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過春天
行省制度，是古代東西方政治文明發展過程當中的產物，如果僅從字面來看，可以說是一種巧合。但是，如果細究其含義，我們會發現，問題恐怕沒有這麼簡單。
中國古代的行省，確切地說是元代以降的"行中書省"，設立伊始是以中書省的派出機構面貌出現的，而羅馬時代（包括了羅馬共和國與分裂前的帝國兩個時期）所行用的行省（province），不但和中國的行省相距了一千年（注意，這裡的出現時間先後不代表誰先進誰落後），其更多時候，是以一種羅馬海外殖民地面貌出現的。所以二者根本不是一回事，國內的翻譯的準確程度，還存在很大的商榷空間，接下來，我們還得詳細說明一下具體原因。
01和東方相比，古羅馬行省之間缺乏相互制衡
首先，孕育東西方行省制度的社會土壤就不同，中國元代以來的行省，是建立在"書同文、行同倫"的共同文化基礎之上的，元代的蒙古軍事貴族考慮到此點，擔心地方聯合，叛亂擴大，所以在黃河與長江南北原先"路府州縣"基礎之上，充分借鑑金朝統治經驗，成立了囊括範圍更大的新政區——省。注意，這裡元朝統治者很精明，他們沒有依據山川河流的地理阻隔來設定政區界線，而是儘可能在不同省份之間製造矛盾，以使其相互牽制，形成一種共存的關係。明清統治者也延續了這樣一種制衡思想，例如古都南京易攻難守，須求助於周圍的軍事要塞，如蕪湖、廣德、安慶等來作屏障，可是中央政府偏偏不把它們劃在一起，而是另外讓安徽來管著，江蘇沒有權限。
除了在政區地理上做文章外，中央政府就是以流官來治理，明代地方行省軍政財"三權分立"，互不統屬，中央要協調他們的關係，就得從中央監察機構都察院抽調精幹御史，臨時委以總督某地、巡撫某地銜，這叫做"行某處省事"，辦完以後，回到中央交差，繼續從事本分事務。所以中國古代的行省，說白了就是中央臨時派到地方的辦事機構，只不過官員品級權限跟地方行政官員有區別罷了。
02古羅馬行省與中國的州郡概念更接近
話說回來，古羅馬時代的行省，極其缺乏這樣一種政區之間相互制衡的理念滲透，羅馬共和國盛時海外行省有二十多個，但是都各成一派，西班牙是一塊，北非是一塊，小亞細亞等東方行省又是一塊，各行省之間受到海洋阻隔，距離遙遠，所以根本不具備東方那種行省之間制衡理念被貫徹的條件。
後來，到了戴克里先當政時候，靠軍隊發家的戴克里先也感覺到這種各行省之間缺乏溝通，且容易形成地方抱團對抗中央的問題，所以他繼續細化行省內部結構，把一個行省拆成若干個，然後在這些被拆分的小行省之上，再設立"行政區"來作為統轄他們的行政機構。例如東方區下轄十八個行省，本都區管著七個行省，連處在帝國邊緣地帶的不列顛區，都被細分為六個行省。至於行政區最高官員"副近衛軍長官"，則由皇帝本人來任免委派，所以與其將"province"翻譯為省，不如將其翻譯為對應中國古代的"州"或"郡"更貼切一些。
03和東方相比，古羅馬行省管理結構更簡陋
當然，造成古羅馬時代行省動亂不斷的原因，不僅僅是地理條件，還有羅馬自身管理乏力。從羅馬的第一個行省西西里島開始，到最後稱霸地中海世界，每一個行省的最高長官總督，雖和中國古代一樣，都由中央（元老院）來任免，且任期短暫，一般情況下只有一年。但是，當總督到達地方任職後，其對於軍隊、財政和地方不涉及羅馬公民的法律糾紛，便擁有直接處置的權力，無需上報中央，這就比中國明清時期的總督大多了。中國古代的行省總督雖然也能管一省官員，但是軍事上受到擁有部分軍隊的巡撫掣肘（清代還有提督），民政上要提防手下布政使給穿小鞋，而且涉及死刑的案子還得上報中央。由此可見，和東方相比，古羅馬行省的總督，可以說是主管一方的土皇帝了。
羅馬行省總督的權力大也就算了，由行省統轄下的地方行政再分級，也十分簡陋。元以後的行省中除了整齊劃一的府州縣外，還有具體到管理每家每戶生活的保甲制，稅收系統相對完整。可是古羅馬時代就不同了，羅馬行省的稅收，僅僅把直接稅交給中央任命的財務官辦理，而大部分間接稅，則被羅馬高層許可的包稅商壟斷，他們肆意剝削地方，更削弱了羅馬的權威。
04古羅馬的行省成為了軍事獨裁滋生的土壤
行省內部僅僅根據城市對待羅馬的忠誠程度，將其分為自由城市和羅馬的殖民地，前者為羅馬軍事行動提供物質保障，享用自治權，後者則作為羅馬安置帝國復員軍人分配土地的主要來源。這就給像凱撒這樣的獨裁者擴大影響開了方便之門，他們把攻占的地區列為羅馬行省後，直接以行省部分土地作為官兵的私人財產，以此收買人心。
可是假如把他放到中國，清代的兩江總督曾國藩倒是靠著家鄉人組成的武裝收復了江南，但是這些湖南人並沒有留在當地，而是攜帶戰利品返回自己的家鄉，至於曾國藩本人，即使再受朝廷重用，他也沒有權力把江浙地區的無主荒地分給湘軍將士耕種。這是傳統忠君觀念的薰陶，更是其權限的約束。
除此以外，中國的行省體制下的階層流動性較強，並無嚴格的界限，為"官本位"的文化所引導，可是古羅馬就不同了，他們可沒有皇權下的編戶齊民，有的是羅馬公民、拉丁公民和不具備公民權的地方土著。這種公民權所帶來的社會群體內部分等，不但讓地方居民缺乏對羅馬高層的認同感，給帝國的分裂埋下了隱患，還嚴重影響到了帝國徵兵和司法工作的進行。
通過簡單地比較，我們會發現，羅馬行省對於地方的統合與控制力度，要遠遠弱於中國元代以後的行省體制。這既是不同的地理環境所造成的，也受到了古希臘以來以小國寡民為特點的奴隸主城邦民主政治影響。而在兩種風馬牛不相及的文化環境中分別成長起的「同名制度」，更得謹慎區別，不可輕易混為一談了。
參考文獻：
錢穆《中國歷代政治得失》，三聯書店2018年
杜建軍《羅馬帝國行省制度研究》，湖南師範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02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