談到杜拉斯，就不得不說她於1984年獲法國龔古爾文學獎的小說《情人》，因為這本小說無論在法國，還是在中國，都十分暢銷。
出版《情人》時，杜拉斯已年逾70，她僅僅憑記憶和非凡的敘述能力，就很輕易將人帶入到上世紀二十年代末、三十年代初的法屬殖民地越南。
湄公河上，一個戴男式呢帽的白人小姑娘，佇立在泥濘的河水的閃光之中，在渡船的甲板上孤零零一個人。臂肘支在船舷上。
這一經典的形象，經由杜拉斯小說改編的電影《情人》，成為讓人永恆難忘的少女「杜拉斯」。
這個十五歲半的女孩，纖弱修長，胸部還未發育，抹著淺紅色脂粉，塗著口紅……有一種與噪雜混亂的現實不相稱的風塵味。
少女雖尚未發育，但她早已懂得生活的艱辛，知道貧窮如何剝奪一個人的尊嚴，她已看到現實的深淵。這一切，都源於她的家庭，由於父親早逝，生活的壓力讓一個帶著三個孩子的母親吃盡苦頭。
少女有一個好吃懶做、生性殘忍、墮落敗德的大哥，和一個貧乏懦弱的小哥哥。處境的絕望還來自於母親情感的嚴重失衡，她盲目寵愛大兒子，對他的惡劣作風一概包容，且從不反省。
這是整個故事的背景和底色，人只是點綴其上的一個小小的點，忽隱忽現、忽明忽暗。家庭的黑洞就像一隻碩大無比的吸盤，將一切都緊緊粘牢，無論你做出多大的努力，付出多大的代價，似乎都是徒勞。
少女的母親就是在這個吸盤上掙扎、搏鬥了一生，仍然無法擺脫這巨大的吸力。
或許杜拉斯早早就看透了這一點，在天真、幼稚的外表下，她有一種巨大的叛逆的力量，她絕不能像母親那樣被命運反覆捉弄，不能束手就擒。
一個毫無背景的美麗姑娘，她一無所有，唯一的資本就是年輕。於是，她在湄公河上遇到了這位中國情人，他有一部黑色小轎車，毫無疑問他來自富裕的家庭。他儒雅，膽小，卻充滿慾望。他被船舷上這個白人小姑娘吸引，試探著接近，女孩似乎也在探尋，儘管毫無方向，非常盲目，但她知道自己該怎麼做。
老年的杜拉斯對曾經的貧困依然有驚人的記憶力，在她幾十年後回望那段幽暗的歲月時，內心或許有種過早觸及生活本質的驚悸，她能透過歷史的煙塵平靜而明晰地訴說那一幕幕如電影般流動而閃爍的鏡頭。
情人並不是此書全部的內容，它只是一條線索，串起人生初始的困厄、苦楚、無望和荒唐。
人是如何成為今天的自己？杜拉斯告訴我們，一切都源於你過往的經歷。
一個美麗、純粹的白人少女，看小說時，或許我們會疑惑為什麼在她的敘述中一再突出一個白人少女和一個黃皮膚中國男子的形象？是因為當時的殖民地生活中，種族之間有著難以跨越的藩籬，使這一段隱秘的戀情帶有某種危險的、禁忌的色彩。
還有，他們的戀愛並不純凈，而是帶有某種難以啟齒的慾望與金錢的交換。杜拉斯對自己的小說是誠實的，她並不隱諱這一點。
這種帶有原罪的戀情自然讓她的母親覺得難堪和羞恥，她將女兒關在房間裡暴打一頓，然而，這只是對難堪和羞恥的一種無能為力的姿態罷了，貧窮是最大的問題，她母親默許了女兒這種不倫之戀的存在。
少女有一種因貧窮的境遇而激發的與身體相悖的成熟，她知道怎樣安慰情人，如何讓自己快樂，她使這位無所事事的富家公子愛上自己，讓他從懦弱中產生一種強烈的反抗父權的力量。
雖然他最終未能打破種族和傳統觀念的束縛，但愛情給了他從未有過的男性力量，少女看到了這一點，杜拉斯早就分明瞭然。
所以，兩年之後少女能如願讓情人送自己回法國繼續求學，這在一定程度上改寫了她的命運，使她終於擺脫了那個窮困無望的，充滿晦暗和死亡氣息的家。
此後，求學、寫小說，與巴黎左岸的知識分子聚會，杜拉斯從一種落後的殖民地生活走向自己廣闊的人生大道。有兩年時間，她保持著一種隱秘的清白。儘管她不願意承認和那個中國富家公子哥有過愛情，但行為上卻明白無疑地表明，她對這一段感情至死不忘。
在小說中，除了中國情人，杜拉斯還拉拉雜雜，用較多篇幅回憶了她幼時的家，一個被貧困逼瘋了的母親，一個看似暴力強大，實則墮落無能的大哥，還有一個生活在大哥拳頭下的小哥哥。這一切都構成了杜拉斯生命的底板，是一個人生活的本質部分。
特別值得一說的是裡面的情慾描述，不僅僅限於和情人之間，還有她加諸於女同學海倫·拉戈奈兒身上的種種幻想，那是一種青春萌動的慾望，它真實，卻讓人恍惚。
二戰期間，她在巴黎結識的完美女人貝蒂·費爾南代斯，以及神秘的美國女子瑪麗·克洛德·卡彭特，這些看似與主題毫無關聯的人物，卻構成了小說龐大底色上的一幅幅畫面，使結構立體而多面，小說層次更豐富質感。
王小波曾有一段評論《情人》的話：
《1984》這樣的書對我有幫助，是幫我解決人生中的一些疑惑，而《情人》解決的是有關小說自身的疑惑。這本書的絕頂美好之處在於，它寫出一種人生的韻律。書中的性愛和生活中別的事件，都按一種韻律來組織，使我完全滿意了。
就像小說中有些事情或人物出現的突兀，甚至莫名其妙，但對於整個主題而言並不顯得累贅的，相反，從某種角度更加豐富了敘述的層次。
如前言中所說：「情人代表著許許多多人物……」
因此，如果單單從白人少女和中國富家公子的戀情角度來看《情人》，或許稍顯單薄了，生活本來就是多面的、疊加的，是一系列人物、事情的多向流動，是無數歧路，和許多岔路的組合。
杜拉斯曾在訪談中將《情人》的寫法描述為：流動的書寫。
流動的寫作就是這樣，沒有指向，遊走於詞語的波峰，轉瞬即逝。它永遠不會打斷閱讀，不會越俎代庖。沒有給出說法，也不解釋。
杜拉斯的《情人》這本書，緣起她的兒子所編的一本有關她生活和攝製影片的攝影集，如她自己所說，「大部分是由過去已經說過的話組成的」。
這本叫《絕對的形象》的影集，隱藏著杜拉斯滄桑的少女之戀，難以啟齒，卻永難忘記。最終她用文字寫出來了，而這是她生命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杜拉斯幾乎一生都在書寫自己及家人，記憶苦澀而綿長，講也講不完。某些事情，一直潛藏在靈魂深處，那些影像不會消失，直到離世，它永遠都困厄在生活的巨大背景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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