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者 | 趙蘊嫻
編輯 | 黃月
『思想界』欄目是介面文化每周一推送的固定欄目，我們會選擇上一周的1至2個文化/思想話題，為大家展現聚焦於此的種種爭論與觀點衝突。本周的『思想界』，我們關注單向空間眾籌求助事件和電影《列夫·朗道：娜塔莎》（DAU. Natasha）引發的爭議。
單向空間眾籌求助：情懷之後，實體書店何去何從？
非典過去17年，實體書店再次因疫情進入行業的凜冬。2月24日，原本正計劃15周歲生日活動的單向空間發布了一封眾籌求助信，在「糧草告急」之際，希望讀者能幫書店渡過難關。按照求助信中的信息，疫情蔓延以來，單向空間4家線下實體書店僅有朝陽大悅城店營業，每日售書平均不過15本，而在線直播、建群秒殺等線上促銷活動也收效甚微，每次獲得的收入「連值班店員一天的工資都不夠」，眾籌是單向空間「最後的自救」。
「求助信」很快在微信公眾號上獲得10萬+閱讀量，坂本龍一、姚晨、老狼等大V也在微博上參與轉發。讀者對實體書店命運的擔憂和焦慮似乎短暫地使單向空間走出「孤島」，在尚未解凍的時刻得寄一枝春芽。
「閱讀是一次劈開冰海的旅途，書店是我們在寒冬中逆流而上的心靈伴侶。」在此意義上，眾籌為的不只是一家銷售書籍的商店，守衛「鍛鍊心智、存儲記憶、撫慰感情的家園」才是意義所在。單向空間此舉毫不意外地再次引發情懷充值的爭論，對書店當前狀況的描述也招來質疑。據公眾號「未來可棲」，部分業內人士認為，單向空間的現金流狀況不至於現在就陷入絕境，儘管書店、文字與情懷終難分割，但當情懷成為被過度依賴的營銷手段，書店還能否發展出合理的經營模式就十分令人懷疑。
以情懷博取流量最後變現，並非是特屬於書店的營銷邏輯。去年，人人網回歸、大白兔奶茶走紅、周杰倫新曲《說好不哭》刷爆熱搜，情懷對各個群體的精準打擊從未失手。賣情懷的商業手段已是老生常談，但每個人群都難逃脫商業的定位，所謂的「文青」正是書店情懷收割的田地。「藍鯨財經記者工作平台」發布的一篇文章指出，在「走出孤島」的包裝下，單向空間的收費行為蒙上了一層「價值感」和「悲情色彩」，情懷充值的商業邏輯雖然老套，卻總能成功喚起「自以為利他」的情緒。
單向空間此次求救的成功，也得益於與消費者關係的再塑造。去年，單向空間創始人之一吳曉波在《十三邀》與許知遠對談時說到，單向空間想要更好地發展，不應靠規模的擴大，而是著意於消費者關係的重塑。「藍鯨」的文章認為，如果從前的許知遠還被文人情結牽絆，那麼當下的殘酷局勢則迫使單向空間向前一步，採納吳曉波所說的「會員制」。書店產品價值的核心在於附加其上的精神符號，符號催生情感、價值的共鳴。此時，眾籌救助從慷慨解囊變為一次對自我身份的體認。
不過，「求助信」引發的輿論浪潮似乎也印證了「情懷掛在嘴邊的時代已經過去」的現實，至少在目前的實體書店行業如此。比起對「情懷充值」的討伐和質疑，人們將更多的目光投注於書店的自救和轉型問題。北京青年報的報導梳理了疫情期間幾家書店不同的自救方式，例如言幾又聯合餓了麼平台，啟動圖書配送服務，「讓精神食糧與一日三餐同樣便捷」。2月28日，「言幾又文化」又公布了單筆滿199元贈送2枚口罩的促銷活動。建投書局推出「空巢局君的生存記錄」欄目，通過直播的形式向讀者推薦書籍、分享讀書心得，並嘗試將「群星閃耀 黃金黑白」這樣的展覽轉移至線上。
雖然已積極自救，但這兩家書店現金流短缺、經營慘澹等問題依舊未得到解決。言幾又集團董事長、CEO但捷在接受採訪時表示，春節期間書店客流量、銷售量與去年同期相比分別下滑80%和95%，可謂「斷崖式」下跌，現金流危機短期內難以解決。建投書局相關負責人表示，線上活動的確起到了與讀者溝通的作用，但如何將之變現仍在探索之中，書店要恢復到正常營業水平面臨著很大的挑戰。
疫情來襲，實體書店受挫，單向空間、言幾又等「網紅」連鎖書店依靠名人、品牌效應謀求出路，而中小型書店缺乏此類資源，處境似乎更為艱難。2月5日，中小型書店聯盟「書萌」發布《疫情籠罩下的實體書店呼聲 ——超千家實體書店問卷調查分析報告》，調查範圍覆蓋全國各省市，除北上廣深等一線城市外，參與答卷的書店大多分布在二三線城市。「報告」認為，連鎖書店近年來獲得了不少商業、政策紅利，當下的實際情況在可控範圍內，而中小型書店的情況不容樂觀，在未來一段時間會出現「大範圍的應急調整甚至閉店現象」。
報告分析指出，2013年起，實體書店行業進入復甦階段。在「新開快開」的潮流下，許多書店將資金投入店面等硬體設備，忽視了會員系統、工作人員等軟實力的發展，沒有形成成功的商業模式，有「虛假繁榮」之嫌。疫情的出現中斷了此前的回暖趨勢，同時也暴露了實體書店近年來的問題，這是一次真實的市場檢驗。許多書店開始或是加速研發線上產品、開拓網絡市場。然而，如何結合自身品牌特點，完成影響力變現，是書店需要潛心思考的問題。正如報告所說，實體書店要實現轉型，需要將對硬體的關注轉移到對技術的發展。重新找到真正的消費群體，與他們保持聯繫，並有效地將網際網路思維融入書店經營，下一次危機來臨時，實體書店才不會那麼驚慌失措。
在圍繞單向空間眾籌求助事件的諸多討論中，「做書」的一篇文章提出了如下疑問：如果單向空間在文化圈的影響力主要來自於許知遠、《單讀》以及《十三邀》等產品，何不拋下實體書店這個「沉重肉身」？而作為公共空間和文化機構，又為什麼一定需要實體呢？文章作者表示，單向空間這類生存於一線城市商業中心的書店成為「象徵性地標」，吸引人們朝聖打卡，不過是「刻意為之的情懷充值」。相較之下，小城市的獨立書店更能保護「本地文化的燈燭」。不過，本地化社區獨立書店的逐漸消失，有多少是連鎖書店之過？大型書店作為「一線城市文人學者全國巡講的分會場」而不是「本土聲音的陣地」是否真的意味著淺薄？在高速流動、日趨臉譜化的現代都市裡，「本土」究竟指什麼？要解答這些問題，我們恐怕還需要更為踏實和深入的研究。
DAU：是電影里程碑還是扭曲的社會實驗？
柏林時間2月29日，第70屆柏林國際電影節公布獲獎名單，備受關注與爭議的《列夫·朗道：娜塔莎》獲得最佳藝術貢獻銀熊獎。這是俄羅斯導演伊利亞·赫爾扎諾夫斯基（Ilya Khrzhanovsky）DAU系列的第12部作品，影片講述了蘇聯時代一家科學研究所餐廳員工Natasha的故事。這家餐廳只有Natasha與Olga兩個服務員，在終日的瑣碎雜務結束後，她們喝酒聊天，談起愛情與外遇。一天晚上，兩人同一群前來慶祝放射實驗成功的科研人員喝到伶仃大醉，娜塔莎與主導實驗的外籍科學家Luc發生了性關係。不久後，娜塔莎被安全機構帶走，遭受殘酷的審訊。
「陀螺電影」柏林現場觀影人陀螺凡達可用「瘋狂、偉大、史無前例」形容《娜塔莎》。手持長鏡頭的大量使用與特寫鏡頭的缺乏、沒有表演「痕跡」的演出增強了影片的代入感與真實感，而在最後40分鐘的審訊中，砸向娜塔莎的極權暴力鐵拳仿佛也重重地落在了觀眾身上。凡達可認為，影像帶來的恐懼並非源於視覺暴力，而是源自影像自身的「真實性」。這種「真實性」指向了電影的製作方式——一次前所未有的瘋狂實驗。
DAU是蘇聯物理學家列夫·朗道（Lev Landau）在大學時期的暱稱。2005年，導演赫爾扎諾夫斯基沉迷於這位天才科學家的坎坷經歷與古怪性格，計劃為其拍攝一部傳記片。在烏克蘭哈爾科夫，赫爾扎諾夫斯基決心重現蘇聯時期的物理科學研究院。他要在21世紀打造一個關於過去的平行時空，按照1:1的比例還原當時的建築與生活。
2009年，原有的電影拍攝計劃被一次出格的社會實驗取代。過萬名演員來到DAU小鎮，他們中有科學家、藝術家、清潔工、理髮師，也有罪犯以及新納粹主義者。在這裡，他們被撥回1938-1968的蘇聯時間，一切細節隨著時間流動而變化，演員需要做的實際上就是完全按照蘇聯的規則去生活。屬於未來世界的詞彙與設備一律禁止使用，赫爾扎諾夫斯基安置的大量微型攝像機無處不在地凝視著這個巨大的片場。與其說DAU是一次沉浸式的表演，不如說是一場「史達林式楚門秀」。截至2011年，這些鏡頭共捕捉了700小時的影像素材，DAU系列電影就此誕生。
《娜塔莎》不是DAU與公眾的第一次接觸。2019年初，DAU在巴黎、柏林、倫敦舉辦了全沉浸式藝術體驗展覽。在巴黎，夏特雷劇院與城市劇院24小時開放，觀眾可根據期望的體驗時長購買20-150歐元不等的三種入場「VISA」。體驗24小時或以上的觀眾可根據心理測試獲得屬於私人的訂製路線。他們在這裡觀看DAU影片，與神父、拉比或薩滿交談，參加科學實驗。同DAU小鎮生活者一樣，參與者的行為都會被攝像頭記錄。
夏特雷劇院總監Ruth Mackenzie在接受法國《世界報》採訪時說到，DAU不是電影、戲劇，也不是藝術，而是「唯一的、從未公開的體驗」。這場對極權主義的反思在三個展出城市分別打出了「平等」「自有」「博愛」的口號，《世界報》記者則用了三個截然不同的詞彙形容了自己所見的DAU——出格、暴力與混亂。
此次攬獲銀熊獎的《娜塔莎》中有這樣一個鏡頭：女主人公Natasha赤裸地坐在椅子上，被逼將玻璃瓶插入自己的陰道。根據已觀影人士的描述，該鏡頭保持了全片一貫的「真實性」，而這種缺乏表演的逼真感正是凡達可提到的恐懼之根源。一名拒絕為其配音的法國女演員向《世界報》表示無法認同這種拍攝行為，「這個女性確是在經受折磨，這不是演戲！」而導演赫爾扎諾夫斯基則回應：「我不在乎。她是一個妓女，我在一個性虐者妓院裡找到她的。」
自由撰稿人Steve Rose在為《衛報》撰寫一篇關於DAU的文章時採訪了DAU的執行製作人Martine D'Anglejan-Chatillo。談及上述爭議性鏡頭，Martine表示，項目的參與者知道他們有叫停的權利，「如果她說『我受不了了』，那麼大家都會停手的。」
和Rose一樣，很多人對於演出者能否在微型史達林世界裡真正「叫停」保持懷疑。在《世界報》報導的另一個案例中，一名來自紐約的表演藝術家受邀出演「控制新納粹分子的心理學教授」，但新納粹分子團體卻控制了他，對他拳腳相加，使他遭受了極大的精神創傷。《娜塔莎》中的Luc在回憶影片中的性愛場景時說，儘管DAU沒有劇本，但當天許多人毫無理由地勸說自己喝酒，醒來時便發現自己赤身裸體。他認為這是赫爾扎諾夫斯基的安排，「他沒有劇本，只有一些小方向。但他設置好一些情況，一些足以使事情發生的傾向，這樣他就可以操縱我們了。」
「控制」是DAU為人詬病的主要問題之一。赫爾扎諾夫斯基曾坦言，自己是DAU小鎮的規則控制者。他是這個瘋狂實驗的締造者，在微觀的史達林極權世界裡，他扮演了老大哥的角色。然而，DAU里的「控制」遠不止於此。Luc表示，觀影或許令人不適，但他本人卻享受DAU世界帶來的某種突破與自我釋放。比起現實世界，一些參與者在項目結束之後也更願意回到DAU小鎮去生活。
《衛報》的一篇影評指出，審問官Azhippo在折磨Natasha之餘不斷地詢問他們是否成為「朋友」了，這並非簡單的施虐，而是他們所需的一種親密的工作關係：暴力與恐嚇是對Natasha「裡通外國」行為的修正，也是蘇維埃政權對正直同志的招募，蹂躪她臉頰的皮靴勒令她參與對外國人士的監控，而不是發展一段正常的男女關係。Azhippo與Natasha之間存在一種令人驚駭的斯德哥爾摩綜合徵，一如史達林式國家和生存在其中的人們所經歷的那樣，DAU王國與其參與者亦或如是。
正如《衛報》影評所說的那樣，《娜塔莎》不能簡單地被當作一部電影來評判，它是龐大的多媒體藝術裝置的一部分，在被人們忽視的過去的15年里，其製作已然成為傳奇。DAU實驗的目的是什麼？我們如何敘述其意義？藝術與現實倫理道德的關係遭受了怎樣的挑戰？赫爾扎諾夫斯基是天才還是獨裁者……諸多問題尚在爭議之中。面對質疑和指控，赫爾扎諾夫斯基解釋道，DAU與其說是為了重現蘇聯的狀況，不如說是為了檢測今天，任何人都有可能成為獨裁者，可以是公司的獨裁者、家庭的獨裁者，甚至是我們自己的獨裁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