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如史學家說「真正的戰爭永遠發生在戰爭開始之前，失敗往往先從內部開始」，面對日本咄咄逼人地向朝鮮增兵，清政府在7月決定派「濟遠」、「廣乙」、「操江」三艦護送英國「高升號」運兵船增援朝鮮。但在此事上，北洋水師內部引發了爭議。「致遠」艦管帶鄧世昌說：「標下以為，目前戰事迫在眉睫，運送援兵事關重大，只派三艘船護送，萬一日本派船截擊，後果不堪設想。標下認為我北洋水師主力艦隻應立即起錨全力以赴。」
牛昶炳(注意，北洋水師最後栽在他手裡)說：「倘若我水師全力以赴，必會讓日本人找到藉口，說我艦隊向他們挑戰。一旦引起爭端，到時覆水難收。這樣皇太后會答應嗎？」
這時一位英國顧問過來幫腔：「運貴國土兵的『高升』號是我們大英帝國的商船，上面掛著英國國旗，日本政府哪敢輕舉妄動？」牛昶炳對丁汝昌說：「丁軍門，顧問言之有理，如果日本人敢於不顧國際公法攻擊英國船，那麼我直彼曲，日本理虧，自有國際公法處置日本。」
鄧世昌駁斥道：「一切跡象表明，日寇磨刀霍霍，如果我們還等在威海只能貽誤國事，現在是弱肉強食，國際公法根本不足恃。」「定遠」艦管帶劉步贍說：「卑職支持鄧大人的意見，當今和則亡，戰則存。再者養兵千日、用兵—時，我北洋水師練兵多年，日本人礎礎逼人，欺人太甚，我意全艦隊出擊，除此之外，別無他策！」
此時，丁汝昌站了出來，他兩步走到管帶們中間高喊道：「馬上回船，等候起錨命令！我丁汝昌是北洋艦隊提督，就是撤職丟宮，我也會派主力艦隊出航。將在外，君命有所不受。」
此事被捅到慈禧那兒，慈禧說：「哼！丁汝昌、鄧世昌都是被皇上慣的，他們唱的一個詞，整天說打仗，老娘六十大壽，就是不讓打仗，連喪氣話都不讓說。誰叫老娘一天不痛快，我叫他一輩子不痛快！隨後她發布懿旨：「悉聞北洋艦隊有意孤行，我大清朝並末對日宣戰，現在各國正為中日關係進行調停，此次運兵，日艦必不敢挑釁，艦隊不必都前去護送，若招致麻煩，按王法處置！」仗還沒打，愛國將士的熱血就被澆涼了，中國從士氣上又輸了一招。
更可氣的是據美國《亞特蘭大憲政報》記載，大批華僑說：「中日交戰對我們沒任何影響，我們一樣忙於掙錢，不會去參戰，中國皇帝要我們幫忙，我們才不去呢。」而人家日本人卻在美國抵制中國貨，晚清國人與大和民族的巨大差距明顯。
日本為戰爭制訂了周密計劃，設定了三套方案：若日本海軍在海戰中獲勝，並掌握了預定海區制海權，則立即派陸軍主力兵團進入渤海灣擇地登陸，在直隸平原與中國陸軍兵團作戰。苦海戰平分秋色，日本海軍不能掌握預定海區制海權，則以陸軍主力兵團完成對朝鮮半島占領。若日本海軍在海上戰場失敗，制海權落入中國海軍之手，日本軍隊則全部收縮回本土，設置防線，準備全力抵抗中國海陸軍大兵團對日本的進攻。日本把清國想得太強了，事實證明，後兩套方案根本不可能用上。
7月11日，統率在朝部隊的葉志超提出：「速派水陸大軍來，我部由牙山前進，扼要駐紮為上策；撤回我在朝軍隊，也讓日本撤軍，若日本不撤軍，再圖大舉進兵為中策；原地不動，使朝鮮人受困於日本為下策。」李鴻章支持中策，但光緒主張開戰，然而卻沒有大舉發兵。
戰爭一觸即發了，「經遠」艦二副陳京瑩說：「陸戰中國可操八成勝算，且陸路能通，可陸續接濟，但海戰只有三成勝算，日本戰艦數量多，中國只有北洋水師幾艘船可供海戰，而南洋水師和廣東水師的船就像玻璃一樣。」
7月24日，清軍「愛仁」、「飛鯨」兩艦運兵1300人抵達牙山，當日中午得到日軍可能來襲的情報。25日7時半，清軍發現日本海軍第一游擊隊司令坪井航三少將率「吉野」、「浪速」、「秋津洲」三艘快速巡洋艦駛來。豐島海面南寬北窄，對日艦不利，為占據有利陣位，日艦故意右轉，護送「高升」號的「濟遠」、「廣乙」見日艦東去，以為無事，便繼續航行。日艦此時突轉舵西進，直撲清軍。7時52分，雙方相距2海里(1海里＝1．852公里)。日艦「吉野」向「濟遠」開火，隨即「浪速」、「秋津洲」也向清軍開火。
「濟遠」是一艘排水量2300噸的巡洋艦，有火炮18門，航速15節；「廣乙」排水量是1030噸，有11門火炮，航速17節。「吉野」的排水量達到了4267噸，火炮有34門，航速23節。早在1892年，李鴻章就要從英國買此船，此船若與「定遠」、「鎮遠」結合，相當於使北洋水師多一個「輕騎兵」，但買船的錢被慈禧挪用了。日本海軍大臣樺山資紀發現了此船的價值，心想清國不買我們買，於是以273萬日元(30萬英鎊)買下，命名為「吉野」。雖然一艘船不足以改變戰爭勝負，但是清國與一直以清國為假想敵的資本主義化的日本從此事上相比已差之千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