龔心釗(1870～1949)，字懷希，號仲勉，安徽合肥人，寓居上海，是清末著名的外交家、收藏家。
龔氏簪纓縉紳世家
龔氏三代為官宦世家，書香門第，家學淵源。龔心釗先祖龔鼎孳，號芝麓，龔心釗「瞻麓齋」即為高瞻仰懷先祖之意。龔芝麓文採風流，名動江南，與錢謙益、吳梅村合稱為「江左三大家」。龔父龔照瑗，字仰蘧，出身監生，歷任金陵機器局、江蘇蘇松太道(通稱上海道台)及四川布政使等職。光緒十九年至二十三年(1893-1897年)間出使英、法、比、意等國，在駐英公使任內，曾策劃誘捕當時於廣州起義失敗後、流亡倫敦的孫中山，此事即為轟動中外的「倫敦蒙難記」。
龔心釗為龔照瑗次子。兄龔心銘，字景張，身兼實業家、金石收藏家與鑑賞家。心銘、心釗昆仲皆為進士出身。龔心釗十九歲中舉，二十六歲中進士(光緒二十一年，即1895年)，任翰林院編修。光緒三十年(1904年)，擔任甲辰科會試同考官，是清代最後一任科舉考官。光緒三十四年(1908年)，出任清國駐坎拿大(今加拿大，時為英國自治領)總領事。辛亥革命之後，龔心釗不問政事，退隱上海，以詩書文物，遵生自怡。
龔心釗的日常生活，除了玩文物，也以詩文自怡。以前家中屋子大，其書房堆滿文稿，藏書豐富，其中還有元版書，所收藏的器物都是裝箱落地存放。他學問好，性好清淡，白天喝茶，只有晚上偶爾飲些老酒，酒後會寫文章，雅興所至，往往賦詩。他的右大拇指後來因病而截去一節，握筆不便，但是對詩文考證，仍然用功不輟。抗戰時期，日本人占領上海時曾經限電，每到晚上，全家還將電力集中供其使用。
文人習性，收藏大家
晚清以來，收藏文人器玩之大家，南北有兩位，時稱南龔北徐。北為徐世章，民國總統徐世昌之胞弟。南龔即瞻麓齋主人龔心釗。
龔心釗蓄古愛好系從小耳濡目染，其收藏自二十歲隨父到上海時即已開始。除了傳統文人的好古習性以外，由於出身官宦世家，加上其父歷任晚清各種洋務與外交職位之背景，龔心釗對於西洋事物亦多有所涉獵。他著有《瞻麓齋詩文存》，又編譯《五洲古泉考》《莎士比凱撒劇詞箋》等書。
龔心釗在逍遙津花園內養蜂、梅花鹿，而且極為認真，蜂之作息、繁殖與采蜜活動皆會加以記錄，更以中西合併的方式飼養。此外，他不但收藏蟋蟀罐，也養蟋蟀，但卻捨不得斗，只欣賞蟋蟀之神態、精神，遇到天冷還會餵蟋蟀吃維生素。
出身世家與官場，龔心釗的交遊也多為晚清遺老與學人，在一張拍攝於民國二十年(1931年)的老照片「蓬山話舊圖」中，即是龔心釗與學者藏書家傅增湘、帝師陳寶琛、清宗室寶熙與大學者柯紹志等人的合影。瞻麓齋藏有民國二十四年間(1935年)，時年六十六的龔心釗與諸遺老的合照，前排中坐者為秦子質(宣統年間任廣東陸路提督)，其左旁為陳筱石(直隸總督兼辦理通商事務大臣)。
龔心釗在上海的交遊，除了遺老與學人圈子外，由於醉心於古泉印璽，他與大藝術家、篆刻家吳昌碩亦有密切往來。吳昌碩曾為心釗、心銘兄弟刻有多方印，如為龔心銘刻「楚鍰秦量」印(秦量即「商鞅方升」)。龔心銘的《浦口湯泉小志》書名亦請吳昌碩以篆書題字；吳昌碩為龔心釗所刻「合肥龔氏鑑藏歷代金石文字、中外泉貨、官私印章、碑帖圖籍、書畫尺牘之記」為長達三十字的多井格多字印，在吳氏印譜中相當少見，可知兩人印緣與交情之深。
龔氏早年的古印收藏有一部目錄《瞻麓齋古印征》8卷，顧復初題扉頁，錢鏡塘、袁渭漁等作序，龔照篪作跋，1893年成書，每頁一印，選擇精審。可是後來陸續又有大批收穫，尤其抗戰前出土了大量銅印，龔氏所收遂超過原印譜中好幾倍，雖未留下印譜，印章卻被安置在一批特製的盒子裡。這批古印有一部分是清末山東大收藏家陳介祺的舊藏。其收藏的「甘玩一瓢硯」，曾為建築大師貝聿銘之貝氏家族先人，蘇州藏書家貝墉(簡香)所收藏。另其收藏的「楊玉璇制白壽山慧可斷臂像」與「田黃凍達摩面壁像」均得自「冒氏水繪園」。
龔心釗所收文物種類繁多，包括有戰國越王劍、宋代米芾、馬遠、夏圭等名家書畫，宋汝窯盤以及時大彬、徐友泉、陳鳴遠與陳曼生等制的紫砂。尤其是他所收藏的印章，自戰國到六朝的銅、玉、石的官印、私章二千餘方，蔚為大觀。然而，他的文物收藏看似包羅萬象，但還是有其收藏方向的，對於所收文物的品級也多所堅持，據龔安英(龔心釗之女)說：「父親收藏的印記止於唐代，宋人的印就不收了。又如紫砂茶壺，也只收到文人紫砂的代表陳曼生，之後的就不入其收藏範圍。」
有趣的是，即使對收藏品級如此剔抉，瞻麓齋藏品中卻有一形色特殊的「英倫祭紅尊」，此器並非出自中國，而是當年龔心釗由英國倫敦購回，據說只是因為龔心釗認為此「祭紅尊」仿的是中國作品，而且仿得頗為相似，認為非常有趣，故買之。
龔心釗一生心血全在於文物，即使到了晚年，家中經濟並不寬裕，但其對看中的器物還是決不肯罷手的，一旦看中，即便借錢或者賣掉首飾也要買回來。到了後來，滬上古玩商都已熟知其人，知道龔心釗的個性，即使有好東西也不敢取出來給他看了。上海之外，龔心釗常赴北京琉璃廠賞購古玩，古玩商皆熟識之。
讀之，考之，護之
龔心釗文物收藏的最大特色，在於其精緻考究、古樸典雅的包裝。無論是書畫或各類文玩精品，外盛以癭木盒、紫檀盒或紅木盒，取精緻的織錦包面，用柔軟的絲絹為臥囊，盒內貼有多方藏印的印文，並附有親筆撰寫的各式標籤、題識的紙箋，盒外又貼有龔氏手書品名的題簽。
文人的雅玩與收藏活動，無形中展現出自身的知識、修養、氣質與品位，可以說是「古玩」雅趣當中，最好玩、最有趣也最高級的享受。龔氏收藏講究精緻優雅的裝潢包裝，流露其高雅不凡的收藏品位與風格。這絕非僅靠雄厚財力即可獲得的，更多的是藏家本身的深厚學識與審美素養。
無論是囊匣與錦盒的配色，還是用於裝裱、製造的紙張或檀木、象牙等材料，都必須因應藏品本身來作適當的選擇與搭配。據龔安英說，龔心釗對於材料非常講究，裱畫裝潢用的紙都是他自己收藏的，有些紫檀木與金粟紙還是來自於清宮拍賣的舊物。在「宋拓九成宮醴泉銘」這冊碑帖中，龔心釗別出心裁，貼上自己的照片與收藏印記，而且都是自己剪貼，沒有假手他人。
事實上，如此講究的裝潢與包裝，在近現代民間收藏家中相當罕見。曾經讓全國書畫鑑定三人小組成員、上海博物館書畫鑑定專家謝稚柳先生(參考文章：書畫鑑藏家謝稚柳：對畫就像對人一樣，要持慎重態度。)讚嘆不已，認為已成為龔氏的個人收藏風格。要知道，龔家長年雇有學有專精的工匠，每遇有需要，龔心釗量了尺寸後，便會要求工匠製作各種錦盒、木匣，他在旁口述指示，親自監督。
龔安英說，對待心愛的文物，父親是買之、讀之、考之，卻不喜歡在他人面前炫耀張揚。龔心釗在把玩、擦拭藏品時絕不使用一般粗糙的拭布，往往是用自己身上已經磨得平潤了的衣服袖口來擦拭，這是要避免織物上尖銳的纖維可能刮傷器物。收藏家對文物的鐘愛、細心以及愛物之成癖、成痴，於這些小處與細節當中表露無遺。例如包裝「宋拓九成宮醴泉銘」與「宋官窯印池」的匣盒，側邊用象牙制的搭扣，其扣帶以較為耐用的麂皮所製成，一般本來皆作尖牙狀的骨杆，但龔心釗卻特別要工匠將之磨成較為圓潤的形狀，他認為這樣更易於使用。
龔心釗舊藏 曼生百衲壺
此壺器形端莊穩重，比例協調，簡潔質樸，氣度不凡。
壺身大小如拳，手感極佳，入手溫潤可人。
胎身寶光煜煜，燦若朝霞，泥色褐中泛紅，錯落披飾著黃、褐深淺色泥，斑駁一似碎布補綴之百衲僧衣。
壺身題銘：勿輕裋褐，其中有物，傾之活活，曼生銘。
2017年西冷春拍上此壺拍出1260萬元的高價
除了古樸雅致的包裝風格外，龔心釗對於收藏品的考證，亦可稱一絕。龔氏本人篤好文物，但他不像一般收藏家僅止於收藏，每收精品必加以潛心研究，考證其來龍去脈，對於文物的傳世經歷與收藏過程也都會撰寫墨書籤條附於其中。以「吳越王金塗寶塔」為例，龔氏除了寫上前手收藏此物的經過與原由外，還特別附上《申報》的剪報報導，以為佐證，同時留給後人研究的線索。
在龔氏手書的藏記中，還有一個有趣的面向，亦即收藏價格的記錄。熟悉書畫與收藏史者，一定會馬上聯想到明代大收藏家項元汴的收藏，因為項元汴也有記錄藏品價錢的習慣。這些價格記錄，顯示龔氏收藏文物，完全是不惜成本代價，甚至出現包裝的工本反而高於文物本身價值的情況。有些則是記錄了藏家取得文物或將手中重複的藏品脫手的經過，讀來意趣橫生。例如「乾隆御製龍行雨施墨」盒中有箋記曰：「與此同樣一品，乾隆邊款六字被磨去，辛巳二月以三百元售與榮寶齋。此品於十年前購自北平，尊古費五十元也。」
龔心釗舊藏 大彬箬笠壺
壺身上部圓鼓，折腹，腹身下部扁出。
壺嘴三彎，壺把輕盈圓轉，上有一翹角，彎曲的流根部以如意紋裝飾與壺身相接，環形柄亦施以如意紋。
壺蓋上蓋鈕小巧，上部亦似蓋帽，下部圓實，一絲不苟。
總體造型簡練渾樸，寓剛強於巧麗之中，具有明代器皿造型簡樸大度的氣勢。
1960年，龔心釗的第三代後人將家藏文物捐入上海博物館，共計600餘件，受到上海市人民政府的表彰。捐獻的瓷器中有唐邢窯盈字蓋盒、北宋定窯刻花游鵝碗，還有一大批紫砂壺和陶質蟋蟀罐。龔心釗所藏的蟋蟀罐大都是「趙子玉」款的作品，而紫砂器則以「陳鳴遠」款作品為其代表。重慶三峽博物館、香港中文大學文物館亦藏有若干龔氏藏品。其餘散入各地藏家，因藏盒題記的特色，龔氏舊藏每易辨識，近年也在拍賣會屢創佳績(可參見：大收藏家401期：黃玄龍徐盼苹，「翦淞閣」傳奇創造者)。
從這些閃耀著藏家餘暉並庇蔭後世的珍貴文物中，我們見證了一位大收藏家對於文物的態度及其不凡的審美品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