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邁克·馬丁
翻譯：劉冬
來源：華語智庫公眾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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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後，我們轉向佳木塞。作為通往巴基斯坦的門戶，佳木塞占據著重要的戰略地位，是進出赫爾曼德的武器和毒品的主要聖戰供應點。然而，與其他地方一樣，佳木塞的抵抗運動獨立於政黨。部落領袖哈吉·奧朗·汗是佳木塞的第一個政治犯，他在監獄裡度過了12個月，被釋放後，他開始與政府鬥爭。1980年，他「加入」了伊斯蘭運動黨，利用村里毛拉與一名伊斯蘭運動黨人扎基里（來自坎大哈）的聯繫進行活動，扎基里（高級宗教人物）駐紮在該黨位於奎達的辦公室。奧朗與其他各方的聖戰者進行合作，包括哈桑達爾和尼馬圖拉·汗（兩個人都是阿利扎伊人、伊斯蘭統一黨）和阿拉姆·古爾（哈羅提人）。
儘管進行了這種合作，但他們無法將政府趕出胡科馬特。1980年中期，伊斯蘭運動黨指揮官穆多默·汗（努爾扎伊人）爭取納西姆·阿肯扎達的支持，推翻政府。納西姆留下了一個「伊斯蘭運動黨」領導的政府，但問題很快開始出現。奧朗仍然允許「伊斯蘭統一黨」在該地區活動，並像以前一樣運送物資——畢竟，他們都是聖戰者，與異教徒共產黨作戰。但伊斯蘭運動黨辦公室的扎基里抱怨不斷。奧朗迅速離開伊斯蘭運動黨，重新獨立。不久之後（可能是1982年），蘇聯人重新建立了地區中心，奧朗和他的部下與伊斯蘭統一黨的哈勒派重新加入聖戰。
本章迄今為止總結了赫爾曼德省不同地區因共產黨接管和隨後的蘇聯干預而發生的情況。對不同地區的一般性討論揭示了極其複雜的政治局勢。每個地區的地方因素組合略有不同——政府在其地區的存在、基於部落結構的社會分裂程度和類型、在該地區定居的時間長度、移民模式、土地所有權等等，導致了衝突動態的多樣性。
然而，在大多數地區，私人糾紛和地方行為者在操縱聖戰黨和政府方面的作用至關重要。他們通常都能操作成功證明了政府和聖戰黨對當地的複雜性一無所知。赫爾曼德人在過去三十四年中所採用的應對策略清楚地表明，在這些情況下，當地因素在推動衝突動態方面比外部意識形態因素更為重要。然而，每個例子都有一個反例。一些家庭在聖戰開始時確實沿著意識形態路線分裂，後來才和解，但這樣的例子相對較少。本章現在繼續討論政府如何試圖控制局勢。
政府內鬥及回應
政府內部的群眾派和旗幟派之間存在重大分歧，反應了「聖戰者」內部的爭鬥。赫爾曼德是招募群眾派的一個重要地區，但旗幟派統治著國家政府。因此，喀布爾在赫爾曼德的政治中不得不謹慎行事，並選擇任命群眾派人作為當地政治格局的反映。例如，來自坎大哈的旗幟派人物澤亞莫於1984年被任命為省長，但他很快被免職，因為人們意識到只有群眾派的人才能擔任該職務。來自赫爾曼德省中部村莊的警察往往由群眾派控制。國家安全部門主要是旗幟派人，不信任赫爾曼德的群眾派人，導致信息共享與合作出現問題。更糟糕的是，他們的蘇聯導師經常聽取學員的意見，導致了蘇聯建制內的派系紛爭。當然，在這些區別中，還必須考慮到人們對其信奉的意識形態的實際認同程度，因為黨員身份往往是職業發展的必要組成部分。旗幟派和群眾派應該被認為是團結團體，而不是嚴格的意識形態不同的派別。
群眾派-旗幟派關係是赫爾曼德省蘇聯-阿富汗政府關係的一個複雜因素。蘇聯和旗幟派之間的關係很好。蘇聯軍隊在赫爾曼德駐紮了兩年，因此能夠對赫爾曼德的地方政治有所了解。此外，蘇聯與阿富汗之間長達數十年的關係是蘇聯干預的前奏，這意味著許多赫爾曼德共產主義者曾在蘇聯學習並講俄語。因此，他們對彼此的文化有一定程度的熟悉，他們經常一起在拉什卡爾加進行社交活動。蘇聯也有一些普什圖族訓練有素的語言學家，以及土生土長的塔吉克人（波斯語、達里語和塔吉克語都是同一種語言的派生語，可以相互理解）。最後，許多阿富汗共產主義者在蘇聯干預之前已經是人民民主黨的成員，這增加了兩個陣營之間的普遍信任。然而，許多群眾派人願意接受蘇聯給予他們的技術和物質幫助，如卡爾扎伊時代的一位前哈爾奇區州長哈比布拉說，在軍事問題上進行合作是可以的，但（我們和他們）之間的政治都是錯誤的。
在這一更廣泛的圖景中，還必須考慮到不同民兵團體的組合。來自納瓦的安拉·努爾加入了革命防禦組織。這些民兵的工資相當低，在意識形態上的招募標準也不是特別嚴格，雖然他們主要由赫爾曼德的學生組成，但他們的隊伍中甚至有一些前聖戰者。使他們團結在一起的主要因素是他們的低工資。班德巴克由另一種類型的民兵控制，是扎希爾·沙阿時代民兵的衍生物，基本上是村莊防衛部隊，「主要是聖戰者」。還有其他類型的民兵，包括更注重意識形態的民兵，人民民主黨成員資格是入伍的先決條件。在其高峰期，赫爾曼德省大約有4500名警察和民兵。
未完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