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趙輝）誕生於探索華夏文明起源的中國考古學，為中華文明的探源做出了許多重大貢獻，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績。商朝殷墟的發現就是最成功的考古案例，為中國歷史時期的延展實證，提供了無可辯駁的歷史遺址。
夏商周歷史是根植於中國歷史文化的全體中國人的共同認識，但在確認商朝歷史的考古學遺址基礎上，通過一百多年的考古文化研究，卻始終無法突破夏朝歷史遺蹟的考古求證。使得夏朝歷史文化，成為中國考古學無法逾越的珠穆朗瑪峰，中國考古界的哥德巴赫猜想難題。
《詩經》是中國最早的一部文學作品，是中國文化與思想的源泉，是中國文化發展的開山鼻祖，孔子說「不學詩，無以言」就是對《詩經》地位的最高推崇。西周時期的尹吉甫是公認為《詩經》的採集者與創作者，是《詩經》成為中華經典的重要歷史人物，也是中國儒家思想與道家思想形成的關鍵人物。
雖然尹吉甫在中國文化思想中占據重要地位，但中國歷史對尹吉甫的記載卻極少，甚至很模糊，但他的《詩經》採集者的身份卻是無可置疑的。尹吉甫一生究竟在什麼地方工作並採集了《詩經》中的作品，是中國歷史研究中的一個空白，成為阻礙中國歷史文化深入研究中一個被忽視的盲點。
有據可查的記載僅見《竹書記年》中的「皇父作都於向」以及《詩經•十月之交》中的「皇父孔聖，作都於向」。根據歷史研究結論，「皇父」就是指尹吉甫，「向」就是西周與春秋時期的向國，這兩句記載向我們表明了一個完整的意思：尹吉甫很聖賢，他的《詩經》作品都產生於向國。那麼，讓尹吉甫創作、收集大量《詩經》作品的向國，究竟在哪裡呢？中國歷史學界與考古學界沒有給出一個明確結論。
在宋朝時期出土了一件青銅器，稱為「西甲盤」，其銘文記載：隹五年三月既死霸庚寅，王初格伐玁狁於（余吾），兮甲從王，折首執訊，休亡敃(愍)，王賜兮甲馬四匹、軥車，王令甲政（征）司（治）成周四方責（積），至於南淮夷，淮夷舊我帛畮（賄）人，毋敢不出其帛、其責（積）、其進人，其賈，毋敢不即次即市，敢不用命，則即刑撲伐，其隹我諸侯、百姓，厥賈，毋不即市，毋敢或（有）入蠻宄賈，則亦刑。兮伯吉父作盤，其眉壽萬年無疆，子子孫孫永寶用。
在中國考古學的前身——中國古代金石學的研究中確認，西甲盤就是為尹吉甫定製、尹吉甫使用的青銅器，西甲盤中的銘文真實詳細記錄了尹吉甫的事跡與經歷。其中的「王令甲政（征）司（治）成周四方責（積），至於南淮夷，淮夷舊我帛畮（賄）人」「毋敢不即次即市」極其重要，為我們破解尹吉甫、《詩經》、華夏文化歷史提供了關鍵線索與地理坐標。
在近代出土的一批青銅器，其銘文記載與西甲盤銘文有著高度關聯性，更具體明確地說這些青銅器與西甲盤產自同一地方，記錄了不同時期同一地方的歷史與歷史事件。這是一批周穆王時期的青銅器，早與周宣王時期的西甲盤：
【錄尊】王令冬戈日:戲淮夷敢伐內國，汝其以成周師氏戍於古師。
【臤尊】唯六月，既死霸，丙寅，師雍父戍在古師遇從。
【帆卣】積從師，雍父戍於古師；
【雍伯鼎】王令雍伯鄙於古，為宮，雍伯作寶尊彝。
【穡卣】穡從師雍父戍在古師。
【笱卣】笱從師雍父戍於古次。蔑歷，賜貝三鋝。
【穆卣】穆從師淮父戍於古阜，蔑歷。
周穆王派遣了一批軍隊駐守在南淮夷的「古」地，下轄「古師」「古次」「古阜」等軍事或地方管理單位，管理著南淮夷地區。這些管理單位的西周貴族首領，把得到的賞賜，鑄造了這批出土的青銅器，帶回鎬京，為我們後人留下了珍貴可靠的史料。這也就是「西甲盤」銘文記載的「淮夷舊我帛畮（賄）人」的來歷。
根據筆者考證與歷史文獻記載，尹吉甫所奉周宣王之命，前往南淮夷徵收「成周四方」稅賦的地方，就是今天的淮河北淝河四方湖畔的古城遺址，也就是某次某市某考古單位認定的漢朝向縣遺址，曾經的西周與春秋時期的向國國都遺址。「皇父孔聖，作都於向」「皇父孔聖，作都於向」的尹吉甫工作、採集、創作《詩經》的向國，「成周四方責（積）」的四方湖地區。
為什麼四方湖古城就是尹吉甫採集《詩經》、徵收稅賦的向國呢？《左傳》隱公二年(前721)，"夏五月，莒人入向。"西晉杜預注:"向，小國也，譙國龍亢縣東南有向城。《水經注·陰溝水》載:"北肥水又東南徑向縣故城南。《地理志》曰：故向國也。《世本》曰：許、州、向、申，姜姓也，炎帝後。京相璠曰：向，沛國縣，今並屬譙國龍亢也。杜預曰：龍亢縣東有向城，漢世祖建武十三年，更封富波侯王霸為侯國，即此城也。俗謂之圓城，非。
「淮夷舊我帛畮（賄）人」「毋敢不即次即市」就是說南淮夷人不敢不來到周穆王時期建立的「古次」「古阜」「古師」等管理單位進行貿易、進行稅賦與市場交易，杜絕與南蠻人的物資交易。這個「古次」「古阜」「古師」以今天稱謂來說，就是「古城」，南淮夷地區的「古城」，四方湖畔的古城。
「即次即市」中的「市」大眾都能理解，就是交易市場的意思，那麼銘文中的「次」是什麼意思？什麼單位呢？很顯然「次」與「市」都是一個名詞，一個管理單位，「市」是市場的意思，「次」就是一個與市場相關的單位。與「古次」「即次」比較接近的概念就是：停泊，旅行所居止之處所或途中暫時停留住宿，如旅次，舟次，次所。有此可知，「古次」「即次」就是古城的水陸碼頭、交通要道、人員物資的集散地，控制著南淮夷地區的人員往來與物資貿易。周穆王派駐的軍事人員與行政管理貴族，以四方湖古城為中心，控制著南淮夷地區的人員往來、物資貿易。尹吉甫建立軍功被周宣王派遣到「成周四方」這樣富裕的地方，管理「成周四方」的稅賦，實在是一份美差。
尹吉甫作為西周在南淮夷地區的最高行政長官，天高皇帝遠，不僅為鎬京徵收財政稅收，更有閒情逸緻，將南淮夷地區的淮河文化傳播到西周統治中心。尹吉甫之所以能夠成為《詩經》的採集者、創作者，正是因為尹吉甫在四方湖古城長期工作生活，耳濡目染，受到當地淮河文化的薰陶，將淮河流域當地的民歌民謠採集、整理，與稅收一起定期穩定地傳遞到西周統治中心、西周貴族階層，成為西周文化穩定發展的文化源泉。
大批西周貴族與子弟被派駐到四方湖古城管理著南淮夷地區，也促進了淮河文化的傳播與西周貴族的文化水平提高。以淮河花鼓燈歌舞民謠為基礎，誕生的《詩經》作品也正式成為中國文化文明發展的原動力，成為儒家思想與道家思想形成的經典。
以四方湖古城為文化傳播點的「古師」「古城」，也就此成為研究中國古詩、古史、古時、古代、古人、古文、古文化、古文明的原點。「古」也由一個實實在在的特有名詞，逐漸融合為中國探索遠古文化的年代虛詞，成為中國遠古的代名詞。
在遠古堯舜禹時期，以四方湖古城地區的塗山淮河地理地貌形成的中「華」地理概念，和「夏」文化概念，成為華夏文化與華夏文明誕生成形的起始，四方湖古城的人文歷史即成為華夏文化、華夏文明、華夏民族的人文歷史。可以說，探索華夏的遠古人文史，就是探索淮河流域四方湖古城的人文史，以古城的「古」為代表的遠古人文，成為我們華夏民族人文的古代人文史。以考古學為方法，探究華夏歷史的研究，實際上就成為破解四方湖古城的歷史，中國考古學的真正意義就是探究四方湖古城地區的人文歷史。
四方湖古城的向國是《詩經》誕生的地方，是尹吉甫工作採集創作《詩經》的地方：淮河塗山是大禹治水的地方，是大禹會諸侯的地方，是堯舜禹時期「洪水滔天，懷山襄陵」的地方，探究考古出這一區域的歷史，就破解了華夏文化發展的歷史。
可以說，以研究物質文化遺址為考古學主要方向、以黃河長江流域為重點目標，對夏朝夏文化的探尋無果，與考古研究在四方湖古城的空白，相得益彰，相互印證，可見中國考古對基礎的「古」意認識的南轅北轍。如果堯舜禹在世、尹吉甫在世，不知對今天華夏後人的考古方向，做何感想？在夏朝夏文化探索方面，沒有正確的考古方向，沒有四方湖古城的考古，沒有尹吉甫指引的方向，結果只能為零。（作者：趙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