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朝科舉制度中的凡勃倫效應,重文輕武,加劇了兩極化發展

抱影無眠夜歸人 發佈 2020-03-04T04:22:08+00:00

導讀:經濟學中有一個名詞叫凡勃倫效應,指的是:凡勃倫效應是指消費者對一種商品需求的程度因其標價較高而不是較低而增加。

導讀:

經濟學中有一個名詞叫凡勃倫效應,指的是:

凡勃倫效應是指消費者對一種商品需求的程度因其標價較高而不是較低而增加。它反映了人們進行揮霍性消費的心理願望。商品價格定得越高,越能受到消費者的青睞。商品價格越高消費者反而越願意購買的消費傾向,最早由美國經濟學家凡勃倫注意到,因此被命名為「凡勃倫效應」。

在宋朝的科舉制度下,文科舉被統治者的拔高,同時文科舉也被賦予了高出其內在價值的「價格」預期。文科舉受到全社會追捧,大量的士子通過文科舉走上仕途,這種超高的「價格」預期,提高了士子們的參與文科舉的積極性。反觀武科舉,在凡勃倫效應的作用下,武官的社會地位就越來越低,不被文官統治集團所重視,因此加劇了宋朝重文輕武的社會風氣。

宋朝的科舉制度,以隋唐創立科舉為基礎,經過一系列地革新後,邁入了一個逐漸成熟完善的階段。建隆元年(公元960年),陳橋驛黃袍加身後,宋太祖趙匡胤兵不血刃,以最低的成本登上了皇帝位,實現了點檢作天子的讖語。為了鞏固政權,使社會穩定,趙匡胤將重文輕武定為宋朝的發展方向。長期以來,在宋朝的統治階級內部就形成了武將地位遠低於文臣的局面。

被賦予高價值的宋朝文科舉

宋朝的開國過程有其特殊性,趙匡胤本為後周重臣,他所生活的年代是五代十國的分裂時期。安史之亂以來,藩鎮割據,各國各自為政,百姓遭受戰亂之苦,他作為親歷者是是深有體會的,所以在他統一天下後,為了政權的穩定,偏向文治,同時忽略了契丹的外部威脅。

文科舉在宋朝被賦予過高的價值,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1、宰相須用讀書人

趙匡胤讓宰相定一個沒用過的年號來替代建隆,最終宰相給出了「乾德」。乾德三年,趙匡胤在後宮發現一枚刻有「乾德四年鑄」的銅鏡。趙匡胤將銅鏡給宰相看,最終學士竇儀給出了答案,原來這是後蜀的年號。趙匡胤當場嘆息道:「宰相須用讀書人」。

相比於朱元璋的「太監不得干政」的皇明祖訓的半途而廢,「宰相須用讀書人」這條大宋祖訓得到了堅定地執行。有了這條鐵律之後,科舉出身的官員就有更多的機會晉身為宰相,在一人之下萬人之上的權力誘惑下,宋朝出現了大量的平民宰相。

2、以文御武,文官掌管樞密院

全國的軍政權兵權掌握於文臣手中,通判、轉運使等地方官職的設置也由文臣出任。一系列的官制改革提升了文官的地位,降低了出現藩鎮權力過大的風險。

樞密院 掌軍國機務、兵防、邊備、戎馬之政令,出納密命,以佐邦治。

3、科舉防作弊的操作,保證了文科舉結果的含金量

鎖院、封彌、謄抄等制度的出現,最大程度上避免了打人情牌,避免了考場內外的徇私舞弊,使士人們在公平的環境下進行競爭。有了這些舉措保駕護航,選拔出來的文官含金量就有了一定的保障。

淳化三年,諸道貢士凡萬七千餘人。先是,有擊登聞鼓訴校試不公者。蘇易簡知貢舉,受詔即赴貢院,仍糊名考校,遂為例。

試卷,內臣收之,付編排官,去其卷首鄉貫狀,別以字號第之;付封彌官謄寫校勘,用御書院印,付考官定等畢,復封彌送覆考官再定等。

武官階級被世俗看輕

宋朝在崇文的前提下,大力發展文科舉取士,並改善了唐朝科舉的弊端。反觀武科舉,直到宋仁宗年間開始,才開始設立。科舉制度對於整個社會崇文輕武風氣的形成,起到了推波助瀾的作用。

1、賣油翁眼中的神箭手

蘇轍、蘇軾、蘇轍父子是宋朝著名的文學家,號稱「三蘇」。在三蘇之前,宋朝還出現了「父子四進士,兄弟兩狀元」的陳省華父子。陳省華有三個兒子陳堯叟、陳堯佐和陳堯咨。老大陳堯叟是宋太宗端拱二年(公元989年)狀元,老二陳堯佐是同年的科舉進士,老三陳堯咨是宋真宗咸平三年(公元1000年)狀元。陳家兄弟三人,相繼在朝中官至宰相及節度使。陳家三兄弟的成功入仕。


《賣油翁》是歐陽修的一篇筆記小說,講述的是善射箭的陳堯咨,有次在自己園子裡練射箭,有位賣油的老翁在一側冷眼旁觀,陳堯咨射箭十有八九中的,老翁也只是微微點頭,態度十分不屑。

陳堯咨是一位性情剛戾之人,上前問老翁道:「你也懂射箭麼?我的射箭的技藝不夠精練麼?」

老翁道:「這也沒什麼,只不過熟能生巧而已。」陳堯咨忿然道:「你敢輕視我射箭的技藝!」

賣油翁給陳堯咨露了一下他的絕技,老翁用勺子酌油,油過銅錢孔進入葫蘆後,錢上絲毫沒有粘到油,老翁說:」其實這也沒什麼,不過是熟能生巧而已。「陳堯咨只一笑置之。

在社會最底層的百姓賣油翁對陳堯咨練習射箭的過程,表現出的是滿臉的不屑之情。從賣油翁的視角,我們可以看出整個社會對於習武持有一種牴觸情緒。

2、宋朝武將的晉升機制

武舉雖然增加了策論,其內容基本上屬於紙上談兵。武舉選拔出來的人才實用性不強,也就成了制約了士子們的參與積極性。

宋朝武將的晉升基本上是依賴於蔭補和軍員轉補。在宋朝抵禦契丹的折家將、抵禦西夏的種家將,統帥基本上都屬於以家族為主的世襲將領。在這種晉升機制下,武舉官員的發展空間就被壓縮到了極致。

無眠心語:

宋朝在重文輕武的政策引導下,凡勃倫效應顯現,文武科舉的兩極化更加加劇。

科舉制度是歷史發展的產物,它在特定的時期不失為一項進步的社會制度,它的出現極大地左右了人才的選拔。在廢棄了世襲制、察舉制以及九品中正制後,科舉制度面為廣大庶族打開了一扇晉身之門。不管執行的過程如何,最起碼制度的設定,為士子們提供了一個相對公平的機會,金榜題名的榮耀使他們前赴後繼地參加科舉。

科舉為各王朝提供了大批的治國人才,其中文武全才只是占了極少的一部分。這與大部分王朝重文輕武著密切的關係,文科舉選拔出來的人才升遷的機會,要遠高於武科舉人才。文武分科後,人為地使學子們走上了偏科的路線。

宋朝嚴重偏文,以文御武,周圍的遼、金、蒙卻以武見長。此消彼長之下,宋朝的對外戰爭敗多勝少,也就不足為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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