 其次，文天祥等人的抗元鬥爭，迫使元朝統治者逐步改變殺掠政策，使經濟和文化免遭重大破壞。

  蒙古軍隊在南下之初，實行了野蠻的農田變牧場和屠城滅邑的政策，嚴重地威脅著人民的生命財產。因此，中原軍民紛紛掀起抗戰鬥爭，以死堅守。中原軍民的頑強鬥爭，沉重地打擊了蒙古統治者，雖未取得多少軍事勝利，卻迫使蒙古統治者不斷地改變野蠻的屠殺政策。如金朝亡後，「秦鞏等二十餘州連歲不下」，後來「許以不殺，……皆開門出降，……山外悉平」。

  到忽必烈時期，雖基本上改變了殺掠政策，但仍殘存不少落後的做法。如蒙將阿里海牙下靜江就進行了屠城，拔常州亦「屠其城」，但許多具有政治眼光的地主階級人物都看到了這一點，就是屠城掠殺「是堅其效死之心也」，越是掠殺就越是堅定南宋軍民頑強抵抗的決心。

  1259年，南宋降臣宋子貞向忽必烈說：「本朝威武有餘，仁德未洽。所以拒命者，特畏死爾，若投降者不殺，脅從者勿治，則宋之郡邑可傳檄而定也」。郝經也曾分析說：現在「惟宋不下，未能混一，連兵構禍逾二十年」，因為「古之一天下者，以德不以力」等等，都提出南宋久攻不下，主要原因是缺少「仁德」。

  
  

  降臣們不斷向忽必烈建議禁止殺掠，並以孟子「不嗜殺人者能一之」的話，告誡忽必烈不要以殺人為嗜，天下才能統一。在南宋軍民不斷反抗的鬥爭形勢下，元朝統治者進一步認識到，如果不進一步改變殺掠政策，要想取得軍事勝利是不可能的。

  換句話說，也就是由於文天祥等南宋軍民的英勇抵抗，才迫使元朝統治者不斷改變原來殺掠的落後政策，才使經濟和文化免遭重大破壞。

  • 再次，文天祥在抗元鬥爭中表現出了民族的忠貞氣節。

  1275年，蒙軍兵臨首都臨安城下，太皇太后被迫下「哀痛詔」，號召各地勤王。這時南宋的文臣武將，不是準備逃跑，就是準備投降，「無一人一騎」響應，只有文天祥變賣了家產充當軍餉，組織了萬餘人的勤王軍，應詔勤王。臨行時，好友曾勸他說：「今大兵（指元軍）三道鼓行，破郊畿，薄內地，君以烏合萬餘赴之，是何異驅群羊而搏猛虎？」文天祥不聽勸阻，願「以身殉之」，率勤王軍殺上了抗元鬥爭的戰場。

  後來文天祥被派往元營談判被扣留，直到南宋都城臨安陷落、皇帝被擄後，他才從鎮江逃脫，來到福建又組織了一支督府軍，轉戰於贛南、閩西、粵東一帶，曾取得「雩都大捷」，一度使贛南、粵東的形式稍有轉機。

  1278年十二月，文天祥在海豐五坡嶺兵敗被俘。被俘後，南宋降臣張弘范曾勸他說：「國亡，丞相忠孝盡矣，能改心以事宋者事皇上，將不失為宰相也」，伯顏手下的大將唆都也說：「丞相在大宋為狀元丞相，今日為大元宰相無疑」，都用高官厚祿來勸誘文天祥投降，其卻絲毫不為所動。

  後來，忽必烈親自來勸降，對他說：「汝以事宋者事我，即以汝為中書宰相。」

  文天祥卻回答：「天祥為宋狀元宰相，宋亡，惟可死，不可生。」

  忽必烈又說：「汝不為宰相，則為樞密。」

  文天祥說：「一死之外，無可為者。」

  忽必烈勸降不得，又害怕「天祥出，復號召江南」，擔心萬一放了他再舉兵抗元，便於1283年把文天祥殺害了。臨刑時，他對吏卒所：「吾事畢矣」，從容就義，真正實現了「留取丹心照汗青」的遺願。

  文天祥：人生自古誰無死，留取丹心照汗青

  文天祥能在民族危亡時刻挺身而出，又把高官厚祿視作糞土，視死如歸的大無畏精神，充分表現了民族的忠貞氣節，這也是不容否定的。

  綜上所述，看可以看出，忽必烈時期的宋元戰爭已經變為了統一兼并戰爭，我們不能要求其停止戰爭，不去收拾政權分裂的殘局；也不能反對文天祥在保家衛國、以圖興復的大略，不讓他抗元。所以忽必烈的統一全國和文天祥的抗元鬥爭都是不能否定的。

  文天祥等人的抗元鬥爭迫使蒙古統治者不斷改變殺掠的落後政策，保護了經濟和文化；而忽必烈則能正確認識當時的形勢，及時調整統治政策，不斷改變落後的做法，既有利於社會經濟的恢復和發展，又加速了統一的進程。

  所以，可以說忽必烈統一有理，文天祥抗元有功，兩個人在宋元戰爭中都為社會的保護和發展做出了貢獻，應該同為各個民族的民族英雄，即忽必烈是蒙古族的民族英雄，文天祥為漢民族的民族英雄，或者更進一步說，他們都是中華民族的英雄！

  而不應該肯定一個，去否定另一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