眾所周知，中國古代是農業大國，在將近兩千多年的封建統治下，小農經濟已然成為中國傳統的DNA，萬千百姓依賴農業種植才得以生生不息。但人們之所以可以靠農業長期生存下來，與農業的種植技術是息息相關的。北宋期間，農業有了顯著的進步，很多學者都原因歸因於農作物結構的改善，水稻產量的提升改善了人民的生活，促進了農業的進步。

但與此同時，北宋的土地兼并與賦稅加重的負面現象也是存在的。事物都具有兩面性，苛刻的制度不一定會抑制農業的發展，筆者欲將目光聚焦於北宋的土地兼并和賦稅，淺析兩者為何會促進農業的進步。

一． 壓力與強權充斥的社會

1. 土地兼并愈加肆無忌憚

趙匡胤建立北宋王朝，大力發展土地私有制，土地的私有權頻繁轉移，且實行「不抑兼并」的土地政策。所謂土地兼并，指的是土地越來越集中到少數大地主、大官僚手中，而農民則越來越多地喪失土地，甚至沒有土地。自魏晉至唐朝末年，統治者大多將土地兼并視作社會的一大頑疾，都奉行抑制兼并政策。然而到了北宋年間，為刺激地主階級的消費需求，統治者反其道而行之，對土地兼并採取十分寬容的態度。

《揮麈錄》記載：「富室連我阡陌，為國守財爾。緩急盜賊竊發，邊境擾動，兼并之財樂於輸納，皆我之物。」北宋的士大夫葉適，曾在《水心先生別集》中談到，「富人為天子養小民，又供上用，雖厚取贏以自封殖，計其勤勞亦略相當矣；今俗吏欲抑兼并，破富人以扶貧弱者，意則善矣。」

由此可見，宋朝的士大夫秉持一種「富民強國」的思想，唯有帶動富起來的那一部分子民，方可強大國家的實力。若能使這些富民擁有更多的土地，那麼他們則會更加富有，國家的經濟也會更加繁榮。因此，相關部門對於土地兼并現象管理並不嚴格，富民若是有足夠的經濟能力，方可購買更多的土地。

宋朝的地主與官僚階級隊伍龐大，加之統治者無視兼并現象，使得土地兼并愈加肆無忌憚。由於宋太祖曾賞賜給功臣大量的金銀財寶，衣食無憂的官僚家族經世代繼承，隊伍愈加龐大，對土地的兼并現象也愈加嚴重。《宋史》記載：「頻領牧守，能殖貨，所至有田產，家累萬金。」 可見，土地兼并主要有兩種形式：一類是富民直接買賣土地，另一種則是以經商的目的征占土地。

富民隊伍龐大，加之統治者鬆懈管理，兼并的現象愈演愈烈，農民的壓力也越來越大。先天下之憂而憂的北宋名臣范仲淹是個賢臣，曾「於姑蘇近郭買良田數千畝，為義莊。」所謂「義莊」，是富民買來專門接濟祖宗中較為貧困的人，雖有扶弱濟貧的賢德，但終究是占有了大量的土地，使得大量農民無地可耕。范仲淹接濟窮人的土地有近千畝，但其他形式的土地數量無疑更為驚人，足見農民被侵占的土地數量之多。

但農田就是農民的命，沒有農作物則意味著一家人食不果腹，面對日趨嚴重的土地兼并現象，農民別無他法，只能被迫賣掉土地獲得暫時的收入，或者成為地主的手下，由自耕農的身份轉變為佃農。

2. 賦稅嚴苛

吸取前王朝的教訓，北宋統治者十分忌憚武將擁兵自重，為削弱武將的軍隊勢力，北宋統治者推行了「兵將分離」的政策，哪怕武將手下有過萬的士兵，但卻彼此不相識。然而這種做法終究是違背軍事原則的，造就軍紀渙散、軍隊戰鬥力下降等諸多弊端，形成了「冗兵」、「冗官」、「冗費」三冗局面。國家財政負擔加重，不得已向下層百姓徵收賦稅。在農民本就少土地的狀況下，嚴苛的賦稅無疑是雪上加霜。

北宋賦稅嚴苛主要表現在「支移」、「折變」，「加耗」三方面。所謂「支移」，指的是官府為了節省運輸糧食的成本，強迫農民使用自己的交通工具並自行支付在運輸中產生的一切費用。據《宋史》的相關記載：「其輸有常處，而以有餘補不足，則移此輸彼，移近輸遠，謂之支移。」 「陝西、河東用兵，民賦率多支移，因增取地里腳錢，民不能堪。」

由此可見，百姓在進行運輸的時候，是根據戶等高級確定距離的。官府原本欽定進行支移的民戶不得超過三百里，但由於相關部門疏於管理，導致一些官吏盡情使用民力，不知節制。那些需要去偏遠地帶的民眾，動輒長途跋涉幾百里，早就超越了三百里，真乃有苦說不出。如果路途艱險跋涉，百姓不願親自參與支移，則需要支付支移過程中產生的費用。

而所謂「折變」，指的是農民征科賦稅有固定的物品，但官府可根據自己的需要，可將固定物品折算成錢財。然而，一些官吏為了牟取私利，折算的價格往往會高於賦稅物品原有的價格。百姓最終支付的賦稅要比之前高出許多。

最後的「加耗」，顧名思義，便是彌補運輸過程耗損的錢財。從表面上看，民眾所掏的錢看似是在彌補損失，實則是在給官員「小費」。這些費用基本都被官吏自行收入囊中。

原本就被賦稅折磨得苦不堪言的百姓，再加上社會的腐敗現象，可想壓力有多大。而這三方面只是北宋剝削群眾的主要手段，受強權壓迫的百姓，哪怕不情願變賣土地，但為了謀生和承擔賦稅，只能忍痛割愛，將土地賣出去。

二． 北宋農業進步的原因——農業技術

在壓力這般嚴重的現實社會中，農民大量喪失土地，農業生產本該停滯不前，可北宋農業發展非但沒有滯後，甚至出現了前所未有的繁榮現象，這又是怎麼做到的呢？

1. 復墾荒地

中國古代多戰亂，尤其是在唐末之後，國家四分五裂，頻繁戰爭，致使黃河流域滿目瘡痍，四處是廢棄的荒地以及河水泛濫的灘地。《宋史》：「京畿周環二十三州，幅員數千里，地之墾者十才二三。」北宋統治者注重荒地的復原，尤其是中原地帶的復墾，且鼓勵農民開墾荒地，並推出「營田」、「屯田」等方式調動農民的積極性。官府給予開墾荒地的民戶足夠的工具，且對水田的開發尤為上心。

在官府的支持和百姓的辛勤勞作下，北宋的農業技術得到了突飛猛進的增長，再加上大量荒地的開墾和利用，北宋土地面積擴大，農作物的豐收量也隨之增加。因此，從整體上看，北宋的農業進步迅速。

2.興修水利

除卻復墾荒地之外，北宋統治者也格外注重興修水利。度支判官陳堯叟認為：「陸田命，懸於天，人力雖修，苟水旱不時，則一年之功棄矣。水田之制由人力，人力苟修，則地利可盡。且蟲滅之害亦少於陸田，水田既修，其利兼倍。」

北宋人重視水田的開發，水田相比陸天，受氣候和蟲害的影響都較小，利用價值比陸田更大。而興修水利，則更利於兩者的發展，如河北淀泊的開發，這些淀泊多分布於河北保定到天津的海口，為水稻的生長提供了便捷的水利條件。疏浚河道的同時，也起到了抵禦外敵的作用，為農業生產提供了安全有利的環境。

此外，北宋同樣注重水利的復修。唐王朝也曾一度繁榮，且興修了許多水利，但時過境遷，加之戰亂頻繁，水利大多被棄置，百廢待興。漳河水位也大大降低，造就河道堵塞，農作物得不到灌溉，但統治者卻對此尤為重視。《宋史》記載：「開修，役兵萬人，袤一百六十里。開修漳河，凡用九萬夫。」

由此可見，復修水利所耗費的人力和財力都巨大無比，當時的文彥博還曾極力反對如此興師動眾地興建水利。但王安石卻說要將目光放得長遠，漳河若一日不疏浚，造成的損害終有一天會超過修水利的錢，但但若漳河成功疏通，造福的卻是萬千土地。而實踐證明，王安石的意見是正確的，漳河水利的修復，減少了水災的發生頻率，百姓也因此得福。

然而在賦稅和土地兼并嚴重的社會之中，普通民眾擁有的土地數量稀少，為了保證僅有土地的耕耘效率，只能充分發動智慧發展更先進的農業技術，利用水利工程，提高農作物的產量，上交賦稅，以保證基本的生活。

三． 小結

宋朝的農業雖然取得了明顯的進步，但這依舊不能否定土地兼并和賦稅所帶來的社會壓力。在古代王朝，農業就是一國之本，若想維持一個相對穩定的朝政，就要保證小農階層的利益，否則民心渙散是遲早會發生的事情。

且地方豪強奪取一定的土地後，極易形成割據勢力破壞國家的安寧，北宋的「三冗」狀況等同於如履薄冰。兼并和賦稅可在一定程度上化民眾的壓力為動力，但長此以往，勢必會埋下威脅的隱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