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朝時期中國經濟重心南移，東南地區的賦稅支撐起整個帝國的運轉，而得益於經濟的快速發展，南方一大批城市快速崛起，與北方傳統重鎮分庭抗禮。
與北方城市多擔負軍事職能不同，南方城市更偏重農業和商業發展。
嶺南道——廣州
唐朝時期，嶺南地區還十分荒僻，自然條件差，氣候炎熱，但嶺南道治所廣州（今廣東廣州）對外貿易已十分繁盛，是海上絲綢之路的起點。
唐朝時期，廣州成為全國的外貿中心，設立了專門管理海外貿易的機構「市舶司」，由廣州經南海、印度洋，到達波斯灣各國的航線，是當時世界上最長的遠洋航線。
當時的海外貿易，主要把中國的瓷器、絲綢販賣到西亞和歐洲，再把歐洲、西亞、東南亞等地的奢侈品、珍玩賣到中國。
《唐大和尚東征記》中稱「州城三重」，即廣州城的歸制分為南城、子城及官城三重，城西後來形成蕃坊區，成為外來商人居住和經商的主要場所。
唐朝時期，廣州就逐漸成為外國商人的集聚地，人口結構就已經初步建立起了國際化的結構，根據《元和志》記載，開元年間廣州唐籍人口約30萬，同時還有20萬外國商人長居廣州。
同時期的歐洲羅馬才不過5萬人口，可以說廣州是當時國際金融中心都不過分，由於不少外國人的入住，所以唐朝也是專門成立機構來管理這些外國人。
安史之亂後，一群被大唐帝國允許居住在廣州的胡商劫掠了廣州。公元879年，黃巢替廣州死難者報了仇，據說殺死廣州內的「包括阿拉伯、猶太、波斯等在內的外邦商人共十二萬」。
江南東道——蘇州
江南東道地處今浙江和福建地區，治所蘇州（今江蘇蘇州）地處太湖平原，是唐代浙西地區最發達的經濟都會。
代宗大曆年間蘇州升級為雄州，整個唐朝，長江下游地區升雄州者，僅此一州，這足以反映蘇州人口之多和經濟實力的雄厚。
據記載，貞觀年間蘇州有戶1萬多，人口5萬。唐代中期，蘇州與江南其他地區一樣，人口激增，開元年間蘇州有戶8萬，人口63萬，這也一定程度上反應出蘇州發展的速度。
蘇州城牆周長大約24公里，唐代的蘇州城內有比較完整的水系，唐時蘇州城有300餘港，人們往來全憑舟船，同時還有大量橋樑溝通陸路。大詩人白居易擔任蘇州刺史時描繪了這一盛景：
闔閭城碧鋪秋草，烏鵲橋紅帶夕陽。
處處樓前飄管吹，家家門外泊舟航。
白居易出任蘇州刺史時乃至以前就已形成了城內「三橫四直」的水上交通網，水上交通的四通八達，使蘇州成為了中國古代一座著名的水城。
唐時蘇州的釀酒業十分發達，其中蘇州五酘酒更是位居名酒之列。中唐以後蘇州的制酒業出現了高潮，城內家家戶戶都能釀酒。釀酒業的發達也帶動了酒肆、酒樓的興起。
蘇州城內工商業發展也十分繁盛，蘇州市內遍布手工業作坊和各類商鋪，有燈心席、燈心草鞋子等特產。各地商人云集蘇州開展各種貿易活動，城市商業活動在空間上突破坊市制度，在居住區的坊內設店置鋪不再受地域限制，夜晚經營已成為合法的事情，不用受政府法令的限制。
據《吳郡志》中記載每年蘇州向朝廷繳納的賦稅為105萬貫錢。當時兩浙地區13州共納錢665萬貫，平均每州負擔51萬貫，而蘇州自己就達105萬貫，所以白居易稱「江南諸州，蘇最為大，兵數不少，稅額至多」，反應了當時蘇州強悍的經濟實力。
江南西道——洪州
江南西道地處今湖南和江西地區，治所洪州（今江西南昌），也曾稱豫章郡、章郡，以造船業聞名。
洪州雖然不在東南沿海，但地處鄱陽湖口，外接長江，內是鄱陽湖，既有足夠水域停放船隻，也容易通過長江水運開往全國、海外。
由於古時抵抗沿海惡劣天氣的能力不足，製造業發展不足，而地處內陸的洪州靠近原料產地且勞動力資源豐富，所以成為了當時全國造船中心。
洪州人口從貞觀年間5.5萬戶，開元年間9.1萬戶，人口40多萬，洪州的名瓷、酒器，都是當時名揚天下的手工業品，洪州窯是當時天下「六大名窯」之一。
唐代的洪州城幾經修治，主幹道溝通南北，官衙位於中城西側，南北各置一市用於商業，並將東太湖圈入城中，沿湖修建眾多亭台樓閣，當時江南「三大名樓」之一的滕王閣就在洪州，王勃寫的《滕王閣序》流傳千古：
襟三江而帶五湖，控蠻荊而引甌越。
物華天寶，龍光射牛斗之墟；
人傑地靈，徐孺下陳蕃之榻。
描繪了洪州以三江為衣襟，以五湖為衣帶，西控著楚地，東接著閩越的氣魄，以及物產豐華、人傑地靈有如天降之寶。
黔中道——黔州
黔中道控有今貴州大部，治所黔州（重慶彭水）是唐是聯結西南地區的通道，亦是捍蔽政治中心長安的重要屏障。
終唐一世，貴州一帶始終不是中原王朝控制核心區域，多為生產力水平比較低下的古代少數民族統治，也是唐朝流放官員常去的一個地方。
《元和郡縣圖志》載：黔州，黔中下都督府，開元戶三千九百六十三，元和戶一千二百一十二，鄉一十一，鄉九。
黔州是個人口小城，開元年間僅不到4千戶，人口約2萬多，黔州是著名的內陸產鹽區，鹽丹文化歷史悠久，《新唐書》卷五十四《食貨志四》記載，唐代全國有鹽井六百四十，黔州有井四十一。
柳宗元創作的寓言著作《黔之驢》就發生在這裡，雖是寓言也反應了當時黔中地區的閉塞。
唐在此地區實行「土流並治」，為涪陵江以北實行（經制州），以南實行（羈縻州）。經制州是由朝廷派官吏直接管理；羈縻州由朝廷指派歸附的地方土著首領統治；同時還有部分藩國的存在。
淮南道——揚州
淮南道是當時東南經濟最發達省份，治所揚州（今江蘇揚州）是唐最大的經濟都會，也是最發達的國際港口城市，有「天下之盛，揚為首」的稱譽。
唐代揚州城分為子城和羅城。面積約為20平方公里。北為子城，又稱「衙城」，是衙署集中地區；南為羅城，也稱「大城」，是居住區和商業、手工業區，揚州最繁盛時期人口約有50萬。
十里長街市井連，月明橋上看神仙。
人生只合揚州死，禪智山光好墓田。
詩仙李白認為揚州景色優美，美女眾多。
揚州在隋朝時就是煬帝大力營建的江都，揚州繁盛的原因，要歸於其地處長江、運河交匯地帶的區位優勢和便利的水運條件。
唐代隨著經濟重心南移，長江流域的經濟地位有所提升，揚州和益州（即成都）兩大經濟中心甚至超越北方的長安、洛陽，成為全國工商業和貿易發展最為繁盛的地方。
唐代揚州與泉州、廣州、明州並稱四大港口，海上絲綢之路重要起點之一，其中揚州位置最靠北，北上到達長安、洛陽的交通最為便捷，日本等藩國遣唐使均是從揚州登陸，鑒真東渡的起點也是揚州。
波斯（伊朗）、大食（阿拉伯）等國的商人聚集此處。唐代輸入揚州地區的外來商品主要有瑪瑙、琉璃等珠寶和一些貴重藥材，出口的主要有瓷器等物件。
揚州同樣有發達的手工業和紡織業，出產的服飾衣帽、金銀銅器被長安的上流社會所喜愛，揚州還是東南的鹽商集散地，鹽成為揚州優勢產業之一。
揚州也突破了里坊限制，開放了夜市，商業也不拘泥於固定區域，當時的揚州就如同唐朝的經濟特區，走在了發展最前沿。
但揚州在晚唐也沒能逃過戰火的摧殘，逐漸衰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