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起明代宦官，大多數人的印象很不好，總是會想起魏忠賢，劉瑾等人。但是從歷史記載上看明代上層宦官是受過良好教育的。而明代四大宦官：魏忠賢，王振，汪直，劉瑾是屬於特例，相對於明朝276年的歷史，這四人的歷史還是太短了。
在實際上明代宦官深入到了大明王朝的方方面面。它是一個囊括十二監、四司、八局等部門的龐大機構。在政治上，宦官有司禮監和東廠；在經濟上，宦官提督市舶司和充當皇家監官；在軍事上，宦官負責監軍。從本質上說，明代宦官制度是明朝皇帝用來制衡外朝的手段，以此實現皇權的絕對獨尊。但是這帶來了一個問題，要實現宦官機構的全面參政，就必然要實現宦官的知識化。宦官的知識化需要宦官教育制度的實現，而知識化的宦官也是明代「以內製外」平衡術的基本保障。
明代宦官知識化的形成
明代宦官權勢的擴大是在明成祖時期，主要是宦官對於明成祖的靖難之役貢獻很大，按照《明史竊》的記載，跟隨明成祖的宦官「皆從起兵有功，入國後皆授太監」。而且明成祖攻克南京也是城內的宦官透露消息，使得明成祖順利進城。在明成祖登基稱帝之後，面對相當大的考驗，第一是防止忠於建文帝的舊臣作亂，第二是監視其他藩王的行動。於是宦官又被明成祖啟用，他們負責提督東廠，監管京營，出鎮各地。這些宦官的差遣在此後成為定製。
這些顯要位置的太監在明成祖時期可以用功臣宦官充任，但是他們的主要任務是處理政務和打探消息，如果不能識別文字和閱讀文書是不能夠勝任工作的。所以這些宦官們的後繼者肯定需要接受教育。而在明成祖時期並沒有形成有效的宦官教育制度，所以宦官知識化的需求早就存在。
明代宦官知識化的成型起始於明宣宗時期。主要因素有二個：
- 內閣的權勢提升。內閣的權力按照《明史》的記載為「綸言批答，裁決機宜，悉由票擬。」，這個「票擬」的體現主要是兩個方面：一個是皇帝詔令的起草；另一個是對於百官奏章的批覆。由此可見票擬的巨大權利。此外閣臣的地位也大幅度提高，在明太祖到明成祖時期，閣臣的官品很小，多是五六品的顧問官員。但是在明仁宗到明宣宗時期內閣閣臣的官品很高。當時內閣的三楊既是三朝老臣又是明仁宗的親信，所以地位崇高。在明宣宗登基之後，楊士奇加封少師，楊榮加封少傅，這兩人成為「三孤」級的高官，這勢必會抬高內閣的權勢。而內閣權勢的提高勢必會對明宣宗形成牽制，這時需要一個機構牽制內閣形成平衡。
- 皇帝批閱的票擬的數量太多。明代廢除宰相之後，由皇帝直面各個官僚機構的奏章，這使得皇帝無法處理這麼多的奏章，雖然設置內閣處理票擬以供皇帝批閱，但是皇帝依舊忙不過來。明代政務有多少呢？以勞模皇帝朱元璋為例，他曾經創下8天收到各衙門奏札1660件，計3391件事的紀錄，平均每天要處理200多份報告、400多件事情的最高紀錄。如此高頻的勞作對於明宣宗來說顯然不能承受，他需要一個親信的機構來輔佐自己處理批閱奏章。這個機構可以由內廷的宦官充任。
明宣宗在這兩個因素的考慮下，希望宦官能夠有文化，能夠處理文書，以勝任秘書工作來輔助皇帝。此外明宣宗也希望在內廷培養一個政治勢力，能夠和外朝的內閣相互制衡。由此明宣宗做了兩項措施：設立內書堂教授小宦官知識，以培養秘書人才；採納一些儒生出生的宦官，讓他們進入內廷為皇帝服務。這就是明代宦官知識化的兩個途徑。
明代宦官知識化的兩個途徑簡述
1.儒生出生的宦官主要分為兩種，第一種是自閹，第二種是被閹。
由於儒生接受是傳統的儒家教育，這導致他們不可能自閹。儒家經典《孝經·開宗明義》就說到：「身體髮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孝之始也。」。自閹顯然是違背儒家倫理的行為，同時自閹也是對於身心的巨大摧殘，一般的儒生都有機會經過科舉考試進入官場，很顯然是不會接受這種行為。但是有一些儒生科場失利，沉淪落寞，為了富貴於是自閹入宮。其中典型代表是王振，他本是教官，最後自閹進入皇宮，成為正統年間的權宦。當然也有一些其他原因自閹進宮者。比如《酌中志》的作者劉若愚，他的父親和哥哥相繼去世，這使得劉若愚傷心不已，最後因夢自閹入宮。
還有一批儒生是被閹進入皇宮。《罪惟錄》記載的一位翰林編修程宗，他因為文采出眾而被明宣宗看中，最後強行被閹進宮。但是強行閹割儒生必然會導致社會輿論的譴責，也會引起儒生官員的集體反對，所以儒生除了一些有罪被閹入宮做宦官之外，基本上很少被閹。
2.內書堂出生的小宦官是明代宦官的正途。這些經過教育的小宦官經過培養教育之後，他們大多會出任內廷的顯要之職。
在明宣宗之後，明朝司禮監的秉筆太監大部分都是出自內書堂，其中享有名譽者有馮保，王承恩等人。內書堂由明宣宗開設，在內書堂中讀書的小宦官一般有兩三百人，都是經過精心挑選的。內書堂的教書老師來自於翰林院。明代翰林院的官員大多都是殿試的一甲進士出生，最低也是在進士裡面選取的庶吉士。可以說這些小宦官受到的教育是非常好的，是高於明代國子監的學生和大批參加科舉的儒生。
值得一提的是內書堂的法定課程，其中就有《大學》、《中庸》等儒家經典。此外小宦官還要學習《忠鑒錄》，所謂《忠鑒錄》就是收錄各朝各代奉公守法宦官的事跡，以此激勵小宦官的效法之心。最為重要的是這些小宦官還需要學習「判仿」，「判仿」是對於具體事務的處理意見，這樣做的主要的目的是讓小宦官熟悉司禮監的具體事務，方便將來有人進入司禮監進行批紅。可以說內書堂培養了小宦官的道德觀念和參政能力，也為宦官機構提供源源不斷的秘書人才，這些宦官也為明朝的穩定貢獻著自己的力量。
知識化宦官對於明朝的影響
知識化宦官對於明代的影響主要是兩個方面。
1.內書堂出生的知識化宦官占據了明代宦官上層地位。
小宦官在內書堂接受良好的教育之後，基本上最後都能夠登上要職，其中能力傑出者都是明代第一內廷權利機構——司禮監的大太監，比如司禮監掌印太監，司禮監秉筆太監。筆者在這裡可以提供一個內書堂太監的履歷，他就是萬曆時期的大太監馮保。
- 馮保在嘉靖初年選入內書堂讀書。嘉靖十七年馮保在內書堂畢業，被派往司禮監六科廊擔任寫字一職。嘉靖三十二年，馮保進入內書房，嘉靖三十九年擔任司禮監秉筆太監，管文書房事。隆慶初年提督東廠，隆慶六年掌司禮監印，直到萬曆十年被罷免。
其實在明代後期，很多大太監都是類似馮保這樣的經歷。他們都是在內書堂讀書畢業，然後分配到明朝的十二監四司八局及其下屬機構充當文書工作，此後可以穩步成為掌司，典簿，僉書。但是這些有文化的宦官升遷的速度是遠遠快於普通宦官的。
按照明代雜史《酌中志》記載：
中官規矩，本管者，視甲科之大主考；照管老叔者，視房考；同官者，視同門；本管之於名下，照管之於侄子，猶座師之視門生，亦若父子焉。
依照記載可以看到內書堂出生的宦官會得到自己所屬內廷機構的主管太監的照顧，並且也有大量的同學在其他內廷機構任職，如果他們機靈伶俐一點，自然會得到大太監的照顧以及同門的幫助，這使得他們得到的升遷機會自然遠遠大於普通出生的宦官。而且他們還有機會前往東宮侍奉太子，這無異於一步登天。
在歷史上內書堂出生的宦官變成了一個知識化宦官集團，而且這個知識化宦官集團一直是明代宦官群體的上層，控制著明代的宦官體系。即使在魏忠賢最為猖獗的時代，魏忠賢也只能提督東廠，而他的黨羽王體乾因為是內書堂出生，才可以擔任司禮監的秉筆太監。
2.知識化宦官和外朝文臣的關係複雜化。
知識化宦官在內書堂讀書之時，深受儒家傳統道德的教育，這使得他們中的很多人具有道德操守，而且教育他們讀書的都是翰林院的進士，雙方有師生之誼，所以他們在掌管內廷權力的時候和外朝的士大夫相處融洽。比如萬曆年間的司禮監秉筆太監陳矩，他在萬曆皇帝晚年的立儲之爭多次維護朝臣，也在雲南民眾殺死稅監楊榮後力勸萬曆皇帝不可捕殺平民。但是這種師生之誼也變成了內外官員的結盟，形成具有共同的利益的政治集團。比如嘉靖年間的殷士儋就是靠著宦官陳洪的支持入閣。
同時知識化宦官也是對於內廷其他為非作歹者也是一種制約的力量。在魏忠賢還沒有得勢的時候，內書堂出生的司禮監秉筆太監王安對於魏忠賢起過壓製作用，最後被魏忠賢所殺，此後又有王國臣，劉克毅和魏忠賢抗爭。劉瑾在位時期也有李榮，黃偉和劉瑾相抗爭。可以說這也是知識化宦官勢力對於宦官制度出現敗壞一面的自我調整。
結語：重新認識明代的宦官
看待明代的宦官集團，自然需要以正常的視角來觀察他們，而不應該用古代的史學觀點來對待他們。明代的宦官有壞的一面，也有好的一面，這也和正常的文人官僚集團一樣。
《明書》記載了一位老宦官，名為覃吉，成化年間由他負責教育太子朱佑樘，他曾經說過一句話：
奴老矣，安望富貴，但得天下有賢主足矣！
這句話如果不論身份，應該是出自傳統士大夫之口的話，但是如今出自一個宦官之口，可以說是宦官知識化的一個成果。畢竟《三字經》有說過：「人不學，不知義」。在正常教育下，任何人都有自己覺醒的能力。
從本質上講，明代宦官的知識化促進明代宦官制度的發展，也促進內廷機構的完善，使得明代政治結構中文官集團和宦官集團的相互制衡，維護了皇權的發展。同時也使得內廷和外朝的關係融洽，這也是明代宦官制度的一大特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