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2年5月15日，一群殺氣騰騰的日本海軍青年官兵闖進了首相犬養毅的宅邸，當時犬養毅正獨坐家中，在見到了這些少壯派的軍人後，本想與他們好好溝通一番，但犬養毅剛想說話，官兵中的一人就變得情緒激動了起來，喊道說什麼也沒用了，開槍吧。於是，75歲的犬養毅就這樣死在了亂槍之下。
當天除了首相犬養毅，日本前財政大臣井上准之助、三井公司理事長團琢磨等人也遭到了極端分子的刺殺。
在刺殺犬養毅的同時，日本這些激進分子還刺殺了內大臣牧野伸顯和政壇元老西園寺公望，只是這兩人僥倖在刺殺行動中存活了下來。
這些激進分子的刺殺計劃，甚至還包括了當時訪問日本的著名諧星卓別林，而刺殺卓別林的目的，不為別的，只是為了引起國際上的關注。不過所幸當時卓別林跟著犬養毅的兒子犬養健外出觀看相撲表演沒有在家，才逃過了一劫。
一個國家的軍隊，是用來維護國家的秩序的，而一個國家政府的首腦所代表的就是這個國家，那麼當時日本的軍人為什麼可以肆無忌憚地發動兵變，去刺殺日本政府中那些舉足輕重的人物呢？要說明這個問題，我們就要從明治維新時期談起了。
日本明治維新後，廢藩置縣，削除了地方割據，建立了以天皇制為中心的集權國家，形成了天皇、文官內閣和軍部三方大體平衡的政治結構。
簡單來說，在這種體制下，天皇是國家最高領袖，擁有最高領導權，文官內閣掌管政府，軍部掌管軍隊。
與其他國家不同的是，一般來說軍隊是在政府之下的，由政府掌控軍隊，但在當時的日本，政府與軍隊是分開的，政府只能從預算上控制軍隊。
由於政府與軍隊分開，軍隊不受政府控制，這就為後來日本走上軍國主義埋下了伏筆。
日本在初步建立了文官內閣體系後，便進一步發展出了政黨政治，而政黨政治的創始人就是我們熟知的，在《馬關條約》中狠狠地敲了我們一筆的伊藤博文。他在1900年成立了立憲政友會，並自任總裁，後來立憲政友會就成為了日本影響力最大的政黨，他也成為了日本第一個政黨內閣首相。
在日本徹底走上軍國主義道路之前，日本政府一直實行的是政黨政治，不過與此同時，軍部也以另一種體系存在和發展了起來。
軍部的發展主要依靠的就是軍校，比如陸軍有陸軍士官學校、陸軍大學校，海軍有海軍兵學校等，這些軍校就為軍部建立了傳承體系，並為軍部提供了源源不斷的後繼者。
在軍校的教育體系下，進入軍校的學生採取的是完全的封閉管理，灌輸的是軍國主義思想和天皇崇拜思想。在這樣一種教育體系下，自然就培養出了大量的軍國主義者，這些人在畢業後進入了日本的軍隊擔任各級軍官，由此便形成了軍國主義勢力。
不過剛開始的時候，日本的政黨政治是壓制了軍部勢力的，在1913年，日本發生了大正政變，憲政運動者推翻了軍閥桂太郎內閣，軍部力量受到很大的削弱。
到了1918年，原敬領導的政友會在選舉中獲勝，原敬出任首相，成立了名副其實的政黨內閣。原敬在任期間，他遏制了軍部勢力，廢除了軍部人員出任內閣成員的規定，並試圖消除軍部對日本政壇的影響。
1918年一戰結束後，軍部主張大規模對外武裝侵略，而政黨內閣則主張適應一戰後的世界潮流，響應各國裁軍要求。原敬作為組閣的政黨首相，實行與英美協調的路線，與美、英、法、意簽訂了裁軍協議，削減軍費裁減軍隊。
這就引起了國內右翼法西斯勢力和軍部的強烈不滿，原敬的行為被認為是軟弱和賣國，這就導致原敬在任內被極端右翼分子暗殺。
1930年4月22日，日本政黨內閣首相濱口雄幸不顧軍部的強烈反對，在遏制軍備競賽的《倫敦海軍條約》上簽字，當時濱口雄幸希望能採用帶有一些自由主義色彩的政策治理日本，他主張在外交上與美英協調，但這些政策不能為日本國民所接受，更不為當時的軍部接受。
《倫敦海軍條約》的主要內容是裁減各國軍備數量，規定了各國海軍艦艇數量和規模，這就立即激起了日本軍國主義勢力的強烈不滿。
按照日本明治憲法，日本天皇對軍隊的統帥權是獨立的，政府不能干預，而《倫敦海軍條約》則是由政府限制了天皇對軍隊的統帥權，軍方認為政府干預了天皇的統帥大權。
在這樣的背景下，1930年11月14日，濱口雄幸遭遇刺殺，受了嚴重的槍傷，並於幾個月後因槍傷後遺症而亡。
濱口死後，日本內閣很快就失去了凝聚力，政局陷入了一片混亂。濱口遇刺也成了內閣瓦解的導火索，軍部力量再次做大。
各種軍事行動和恐怖事件，一個又一個接踵而來。
1931年9月18日，以日本作戰參謀石原莞爾和板垣征四郎為主謀，一批關東軍低級軍官在瀋陽以北的柳條湖製造了爆炸事件，然後嫁禍張學良的軍隊，炮擊北大營。
9月19日，日本關東軍在24小時內就控制了各鐵路沿線的戰略據點，並做好了占領東北的準備。
這個事情就令當時的日本高層十分震驚，就連首相若槻禮次郎在事前都毫不知情。
若槻知道情況後，並不打算將戰爭擴大，但當時關東軍根本不理睬首相的決定，向國內請求支援，駐紮在朝鮮的司令官林銑十郎就直接向東京的參謀本部請戰，在未經參謀本部同意的情況下，派兵直接越過鴨綠江攻入了東北。
按照正常的程序，向外國派兵這種事情是要經過天皇和內閣批准的，但內閣還沒有做出決定，林銑十郎就獨斷專行了。
日本此舉也遭到了國際社會的強烈反對，公然侵占一國領土這種事情，使日本在國聯備受指責，日本在外交上也陷入了孤立無援的境地，最終退出了國聯。
外相松崗宣布退出國聯後，他本以為回國的時候會被國人的吐沫星子給淹死，但他沒想到的是，在回到橫濱的時候，卻受到了萬眾英雄般的歡呼，當時的日本國民已完全脫離了國際社會。
其實日本從甲午戰爭開始，就逐漸充滿了戰爭氣氛。
1894年，日本打贏了甲午戰爭，這就使日本從此膨脹了起來，1904年，日本又擊敗了白種人的俄國軍隊，日本民族主義情緒空前高漲，逐漸變成了極端的民族主義。
後來日本首相鳩山由紀夫就曾說過，如果當初日本在甲午戰爭中戰敗了，日本就會收斂起來，也就不會有1945年的戰敗了。甲午戰爭後，日本就通過一次又一次的對外戰爭，擴張了勢力範圍。所以到了「九·一八」的時候，日本國內的輿論基本都趨向於對外擴張。
當然，日本民間會出現這樣的氛圍，與當時日本的社會經濟狀況也不無關係。
通過甲午戰爭和日俄戰爭的勝利，日本社會的發展也算積累了一定的原始資本，到了一戰期間，日本又利用歐美處於戰爭狀態的機會，取得了大量的訂單，富國強兵，激流勇上。
然而在1918年後，戰後軍需訂單戛然而止，經濟出現危機，日本國家政權與壟斷資本相結合，明治、大正時代積累的民間經濟活力因遭到打壓而喪失殆盡，大量企業破產，銀行倒閉，到1931年，失業工人就超過了300萬。
而此前在城市打工的大量農村人口，因失業不得不返回家鄉，又遇上了城鄉的經濟凋敝，再加上連續幾年乾旱和霜凍天氣，使千百萬日本農民家庭陷入了赤貧狀態，許多人家僅靠草根和樹皮充飢，更有人把女兒賣到了妓院，靠賣身維持生活。
20年代到30年代初，日本很多普通民眾生活困苦，日本軍人，特別是下級軍官的家屬，基本上都是從農村來的，他們的家屬也吃不飽穿不暖，甚至去賣春過活。
對於農村的這種貧困狀態，日本的很多中下層軍官也看在了眼裡，有些士兵在把戰死士兵遺骨送還家鄉的時候，就經常出現爭奪戰死士兵遺骨的現象，因為國家會給戰死的士兵發放補貼。甚至有人在寫給參軍兒子的信中，鼓勵自家孩子為國戰死，然後用戰死的撫恤金來給爹娘盡孝。
民間在生活困苦的情況下，就容易被軍部所利用，軍部不斷地向民間宣傳，說現在國家陷入危機，是天皇身邊出現了奸臣，所有的國民應該為天皇剷除這些奸臣，堅決擁護日本對外擴張的政策，帶領日本走出困境。
而攻占了東三省，對於日本民眾來說無疑是個利好消息，國家得到了利益，他們就能從中分一杯羹，於是民眾就非常支持對東三省的占領，而策動「九·一八」事變的板垣征四郎、石原莞爾等人就立馬成了日本國民心目中的英雄。
在民間強烈的氛圍下，若槻內閣最終也不得不承認占領東三省的既定事實，後來若槻試圖組成多黨聯合政府，以遏制軍方的獨斷專行，然而卻以失敗告終，在當年年底辭職。
之後犬養毅就繼任若槻成為了首相。
犬養毅是日本近代政黨立憲政友會的第六任總裁，他一直主張憲政，一直致力於推動日本的憲政工作。1931年，立憲民主黨的若槻因「九·一八」事變而下台，77歲的犬養毅總裁被授命組閣，出任日本第29任首相。
實際上當犬養毅任首相的時候，在軍部的打壓下，日本的政黨政治已經走到了窮途末路。
犬養毅能成為首相，也是緣於他與中國的特殊關係，孫中山在日本的時候，他曾資助過孫中山的革命，與孫中山私交也非常好。
「九·一八」事變之後，軍部要求在東北建立一個傀儡政府，而犬養毅則趨向於在東北建成一個中日雙方都擁有主權，共同開發的地區，這樣做也是為了緩和與中國的關係，更多的是緩和國際上的矛盾，為日本爭得更為寬鬆的外部環境。
但犬養毅的政策在日本國內就被認為是軟弱的行為，甚至很多人都認為犬養毅是賣國賊。
而日本少壯派的軍官，則在愛國的旗幟下，顯得正氣凜然，也得到了日本大部分民眾的支持。於是在這樣的氛圍下，就有了本文開頭的那一幕，以犬養毅為代表的協調派政客，遭到了日本軍國主義分子的刺殺。
在完成了刺殺活動之後，不少參與刺殺的人就直接到警察局自首了，他們都被送上了軍事法庭，遭到了軍法的起訴。
可就在1932年5月20日，當法院審判參與刺殺犬養毅的11人的時候，一份包裹被送到了法院，當法官打開包裹後，卻著實吃了一驚，原來包裹里除了請求對刺殺人員從輕發落的請願書外，還裝有不少請願人的小手指。原來很多人在請願的同時，剁掉了自己的小手指，削指明志，表示自己願意代替那11人去死。
更令人震驚的是，在法庭開庭之前，法院還收到了35萬人用血寫成的請願書。
而軍部也在不斷地包庇這些參與「五·一五」事件的人員，不斷對民眾宣傳，說他們是愛國者，是出於憂國憂民才殺了那些奸臣的。
所以對於日本民眾來說。這些人都是「愛國」的英雄。
而且當時日本經濟困難，社會貧富差距巨大，很多日本民眾認為自己的財富是被大財閥奪去了，因此對政黨背後的大財閥也非常地仇恨。
在民眾看來，這參與刺殺犬養毅的11人是為了國家的大我而犧牲了個人的小我，去刺殺那些政客的行為，更是是我不入地獄誰入地獄的武士道精神的體現。
媒體也一邊倒地偏向了參與刺殺的11人，民眾更是一邊倒地支持他們，甚至認為犬養老匹夫早就該死。
來自日本的十幾萬人湧入東京，組織集會，要求打到政客，要求釋放兇手，用軍事行動去拯救神之國度。
很多民眾日夜守在法院門口，高呼打到政客，只有陸軍才能拯救國家一類的口號。
重壓之下，法院最終對兇手從輕發落，1934年11月，法院判處了其中3人無期徒刑，其餘判處3至15年有期徒刑。
而其中被判處無期徒刑的主犯井上日召在1935年就被假釋出獄，後來隨著戰爭的擴大，日本政府在1940年11月將參與刺殺的全部成員釋放。
就這樣，即便是國家的首腦人物被刺殺了，最後參與刺殺的人員也安然無恙，這在世界史上也是一樁奇葩事例了。
而在「五·一五」事件之後，軍部勢力在日本就徹底抬頭，政黨政治被終結，軍部壓過了政府，成為了日本的實際掌控者。
事件發生後，由軍人出身的齋藤實擔任了日本首相，此後，整個日本就在軍部的不斷蠱惑下，也最終走上了戰爭的不歸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