說到日本靖國神社，國人一般都會很反感，因為那裡是右翼份子喜歡去祭拜的地方。其實，神社就是日本神道教祭神的場所，神道教是在日本本土發展出來的宗教，源起自古以來的民間信仰與自然崇拜。在明治維新後，神道教曾被定為日本的國教。不過，日本二戰投降後，神道教不再視為國教，但神道習俗也在融入日本人的生活中。
早在南北朝的時期，佛教就通過朝鮮半島傳入日本，唐朝鑒真6次東渡就是一個活生生的例子。
如今，神道與佛教是日本的主要宗教。當前日本人信奉最多的是神道教，佛教排第二，由於幾個世紀以來的神佛習合，許多人同時信奉神道與佛教。根據日本文化廳每年實施的《宗教統計調查》，截至2016年12月31日，日本神道教組織的信徒有8474萬人，佛教信徒有8770萬人，共計1.72億人，信教人數比人本總人數還多。
那麼，在日本，神道教和佛教如何「和平共處」的呢？
壹
互相扯後腿：佛教在日本曾經興盛到幾乎把神道逼到無處可退
政教分離一直是現代民主國家的最高原則之一，但是這個最高原則卻也很難辦到。比如在美國在作證時也是要手按著聖經宣誓，不過萬一宣誓的人不是基督教，當他嘴裡說「我發誓我所說的一切都是真實」時，心裡到底會嘀咕什麼呢。
在佛教里，一直都有「王法」和「佛法」這兩種說法。佛法自然不必再作解釋，王法指的是世間一般法則或是國家君王之法，而對佛教團體來說，兩者是互立而不衝突的。
但這只是「理想狀態」，事實上兩者互相勾結或互相扯後腿的情形多不勝數。擁有神道和佛教兩大「強權」的宗教大國日本，自然也逃不出這個宿命。
自稱是神明子孫的天皇家族，自古就有「官國幣大社」制度，這裡面的幣指的是「幣帛」，也就是獻給神明的供物，「官幣」指的就是由中央政府，而「國幣」則是由地方政府負責提供祭祀經費的各級神社。
比如平安時代（794年-1192年）中期完成的法律規則「延喜式」，50卷里就有10卷是有關神道的內容。被視為神道最高峰的伊勢神宮，過去還是由未婚的皇族女性擔任所謂的「斎王」。在日本早期歷史，「政」這個字就像它的日文念法一樣，幾乎和「祭事」等同意義。
6世紀佛教傳入日本後，這個當時東方世界的普世價值可不像現在被定義為「宗教」，而是追求真理的「科學」和先進技術的綜合體系，這是因為佛教僧侶具有唐朝先進的知識。日本為了讓自己可以成為在世界「站起」的國家，天皇因此支持佛教，用官方力量系統性地輸入這個體系，一時神道失勢。
雖然現在可能難以想像，但佛教在日本曾經興盛到幾乎把神道逼到無處可退。直到8世紀末，佛教僧兵的權力亢進，天皇欲制衡佛教的勢力，因而神道再度得勢，兩種宗教逐漸互相混合。
貳
奈良佛教的興起：和尚完全等於「國家公務員」，出家必須要經過國家認證
佛教剛剛傳入日本的時候，為了挽回水土不服的劣勢，後來還發展出「本地垂跡說」，也就是說其實日本的神明們原本都是佛菩薩，是為了救渡日本這些信徒才化身成比較親民的神明模樣。
本地垂跡說的最著名產物，就是日本宗教信仰里獨有的各種「權現」。所謂權現指的就是「暫時顯現的姿態」，用這種含糊的解釋統合了佛教和神道兩種信仰。在日本這種現象被稱為「神佛習合」，在我國比較接近的例子，就像道教的道觀里會有觀音，關帝成為佛寺的伽藍菩薩等等。
因為日本佛教是官方主導，所以奈良時代（710年-794年）的所有佛教建築和人事經費都由政府負擔。當時的和尚完全等於國家公務員，正因為這樣，出家必須要經過認證。每年各宗的出家人數都有數量規定，這種制度稱為「年分度者」，年分度者的數量也自然決定了這個宗派的興盛與否。
這個時期的佛教專為國家服務，修行內容也偏向經典的學術研究。因為位於奈良，所以也被稱為「奈良佛教」，或是以奈良的別名統稱當時興盛的華嚴宗、法相宗等宗派為「南都六宗」。
奈良佛教的遺產，包括以護國神鹿聞名的東大寺和相鄰不遠的興福寺等巨大古寺。而這些古寺也帶了一個不好的頭。
那就是在模仿大唐土地公有制的當時，這些寺院和「好鄰居」神道的春日大社等神社，就以「奉獻給神佛」為由，逐步擁有了大量被列為班田制（類似於我國古代的均田制）外的寺田、神田，用來支付營運費用。這種「聖俗分離」的做法法，直接導致了後來寺社極度世俗化，而且還尾大不掉的惡果。
奈良時代的土地公有律令制，畢竟不符合人想擁有私產的慾望，到了奈良寺社開始出現巨大影響力，而讓天皇生氣而把首都遷到京都的平安時代，律令制名存實亡，讓國家少收了不少的稅收。其實，公費出資的東大寺在過去興建的時候，因經費不足而把募資重任交給了當時的私度僧行基。這位在各地行善且追隨者眾多的民間和尚，曾因為影響力太大而被國家處罰，結果為了要他去找錢以便發包工程，就收編了這位「違法」的法師、並且賜給他「大僧正之位」。
由此可見，聖俗分離是個假命題，事實上「王法」和「佛法」本來就時而連合時而對立，但兩者永遠難分難捨。
事實上，在奈良時代的律令制失效後，貴族們紛紛以「莊園」名義躲避國家徵稅，並且因為莊園是私人財產，自然官員們除了不能徵稅之外，更不能進去調查，這稱為「不輸不入之權」。
叄
「王法」和「佛法」永遠難分難捨，寺廟和神社有人、有地、有財源，擁有商品的壟斷專賣權
貴族們都能如此，寺社們自然不甘落後，而且稱這是神明佛祖的地產。寺社在擁有了大片莊園之後，影響力更為巨大。再加上過去國家支持佛教的傳統，有許多寺院迎接皇親貴族之後前來擔任住持。
這種稱為「門跡」的傳統除了可以讓寺院加強和當局的關係，對貴族們來講也有讓多餘子弟找個好出路、還不會出現後代消耗家產的好處。
結果一路發展下來，起始於1192年的鎌倉幕府到了中後期時，各寺社都發揮各自的影響力，而爭取到各種「座」——也就是商品的壟斷專賣權。
這樣一來，佛門聖地有人、有地、有財源，自然會擔心有人來搶。所以許多寺社開始找來了一些敬神修佛、但是稍微身強體壯的同修進來，這些館長的前輩們在神社被稱為「神人」、在天台聖地比睿山則被稱為「大眾」，實際上就是僧兵，負責用比較衝動的方式告訴世人們神明和佛法的偉大。
這些宗教團體只要一不開心，就會神佛一體由僧兵們扛著神社的神木或是神轎，上京展示一番威力。這種行為稱為「強訴」，連白河法皇和平清盛這種一代權力者都吃過虧。後來一直要等到戰國時代的織田信長和豐臣秀吉，才開始用「物理方式」讓這些宗教團體安靜下來。而與國家權力無關、起於民間的凈土真宗門徒，也在本願寺壯大之後被列為「准門跡」。
失去了權利和武力的宗教團體，在江戶時代，徳川家康在豐臣秀吉死後掌握權勢，制定寺院諸法度、設置寺社奉行，管理佛教。
在「宗門改」制度下，寺院成為幕府掌握戶口的機關。每個人都必須需登錄在某個寺院的寺請制度確立後，實質上終止了布教活動。這也是現今大多數日本人雖然沒有特定宗教，卻擁有各家傳統的「宗旨」，並在喪事時讓固定寺院辦理的原因。
除了寺請制，還有本末制，也就是江戶幕府規定各宗派寺院的本山・末寺的關係，將寺院的上下階層組織化，用於統制各宗派。1631年，禁止建新寺，1632年以後，各本山有提出「末寺帳」的義務，幕府藉此掌握各宗派末寺的狀況。這兩個制度直到明治維新後才廢除。
肆
明治時代「廢佛毀釋」風波：強迫僧侶吃肉、結婚和從軍，「聖俗分離」是個難以達成的理想
日本明治（1868年-1912年）維新時，為鞏固天皇為首之中央政權，採取了神佛分離、神道國教化之政策。
新政府重視神道的結果，造成全國性的「廢佛毀釋」風波。其排佛運動極為激烈，曾在各地燒毀佛像、經卷、佛具、敕令僧尼還俗等，寺院或廢去，或合併，寺院數大大減少。
甚至好採取了許多破佛政策。比如，為了強健體魄，強迫僧人吃肉，使日本佛教的素食傳統被徹底破壞；為了增長人口，強迫僧侶結婚，並令僧人從軍，使日本佛教完全世俗化，佛陀的戒律蕩然無存；為了杜絕浪費，用行政手段發動舉國砸毀佛像的運動，導致許多寺廟被毀。
明治維新之後，這場運動的結果是使大部分信佛教的日本人，轉向大部分人改信神道教，日本由一個佛教國家轉向神道教國家，實行天皇為中心的政教合一體制，最後走上了軍國主義的不歸路。
儘管這個嘗試最後以失敗告終，而以各宗均尊伊勢神宮、奉拜神宮大麻的妥協結束。但政府深入控制宗教團體的方針，則隨著日本軍國化而日漸嚴重，各教派甚至成為日本對外攻略的先鋒部隊。也因為這種歷史的反省，所以戰後的《宗教法人法》給了宗教團體極大的自由空間。
第二次世界大戰後，1945年（昭和20年），宗教法人令施行，廢除對宗教團體的規制。1951年，宗教法人令撤廢，實行認證制的宗教法人法。
隨著戰後日本經濟快速發展，宗教也飛躍發展。不過90年代的奧姆真理教事件，再次衝擊了過去由文部科學省主管宗教團體的宗教自由化方針，而讓《宗教法人法》又經過了一次重大改正。
日本現在的宗教法人必須提出幹部名單和財產清單等資料，並且對於宗教團體的免稅優惠也有種種審查，防止出現宗教洗錢的老套路發生。一些比較奇怪的宗教團體，也變成了警察的監視名單。
從日本的經驗來看，就知道「聖俗分離」是個難以達成的理想。宗教團體一樣是人的結合，理論上它就必須受到社會及法治的規範——雖然每個信徒都覺得他的神是超越世間一切的。過去也不乏許多當局為了達成政治目的，而用公權力威脅利誘宗教團體為其羽翼、甚至勾結的例子。
但是針對現代出現許多的信仰亂象，為了防止宗教團體獨大、或是相反因為信仰被修理的憾事再次發生，透明化、法治化或許才是最好的解決辦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