韓國和義大利其實是兩個比較相似的國家：兩國都屬於已開發國家中國際影響力相對靠後的國家。這兩國作為世界主要已開發國家、二十國集團的成員在國際體系中其實也算是擁有一定影響力的國家，不過但在綜合國力和國際影響力上不要說和美、中、俄這三個巨無霸比起來，和英、法、德、日等國比起來也有相當的差距。要說韓國和義大利基本上也算是國際上影響力相對較大的國家，不過在世界大國俱樂部中這兩國基本屬於奠定的成員。
兩國的國家規模體量也很接近：韓國大約5千萬人口，義大利大約6千萬人口。不過兩國也有不一樣的地方：韓國是從全世界最不已開發國家一路奮鬥過來的新興已開發國家，而義大利則是傳統已開發國家中的沒落貴族。偏偏兩國都有相當強烈的民族主義情緒，那麼這兩國沒彼此較量一番嗎？2002年世界盃1/8決賽最後一場韓國隊爆冷勝出，對手是義大利隊，比賽地點在韓國第四大城市大邱。18年後一場無聲的競賽在各國之間展開：這次大家的較量轉移到了抗疫戰場。
抗疫戰場上的較量是各國之間的在合作的大前提下的一種良性競爭關係：抗疫戰爭中各國所面對的真正的敵人其實就是疫情就是病毒，因為病毒從來就不認國籍，疫情是全人類共同的敵人。在與疫情戰鬥的過程中各國都積累了一定的防疫經驗，而各國的防疫方法本身並無先天的優劣之分，最終需要通過實踐來驗證其效果。這實際上的確構成了一種競爭關係，但這是一種通過彼此切磋交流實現共同進步的良性競爭。突如其來的新冠疫情的確對世界各國都是一次巨大的考驗。
迎接這場大考的各國交出了各自不同的答卷，而韓國和義大利的答卷是比較有對比借鑑意義的。防疫工作其實是和各國的綜合國力密切相關的：國家的行政動員能力、經濟調控能力、醫療水平等因素都會對防疫工作造成直接影響。中國為什麼能實行全世界最嚴格的管控？在相當程度上就是依託於國家綜合實力。所以我們可以集中全國的醫療力量攻堅克難，我們可以統一調度各地的物資以保障民生，我們可以讓14億同胞用自我隔離觀察的方式隔絕病毒。
我在全文一開頭分析韓國和義大利的國情國力看似是題外話，其實就是想告訴大家：韓國和義大利在國家規模體量、綜合實力上其實是比較接近的。同時兩國的防疫模式是趨同的：目前世界各國在應對新冠肺炎疫情時基本形成了兩大流派：一派是以中國為代表以加強管控遏制病毒傳播途徑的做法，另一種流派則是以美、英、日等國為代表的「貌似淡定，控制檢測」的自然放養式的治療。現在韓國、伊朗、義大利等國基本上都學習了中國的嚴控模式。
儘管韓國和義大利都學習了中國的嚴控模式，但像中國一樣的舉國上下高度一致的動員機制卻是他們所缺乏的，所以兩國在疫情初期都曾走過一段彎路。事實上在疫情初期韓國的形勢看起來一度比義大利嚴重，然而3月9日義大利累計確診病例超過韓國成為海外國家中確診病例最多的，3月10日義大利累計確診病例在海外國家中率先破萬。截至2020年3月26日12：30義大利累計確診病例已達74386例，死亡7503例，治癒9362例；相比之下韓國累計確診9241例，死亡131例，治癒4144例。
一度成為海外疫情最嚴重地區的韓國如今在感染者數量上已排在義大利、美國、西班牙、德國、伊朗、法國、瑞士、英國之後，韓國的累計確診病例數量只有義大利的12.4%左右。與此同時韓國的死亡率約為1.4%、治癒率接近45%；相比之下義大利的死亡率高達10%，而治癒率則只有12.6左右。按說兩國國情國力相似，防疫模式趨同，疫情初期均走過一段彎路，那麼為什麼現在的差距如此之大呢？為什麼爆發疫情更早的韓國如今的形勢卻相對緩和呢？
其實韓國在本次疫情中的反應其實還是相當及時的：1月30日韓國政府緊急向中國提供價值500萬美元的防疫材料，之後韓國政府又提供了300萬隻口罩、10萬副護目鏡、十萬件防護服。這還只是韓國中央政府提供的援助，事實上韓國一些地方政府和民間企業也向我國提供了各種援助物資。韓國之所以能在疫情初期對中國提供援助得益於當時韓國國內的疫情形勢平穩：截至2月18日韓國累計只有31例確診病例，期間曾連續多日無新增患者，其中還有16人被治癒出院，實際患者只有15人。
《紐約時報》曾在題為「中國為西方贏得時間，西方卻浪費了它」的報導中指出：今年1月中旬中國疫情爆發後為全球創造了至少1個月的「機會窗口」，然而當疫情在全球蔓延時一些國家抱著隔岸觀火的態度無動於衷。相比之下韓國很早就開始未雨綢繆了：也許是與中國地緣相近的因素使韓國從中國疫情爆發之初就保持著高度警惕。早在1月初韓國就啟動了檢測試劑盒研發。1月3日韓國啟動1級藍色預警。從此刻起整套傳染病防控應急系統開始投入運作。
1月11日至24日韓國建立了專項實驗室，18家公共衛生醫療實驗室參與研究；1月26日起病毒核算RT-PCR檢測試劑盒進入實際開發階段，對檢測機構採取緊急審批；2月4日首批病毒檢測試劑盒問世，有4家製作公司、100多個實驗室參與分析結果，6小時即可診斷。此時韓國確診病例僅10多個，但檢測試劑已批量向醫院發放。截至2月18日韓國累計對8923人完成了核酸檢測，與此同時還有818人正在檢測當中。一切看起來似乎都在有條不紊進行著。
然而誰也沒能想到19日一天之內韓國新增了20例確診病例。20日上午韓國疾病管理本部又宣布新增31例，當天下午又有22人被確診，至此韓國累計確診病例瞬間升至104例。韓國確診病例在短短兩天之內激增235%，而到了21日中午韓聯社再次報導：韓國新增52例新冠肺炎確診病例，至此韓國累計確診病例達到156例。造成韓國確診病例在短短兩天內激增的根本原因在於出現了超級傳播者：2月20日韓國中央防疫本部確定大邱市的「新天地」教堂內發生「超級傳播事件」，已知至少有1000人與該患者有過近距離接觸。
韓國的疫情形勢以大邱的超級傳播事件為標誌急轉直下，然而韓國政府並沒被突然猛增的數據嚇壞，反而很快得出結論：確診病例多不代表疫情失控，其實這從側面反映了韓國的病毒檢測能力，也證明有防控疫情的能力。所以韓國政府認為接下來仍要繼續加大檢測防控力度，韓國就此明確了不怕數據多隻怕數據假的原則。韓國沒像美、日等國一樣在國內限制檢測，而是開始逐步採取更嚴格防控措施。大邱超級傳播事件發生後韓國防疫部門對大邱「新天地」教會的1001名教徒實施了居家隔離措施。
當天大邱市即宣布進入緊急狀態，韓國政府在當天就開始動用軍隊醫療設施或支援口罩等措施支援大邱的疫情防控工作。韓國總統文在寅在第一時間趕赴疫區部署防疫工作，還派韓國總理在當地坐鎮指揮。可以說這樣的管控級別在海外國家中算是相當強了。從韓國在疫情初期的表現而言：韓國其實是比較認真在借鑑中國的防控經驗。然而中國的防控體系是建立在中國超強的動員力之上。這就要求政府與民眾必須高度協調一致，然而韓國的國情體制是與我國不同的。
韓國政府限制「新天地」教活動本來是出於疫情防控的需要，然而卻由此引發了2月23日」新天地「教組織大批民眾走上街頭抨擊文在寅政府的示威集會，而在韓國特殊的政治環境中作為文在寅對手的保守黨也趁機插手其中。就這樣在嚴峻的疫情形勢面前韓國卻爆發了反對現政府的大型集會。這樣的大型集會無疑會加劇疫情的蔓延，同時這也極大破壞了社會秩序，干擾了政府的防控工作。這番風波的確對韓國的疫情形勢造成了負面影響，然而這番風波也使韓國民眾從災難中得到了教訓。
一時間輿論的矛頭開始指向「新天地」教，而政府的防控工作也由此開始得到更多人的理解和支持。隨後韓國政府把大邱等三個城市列為特別管控區，動用包括軍隊系統在內的一切力量進行當地的管控工作。3月1日韓國中央災難安全對策本部3月1日發布了新版治療管理方案：把重點放在重症患者的治療上，將有限的醫院床位分配給優先病人或病情較重的病人，同時兼顧到輕症患者，安排他們到院外設施接受治療。韓國從3月3日開始增建方艙醫院：並不是徵用體育館，而是用貨櫃房子。
大邱疫情爆發後韓國每日處於核酸檢測中的人數開始猛增：2月19日至25日期間新增數分別為331人、711人、1320人、2857人、2020人、3574人、2249人。截至2月26日9時韓國已有16734人處於核酸檢測中，較前一天新增2854人，累計完成檢查人數達28247人，兩個數字合計近45000人。韓國曾創下一天檢測8萬人的全球最高紀錄。這說明韓國是在認真進行排查工作的。特別是針對作為超級傳播源頭的「新天地」教會的20萬教徒都做了核酸測試，同時針對所有教徒的電話調查也已完成，由此排查出13000多有疑似症狀者。
我們不妨用日本厚生勞動省公布的數據進行對比：截至2月25日中午12時日本在全國範圍內僅對1017人（不含「鑽石公主」號人員及包機回國人員）進行了檢測。日本在2月19日至24日期間每天的核酸檢測數分別為：9人、71人、90人、85人、96人、39人。日韓疫情爆發後中國支援了日本2萬個核酸檢測試劑盒，支援了韓國1萬5千個試劑盒。結果日本人只用了區區幾千個，甚至出現了日本厚生勞動省大臣不知中國援助的試劑盒被用於何處這樣的鬧劇。相比之下韓國人在用完了中國援助的試劑盒後仍在自行生產，由此可見韓國的確是在認真進行檢測工作。
截至3月19日韓國已累計對30.7萬人進行病毒檢測，這意味著全國每170人中就有1人接受了病毒檢測。整個疫情期間韓國從未出現病毒檢測試劑短缺的現象。韓國在傳染病防治方面的經驗其實是相對比較豐富的：迄今為止冠狀病毒已在全球範圍內先後引發非典、中東呼吸綜合症和現在的新冠三次大規模疫情。這其中非典和新冠是我們所親身經歷的，而中東呼吸綜合症對我國基本沒造成什麼影響，然而韓國曾在2015年經歷過中東呼吸綜合徵（MERS）的爆發。也就是從那時起韓國開始大力發展病毒早期檢測技術，還通過修訂相關法律縮短了疫情發生時藥劑品投放市場周期。
本次新冠疫情初期韓國採取了把所有感染者和隔離者都接到醫院治療的措施，然而隨著確診患者和隔離者數量的暴增使韓國的醫療資源嚴重不足。當時在受災最嚴重的大邱市至少有兩名患者在等待醫院床位的過程中死亡。隨後韓國採取了「分級治療」策略：將患者以病情程度分為輕、中、重、最重四級，集中醫療資源優先救治重症患者，從而使死亡率得以在全世界範圍內保持相對較低的水平。同時韓國在全國設立了600多個篩查診所以便民眾就地檢查，還開創性地發明了「免下車」篩查法：司機無需下車，搖下窗戶即可檢測，從而極大減少人員接觸感染風險。
表面上義大利和韓國一樣也借鑑了中國的嚴格防控經驗，然而義大利人自由散漫的個性在這場疫情中發揮了極大的負面作用。其實韓國在這方面也是有過教訓的：韓國政府在本次疫情中的表現其實還是可圈可點的，然而韓國民眾的性格是比較自由散漫的。疫情期間我國幾乎創造了14億同胞集體趴窩的紀錄，然而韓國顯然做不到這點，於是一個韓國大媽造成的超級傳播事件使韓國政府前期的一系列努力幾乎化為泡影。不過韓國人的自由散漫也得看和誰比：韓國人的性格比起中、日兩個鄰國是相對自由散漫的，不過要和義大利比起來簡直就是自律楷模。
在本次疫情中韓國、日本、新加坡這幾個受中華文明影響較深的亞洲國家都表現出比西方國家相對更高的自律性，這主要是因為亞洲人和西方人在思維方式上的差異：亞洲人在骨子裡是集群主義者，所以這些國家的人通常會強調個人對家人、對社會、對國家的責任；西方人在骨子裡是自由主義者，所以這些國家的價值觀首先強調的是個性自由。其實這兩種價值觀是不同生活環境塑造的，本身並無先天的優劣之分。集體主義應當包容一定的個性自由，否則一個集體如果每個個體都不快樂，那麼這個集體是萎靡不振的。當然反過來個性自由也不能以犧牲集體利益為代價，而在本次疫情中西方國家普遍缺乏的就是這種集體意識。
如果說西方文化本身在集體意識上有所欠缺，那麼義大利又是西方國家中自律性最差的。義大利儘管被譽為是中國之外最早實施封城措施的國家，然而義大利封城和中國的封城其實很不一樣：義大利封城是封鎖城市與城市之間的交通聯繫，也就是說不同城市之間的人不能再互相串門。然而與此同時被封城市的內部管理卻依然是相當放鬆的：餐館和酒吧照開，人員流動也相對自由。表面上義大利採取了和中國、韓國一樣的嚴控措施，然而在實際效果上甚至不如英國這種採取自由放任政策的國家：英國並沒對人們的出行進行硬性限制，然而在街上閒逛的英國人卻遠沒義大利人多。這從側面證明國民自律性在本次疫情防控中的重要作用。
義大利儘管很早就實行了斷航、封城等措施，然而在具體推進這些防控措施不可能達到像我國這樣嚴格的程度，同時義大利人自由散漫的性格又起到了巨大的負面作用：疫情當前之間各種狂歡、宴會照常進行，人們甚至因為不願戴口罩而上街遊行......這些行為顯然在客觀上加劇了疫情的蔓延。事實上當義大利的確診病例達到3萬多人時就使其醫療體系受到了衝擊：床位不足、口罩不足、呼吸機不足......新冠肺炎疫情的迅速擴散使義大利的醫療資源目前已呈現飽和狀態，以致於救死扶傷的醫生大多數都會被要求優先救治那些最有可能活下來的人。相比之下韓國的醫療體系即使在疫情最嚴峻時的確是在滿負荷運轉，但醫療物資和醫護力量始終沒出現明顯的缺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