漢文帝約法:從天下苦秦到漢承秦制,再到天下大治,看西漢之國治

一個人的歷史 發佈 2020-03-28T06:57:58+00:00

陳勝於是和吳廣謀劃說:「今天到地方是死,造反也是死,與其等死,還不如造反把生與死的權力掌握在自己的手裡!」召令徒屬曰:「公等遇雨,皆已失期,失期當斬。藉第令毋斬,而戍死者固十六七。且壯士不死即已,死即舉大名耳,王侯將相寧有種乎!」——《史記·陳涉世家》他們和同行者則換了另外一種說

漢文帝劉恆是西漢初年一位開明仁厚的君主,他在位23年,期間尊崇黃老,無為而治約法省禁,節儉愛民,倡導以農為本,與民休息,為西漢前期的興盛奠定了堅實的基礎。漢文帝的兒子漢景帝劉啟繼續執行漢文帝的政策,因此開創了西漢初年的「文景之治」,才有了後來的漢武雄風,戰爭說到底是拼經濟,沒有雄厚的經濟基礎作保障,戰場上獲得勝利談何容易。

西漢建立以後,百廢待興、民生凋敝,建立和健全新王朝的法定製度還需要一個漫長的過程。加之西漢的建立者漢高祖劉邦及其開國功臣大多自布衣起家、行伍出身,不熟悉典章制度,他們採取拿來主義,很多法令制度沿用秦王朝的做法,因此才有了史書上所說的「漢承秦制」。而秦朝政苛嚴酷,法律條文又多又細碎,執行又重,因此犯法被判刑的囚徒多得把道路都堵塞,監獄囚禁的犯人多得像集市。全國人民怨氣衝天,都起來造反,這是秦亡的一個重要原因。

陳涉的說辭:天下苦秦久矣,失期當斬是具體表現。

關於這一點,在陳勝吳廣大澤鄉起義的時候就有相關的記載,我們可以從《史記·陳涉世家》中看到一些:

會天大雨,道不通,度已失期。失期,法皆斬。陳勝﹑吳廣乃謀曰:「今亡亦死,舉大計亦死;等死,死國可乎?」——《史記·陳涉世家》

由於天降大雨,道路不通,陳勝吳廣等人不能按期到達戍邊的地方,按照秦法規定都要被殺。陳勝於是和吳廣謀劃說:「今天到地方是死,造反也是死,與其等死,還不如造反把生與死的權力掌握在自己的手裡!」

召令徒屬曰:「公等遇雨,皆已失期,失期當斬。藉第令毋斬,而戍死者固十六七。且壯士不死即已,死即舉大名耳,王侯將相寧有種乎!」——《史記·陳涉世家》

他們和同行者則換了另外一種說辭,一方面有威脅,一方面又有誘惑。人在面對死亡時總會想到逃避,而在面對利益時總會想到過奪取,正是利用了人趨利避害的本性,陳勝吳廣點燃了秦末反秦的第一把火。

在秦末亂世,大家經常掛在嘴邊,最常說的一句話就是:「天下苦秦久矣!」那麼天下到底苦秦什麼呢?首當其衝的就是秦法,這是大秦的根基,在商鞅變法後,秦法就成為了秦一統天下的根基,欲滅秦就必須動搖其根基,這個根基就是秦法,秦法到底算不算嚴苛殘酷,這點歷來有所爭論,但是秦法細碎卻是世所公認。

漢承秦制:從約法三章,到漢法九篇。

劉邦在攻入關中之後,和關中父老首先提到的也是那句熟悉的台詞:「天下苦秦久矣!」這次劉邦又近了一步,他說的是:「關中父老苦秦苛刻的法律很久了!」,具體到了對象是關中父老,具體到了秦法,而不是泛泛之談的秦國。劉邦還舉了具體的例子作為佐證,以印證秦法的嚴苛。

父老苦秦苛法久矣,誹謗者族,偶語者棄市。——《史記·高祖本紀》

秦法具體嚴苛到什麼程度呢?按照劉邦的說法,誹謗朝政的人要滅族,而聚集在一起談話的人就要被殺頭,可以說是嚴格控制人的言論自由,這樣的生活與其說大治還不如說是煉獄。

召諸縣父老豪桀曰:「與父老約,法三章耳:殺人者死,傷人及盜抵罪。余悉除去秦法。諸吏人皆案堵如故。」——《史記·高祖本紀》

劉邦針對秦法的弊端,採取了針對性的措施,秦法細碎嚴苛,我就寬仁待人交結人心,無視就有了著名的「約法三章」。劉邦與關中父老相約廢除秦朝舊有的法律,只保留其中的三章:殺人者死,傷人及盜處以適當的懲罰。但國家法律當然不能只有三章,劉邦那麼做只是為了收買人心,打天下劉邦在行,治理天下劉邦只是剛剛開始。

沛公至咸陽,諸將皆爭走金帛財物之府分之,何獨先入收秦丞相御史律令圖書藏之。——《史記·蕭丞相世家》

這時候,劉邦倚重了一個重要的人物,這個人就是蕭何。在劉邦攻入咸陽的時候,是他率先沖入了府庫,搶救了秦的律法史籍和一些文書,這成為了漢朝定製自己國家法律的依據和基礎。所以劉邦在做了皇帝以後,漢朝的法律增加到了九篇,但還是保留了連坐法、肉刑等殘酷的刑法。

劉邦這麼做是有自己考慮的,當時天下剛剛安定,還有很多不穩定的因素。劉邦自己就是布衣起家,他當然很顧忌其他人照樣畫葫蘆也起來造反,因此,刑法中的重刑他並沒有廢除,就是為了震懾那些企圖反叛的人的。沒有一成不變的規則,只有順應發展的對策。

漢文帝約法:改革漢承秦制的弊端,恢復國家正常的生產生活秩序。

經歷了漢初剪除異性諸侯,非劉氏者不能為王,以及所謂的「諸呂之亂」後,大漢內部的政治格局趨於穩定。在這種情況下,繼續推行重刑酷法已經和大漢的需求相牴觸,漢文帝劉恆在繼位後,對這一點深有體會,當前國家最重要的就是發展生產、恢復國力,給百姓以寬鬆的政策,是鼓勵恢復生產力的需要,是社會的需求。劉恆繼位以後,決心改革漢承秦制的弊病,內治是國家立國之本。

十二月,上曰:「法者,治之正也,所以禁暴而率善人也。今犯法已論,而使毋罪之父母妻子同產坐之,及為收帑,朕甚不取。其議之。」——《史記·孝文本紀》

當年十二月漢文帝決定先行廢除連坐法,因此他提出了自己的觀點,他對大臣們說:「法令是治理國家的準繩,是立國的根本,其目的是為了除惡揚善、禁暴安民。現在罪犯已經按法律進行了懲處,還要將罪犯的父母、妻子這些沒有罪過的人一起判處罪責,把他們抓到大牢之中。我認為這種刑法過於嚴苛,不可取應該廢除,你們認為怎麼樣呢?」

有司皆曰:「民不能自治,故為法以禁之。相坐坐收,所以累其心,使重犯法,所從來遠矣。如故便。」——《史記·孝文本紀》

大臣們回答道:「百姓們是沒有什麼自制力的,因此才用法令才約束他們,犯法便將無罪的親族也都抓起來,是讓他們心中有所顧忌,知道犯法會連累親人。所謂重法,是為了保證國家的秩序,況且這種做法由來已久,沒有改變的必要。」大臣們的想法是不變是最好的,但他們忘了這條秦法制定的前提是商鞅變法時所強調的重罰輕賞,放在當時急需恢復生產,鼓勵百姓們耕種的國策極不相符,因此為了適應天下大勢,法必須要變,不變則國不治。

大臣們眼中看到的是不自製的百姓,而漢文帝劉恆看到的需要大治的國家,這就是君臣之間格局的不同。

上曰:「朕聞法正則民愨,罪當則民從。且夫牧民而導之善者,吏也。其既不能導,又以不正之法罪之,是反害於民為暴者也。何以禁之?朕未見其便,其孰計之。」——《史記·孝文本紀》

面對大臣們的反對,漢文帝說出了自己的道理:「我聽說法律制定的正確,民眾們就忠厚,罪責論處的合理,民眾們就順從。況且引導百姓們向善的責任是官吏們的,現在重刑既然不能達到引導百姓們向善的目的,又要用不正確的法規去懲處他們,這是逼著良民變成暴民,動搖國家的根基,你們想想看,這樣做對國家到底有什麼好處?我看沒有什麼好處,還是廢除的好!」

有司皆曰:「陛下加大惠,德甚盛,非臣等所及也。請奉詔書,除收帑諸相坐律令。」——《史記·孝文本紀》

官吏們見漢文帝的態度非常堅決,不敢再去反駁,於是都稱道說:「您是仁厚愛民的有道的明君,不是我們這些臣子的淺薄見識所能企及的,請陛下詔書,廢除連坐等相關酷刑,我們遵照詔書執行。」

天下的根基:重視農業、廣開言路、主動擔責、廢除肉刑、免除田稅。

為了徹底扭轉經濟蕭條的局面,讓大家都意識到當前大漢最重要的國策就是恢復社會生產力,發展農業生產。漢帝劉恆帶頭開墾農田,有皇帝本人親自耕種,為天下之表率。

正月,上曰:「農,天下之本,其開籍田,朕親率耕,以給宗廟粢盛。」——《史記·孝文本紀》

通過寬鬆的法律和鼓勵農業生產,把百姓的精力聚焦在土地之上,一方面可以發展農業生產,恢復社會正常的經濟秩序,讓國庫充盈,百姓們安居樂業;同時也避免了因為窮困潦倒、饑寒交迫,無法生存下去的原因讓百姓們鋌而走險,從而導致的內亂。

國家想要發展,除了恢復農業生產外,還要廣開言路、招攬人才,對於這一點劉恆的頭腦是十分清晰的。因此,他決定繼續對漢律進行改革,首先是接受進諫,改變現行法律條文中設置的所謂誹謗朝廷和妖言惑眾的說法,國家有過失,可以大膽的提出了,國家不予治罪。

上曰:「古之治天下,朝有進善之旌,誹謗之木,所以通治道而來諫者。今法有誹謗妖言之罪,是使眾臣不敢盡情,而上無由聞過失也。將何以來遠方之賢良?其除之。——《史記·孝文本紀》

接著是針對百姓發牢騷的情況,在漢文帝之前,百姓們對國家發牢騷,會被認為是誹謗朝廷的大罪,要被抓起來處以重刑。而漢文帝認為老百姓們因為無知,而說一些過頭的話並不算什麼罪過,因此,以後再有類似的事情發生,官吏們不用小題大做,不用再治罪了。

民或祝詛上以相約結而後相謾,吏以為大逆,其有他言,而吏又以為誹謗。此細民之愚無知抵死,朕甚不取。自今以來,有犯此者勿聽治。」——《史記·孝文本紀》

能力越大、位置越高的人,越要承擔更大的責任,這是國家賦予他的使命,也是所謂的職守。皇帝乃一國之君,他肩負天下最大的責任,對於這一點漢文帝的認識很清楚。

十三年夏,上曰:「蓋聞天道禍自怨起而福繇德興。百官之非,宜由朕躬。今秘祝之官移過於下,以彰吾之不德,朕甚不取。其除之。」——《史記·孝文本紀》

因此他要頒布詔書說,天下最大的罪責在於自己這個決策者,而不在於下面的大臣執行問題,因此,從此以後不用再去稽查大臣的過錯,把罪責推到不相干的人身上,國家治理如果出現了什麼錯誤,那麼最大的罪責一定是皇帝,以後有什麼事情由我承擔好了。

夫刑至斷支體,刻肌膚,終身不息,何其楚痛而不德也,豈稱為民父母之意哉!其除肉刑。——《史記·孝文本紀》

廢除肉刑一直是漢文帝劉恆想做的,對於這種殘酷的刑法,它不給犯罪人改過自新的機會,會留下身心永久的創傷。漢文帝需要一個契機,終於有一個勇敢的小女孩為了救自己的父親,向他提出了建議,認為肉刑太殘酷,應該廢除。漢文帝借這個由頭,廢除了肉刑,進一步減輕了國家和人民的負擔。

上曰:「農,天下之本,務莫大焉。今勤身從事而有租稅之賦,是為本末者毋以異,其於勸農之道未備。其除田之租稅。」——《史記·孝文本紀》

鼓勵大家恢復農業生產,不能成為留在紙面上的空話,或是歌功頌德的表面文章。要有實際行動,劉恆頒布詔令,廢除了農業的租稅,這極大的解放了農民的生產力,讓他們可以自耕、自種、自得、自食,對漢初經濟的恢復,起到了巨大的作用。

因此提到漢文帝劉恆,絕不僅僅是寬厚仁德那麼簡單,他針對漢承秦制的弊端,提出了一系列的改革措施,極大的恢復了社會生產力和經濟秩序,同時確定了以農業為本的基本國策。漢景帝劉啟秉承父親的政策,繼續發展生國家生產力,因此才開創了大漢「文景之治」的盛世。

一個人的歷史,一家之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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