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紀二三十年代是一個大師林立、大師輩出的年代。那時的國家積貧積弱，有識之士負笈留洋，為了國家與民族，變法圖存，發憤圖強。文人受傳統詩書的滋養，他們有著非常深厚的國學功底，個個都是飽學之士，其時西風東漸，或出國留學，或苦讀西洋經典，故而才湧現出一大批學貫中西的大家。
不管是社會科學還是自然科學，文學藝術（繪畫、音樂）、教育、實業等各個領域，都有如雷貫耳的名字永載史冊，像嚴復、辜鴻銘、康有為、張元濟、蔡元培、章太炎、梁啓超、王國維、陳獨秀、弘一、魯迅、沈尹默、陳寅恪、胡適、趙元任、顧頡剛、梁漱溟、錢穆、潘光旦、傅雷、錢鍾書等等。他們一個個都是風標獨立、個性粲然之人物。他們的道德文章、他們的傳奇經歷以及他們的軼事逸話，都成了後輩心口相傳、書之不盡的永恆話題。
但在這個璨若星河的時代里，究竟誰才最有資格被稱為「大師」，當時人們對大師的標準是什麼呢？我們不妨看看陳寅恪在王國維墓碑上題寫的《王靜安先生遺書序》中所說的一段話：「自昔大師巨子，其美繫於民族盛衰學術興廢者，不僅在能續先哲將墜之業，為其託命之人，而尤在能開拓學術之區宇，補前修所未逮，故其著作可轉移一時之風氣，而示來者以規則也。」其中提出了衡量大師的三點標準：
第一，學問是否具有開拓性。
第二，如果沒有開拓，但如果能彌補前人沒有達到的境地，也很了不起。
第三，由於你的著作和思想改變了一大批人，轉移了一時之風氣。
陳寅恪認為只要能達到其中一項，就可以稱之為大師。
「中國唯二好人」蔡元培
蔡元培
如果以這個標準，蔡元培絕對可以稱得上是一位大師。蔡元培以北大校長的身份而被我們熟知，但實際上他在北大擔任校長的時間並不長，從這張任命狀上我們可以看到，他是從1917年1月正式上任，到1919年五四運動爆發後，他就提出辭呈，真正在北大的時間不到兩年半。但他給北大帶來的影響，和給北大定下的基調，綿延百年一直影響至今。
蔡元培出任北大校長的委任狀
可以說蔡和北大是相互成就。北大因為有蔡元培，從此確立了現代傳統的風格，而蔡元培也因為北大成為中國近代史上最偉大的教育家。蔡元培最早是晚清系統中的文人，17歲考得秀才，22歲中舉，25歲殿試中進士，被點位翰林院庶吉士，在科舉仕途上非常順遂，不像康有為、洪秀全這些科舉的失意者，蔡元培是科舉制度的獲益者。往往像這樣比較順的人，是沒有改造社會的動力的。而蔡元培卻是一個憂國憂民的先覺者，他反對清政府，毅然決然投身於革命，很早加入同盟會，跟孫中山成立了民國。
北大的前身是京師大學堂，由於大量官二代和富二代聚集，學校里烏煙瘴氣、學風不正。最初很多人不看好蔡元培的改革，但是他根據「循思想自由之原則，取兼容並包之意」的方針，第一時間請來了陳獨秀，陳獨秀的作風非常得潑辣，敢作敢為，是一個優缺點都非常鮮明的人，蔡元培想讓大改變北大烏煙瘴氣的風氣。
陳獨秀
陳獨秀當時在上海辦《新青年》，經蔡元培三顧茅廬，才同意北上，並把《新青年》帶到了北大，這本雜誌後來改變了北大的青年學生，才爆發了後來的五四運動。蔡元培雖然不是五四運動的旗手，但他卻是這場運動的支持者。美國著名教育家杜威對蔡元培曾有這樣的評價：「拿世界各國的大學校長來比較，牛津、劍橋、巴黎、柏林、哈佛等校長中，在某些學科上有卓越貢獻的不乏其人；但是，以一個校長身份，能領導一所大學對一個民族和一個時代起到轉折作用的，除蔡元培以外，找不出第二個人。」蔡元培就是這樣一位轉一時之風氣的人。
五四運動景象
而且蔡元培在當北大校長時，只問學問高低，不問政治背景和傾向，只要對年輕人有益，就會請來當老師，而且還會用一些非常手段。比如陳獨秀，他雖然曾經留學日本，但是沒有過硬的學位。為了讓他能到北大教書，蔡元培還特地為他偽造了文憑，像今天這種事是不可能發生的。
又比如梁漱溟，梁早年考北大失利，但是他的一篇文章《究元決疑論》被蔡元培看中，於是替他寫信讓梁漱溟到北大做教授，連梁漱溟自己都不敢相信，後來成就一番佳話。
辜鴻銘
還有辜鴻銘，他從小生在南陽，12歲時被帶到蘇格蘭讀書，此後還留學法國、德國，精通9種語言，先後獲得了13個博士學位。回國後，辜鴻銘成為張之洞幕僚，還娶了一個日本老婆。所以辜鴻銘概括自己的一生是「生在南洋，學在西洋，娶在東洋，仕在北洋」。
在晚晴時代，辜鴻銘學問很大，最早把論語、四書五經等傳統經典翻譯成英文。但是他的思想非常落後，非常迷戀清朝的種種制度，比如一夫多妻、小腳、皇權等，所以他到死都留著辮子，令當時的進步知識分子不齒與他為伍。但即便如此，蔡元培還是頂住壓力請他到北大教書，所以辜鴻銘才說「中國只有兩個好人，一個是蔡元培先生，一個是我。因為蔡先生點了翰林之後不肯做官就去革命，到現在還是革命；我呢？自從跟張文襄做了前清的官員以後，到現在還是保皇」。
辜鴻銘的中文是中年回國後惡補的，所以他的書法，看似略顯生疏，從風格結構上也無流派淵源，但線條蒼茫而凝練，章法行氣間，有一種爛漫天真的韻致。
釋文：「宮保大人閣下：遵示奉上梅譯函，惟鄙見不如徑晤正使，以免別生枝節為妥。肅復。敬請 均安！湯生 謹肅（初三）」
胡適與周汝昌的紅樓情結
說到蔡元培和陳獨秀，不得不提到的還有胡適。陳獨秀答應去北大之後，第一時間就找到了當時還在美國哥倫比亞大學讀博的胡適，陳和胡在新文化文學改革上理念相同，三個人在北大聯手掀起了一場文學革命。
胡適
胡適最初來到北大，工資是260塊大洋，這筆錢在當時可算得上一筆巨款，因為當時就算是一套北京的四合院也「只要」一千多大洋。而且毛主席當時在北大做管理員時，工資只有8塊大洋；一個黃包車工人一個月工資僅有3-5塊大洋。可見那時對知識分子的尊重和推崇。
胡適不僅人帥，人緣也很好，因此與很多人有過通信，也產生了很多有趣的故事。比如1947年，一個名叫周汝昌的學生在燕京大學圖書館裡發現了一本書。頓時，這位學生熱血沸騰，就像考古學家發現了新的遺址。書是本詩集，作者是郭敏——曹雪芹的好友。這本詩集中，有六首詩直接詠及曹雪芹，因此，很多紅學研究者都鍾情於這本書。殊不知，已取得一定紅學成就的胡適，就對這本書垂青已久，只是一直沒有找到。
周汝昌
得到這本珍貴的詩集後，周汝昌依據書中的內容，寫了一篇紅學文章，並很快發表在當時的《民國日報》上。這篇文章引起了小小的轟動，吸引了諸多紅學人的目光，其中的論點既有新意、也有讓人懷疑的缺漏。四方紅學者紛紛著文或支持，或質疑。終於，胡適也忍不住了，主動給周汝昌寫了一封信。在信中，胡適對周汝昌的考證同意了一半，批判了另一半。接到胡適的信，周汝昌激動萬分——大學者胡適竟然給一個小輩寫信。很快，這封信也發表在報紙。
胡適與周汝昌的通信
收到胡適的信之後，周汝昌及時地寫了回信，在信中，他系統地解釋了自己的觀點。胡適很快也有了回信，從各方面分析自己的考證，並批駁周汝昌不合理的論點。當時，周汝昌年輕氣盛，不知言語輕重，收到胡適的信就回信與之辯論，同時，對於他們認同的觀點則做深入的探討。就這樣，一來二往，兩年間，胡適一共給周汝昌寫了六封信。胡適寫給周汝昌的六封信，進一步激發了周汝昌對紅學的興趣，他在心中默默承諾：一定要把這些紅學中不解的問題搞清楚。
不久，鑒於研究，周汝昌冒昧地向胡適借甲戌本的《紅樓夢》。此時周胡雖然書信往來，卻從未見過面，可胡適毫不含糊地把自己收藏的極珍貴的甲戌本，託人帶給周汝昌。收到胡適託人帶來的書，看著包裹書的紙上寫著「燕京大學四樓周汝昌先生收」，周汝昌甚為感動，當時胡適已在文壇享譽四方，對一個學生如此尊重——這不但是尊重一個年輕的學生，更是對學術的崇敬，終成一代紅學大師。
「南社」文人相輕的朋友圈
范煙橋、周瘦鵑和陸澹安
除了這類比較正式的信外，書信里還反映了當時文人社交圈子和喜怒哀樂。比如這封「南社」成員范煙橋寫給陸澹安的新就記錄了這樣一場鬧劇。1964年5月16日，朱大可、朱其石兄弟與平襟亞等老輩文人，在上海酒館為周瘦鵑、陶冷月、鄭逸梅舉辦70大壽的雅集。
陳巨來從朱大可、朱其石處得知雅集的舉辦，便表示也要來參加。這話傳到周瘦鵑耳里，不樂意了，並說，有他無我之類的言語。沒辦法之下，兄弟倆只能對陳巨來撒謊說，雅集取消了。
范煙橋給陸澹安的信
1年之後，陳巨來在陶冷月的家裡看到了當天的合影，才恍然大悟。而在陳巨來後面的回憶文章里，對周瘦鵑也說了很多不痛不癢的話語。由此可見文人相輕的傳統在何種時代都在不斷上演。
今天回望這些書信，從書信的字裡行間，可以看到流淌其中的友情和人與人的溫情，這在語音、動圖回復的今天來說，極為有溫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