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時代的帶頭大哥之齊桓公篇（8）
主筆：江湖閒樂生
我們知道，戰國時代各大強國都進行了轟轟烈烈的變法，如秦國商鞅變法，趙武靈王胡服騎射變法，楚國吳起變法，魏國李悝變法，韓國申不害變法，燕國燕昭王變法，而齊國雖有齊威王改革吏治，卻並不見他怎麼改革政治制度，那為何齊國能成為戰國七雄排名數一數二的強國呢？
這是因為，齊國的變法，早在戰國時代三百年前的春秋初年，就已經基本完成了，這就是管仲變法。管仲可謂中國變法第一人，梁啓超先生甚至稱讚他是「中國最大政治家」。後世諸葛亮也常自比於管仲，視他為自己的偶像。
通常以為，管仲在齊國主要進行的是經濟改革，但事實上，他還搞了大量政治改革，比如，重新劃定行政區域，加強中央集權，建立郡縣制雛形。
周朝原本的行政區劃很簡單，以國都為中心，國都稱「國」，國都郊內稱鄉，郊外叫遂。一般來講一國有三鄉三遂。但在管仲的改革之後，齊國把三鄉變成了二十一鄉，每個鄉之下設「軌」、「里」、「連」等行政機構，三遂則變成了五屬，每個屬之下設「邑」、「卒」、「鄉」、「縣」等行政機構，使行政管理得以打破過去宗法制度的層層分封形式，能直達每一人戶，從而形成了先進而完整的國家行政管理系統。也就是說，在春秋時代其他國家還處於封建領主自轄其地、行政效率低下的時候，齊國已經形成了分級管理的現代化國家雛形，這就是管仲開創性的偉大成就舉。當然，這畢竟只是春秋初年，卿大夫的勢力還很強大，所以管仲所委派的行政官員，只負責教化風俗與維持治安，並未觸及到卿大夫們的根本利益。直到三百多年後，秦國商鞅才將管仲的這套行政體系正式發展成了「郡縣制」與「連坐保甲制度」，而齊國則在戰國時代將該體系發展成了「五都制」，也就是將全國劃分為臨淄、平陸、阿、即墨和莒五大平行的行政區，既有集權的優勢，地方自治的程度也較高，體制相較靈活。戰國時齊國被樂毅打穿後還能憑藉即墨和莒二都復國，靠的就是這五都制。
除了政治改革，管仲還進行了軍事改革，即在行政組織中層層建立軍事組織，由國君直接控制軍權。
在西周時期，軍事組織是寓於宗族組織中的，每逢戰爭，封建領主以宗族家長的身份召集本族成員組成軍隊，跟著國君去打仗。也就是說國家軍隊其實是由貴族私人武裝組成，這不僅對君權是一種威脅，而且在管理上也很困難，更重要的是，在齊桓公的前兩任君王先後被弒，這個問題必須引起重視，所以管仲大力改革軍制，將全國的預備役軍人也就是低級士人聚居在一起，平時種田，定期參加軍事培訓，從而形成了由地緣、血緣紐帶結成的有組織耕戰集團，這樣就最終將貴族私人武裝逐漸轉化為了有強大戰鬥力的真正國家軍隊，人數共三萬人，分為三軍，中軍由齊桓公直接統領，左右兩軍由國氏、高氏兩位上卿統領。顯然，這個改革是不夠徹底的，也為日後的齊國內亂埋下隱患，但以春秋初年的政治局面，由國君完全掌控全國軍隊是不現實的，管仲必須做出妥協。
在中國這樣的農耕社會，土地改革是重中之重，所以管仲還開展「相地而衰征」，進行了中國最早的土地改革，即按照土壤質量來分級，以此來向土地所有者徵收相應的賦稅。「相地而衰征」第一次打破了周代井田制，從而大大削弱了齊國各地貴族的實力，同時提高了齊國中央的實力，為齊國接下來的稱霸事業提供有力物質保障。
我們看到，管仲極力將政治、經濟、軍事等一切事物納入各級行政機構的管轄範圍內，這就極大限制了貴族在自己采邑內的特權，且避免他們另立山頭威脅君權，這樣才能使得國君免於層出不窮的弒逆，同時加強國家意識，增強國君對國家的整體控制。
這實際上是由領主統治向封建官僚統治轉變的開端，在推進歷史上具有非常重要的意義。
所以別看管仲出身貧賤，功利現實，似非仁厚君子，可他胸中確有萬千溝壑，只欠足夠大的舞台而已。小平同志嘗言：不管白貓黑貓，抓住老鼠的就是好貓。管仲就是只好貓，而且還是只貓中極品，堪稱貓王。於是，齊桓公更加放手將國政全部委於管仲處理。在一般的看法，掌控權力對一個領導人而言非常重要，殊不知適度的授權才真正重要。一個只知道控制權力的領導人，充其量只是一個政客而已，他永遠做不了一個偉大的政治家。
在《管子》一書中，齊桓公有一句名言：「仲父命寡人東，寡人東；令寡人西，寡人西。仲父之命於寡人，寡人敢不從乎？」誰能想到，在如今家庭婆媽劇中最常出現的一句台詞，竟然是春秋五霸之首齊桓公發明的。
另外，《呂氏春秋》和《韓非子》還都記載了這麼一件事兒。說有一次，某官員向齊桓公請示事情，齊桓公卻說：「以告仲父。」意思是你找管仲去，不要來煩我。
於是那官兒只好去找管仲，過了幾天，他又有一件事請示齊桓公，齊桓公還是那句話：有事找管仲，別惹我，煩著呢！
如此三次，桓公手下的官員們都受不了了，紛紛議論說：「一則仲父，二則仲父，易哉為君！」意思是說桓公就知道叫我們找管仲，啥事兒不管，你這個國君當的也太容易了吧，簡直就是個甩手掌柜！
齊桓公聽說了這件事兒，大笑：「吾未得仲父則難，已得仲父之後，曷為其不易也？」這就是學會授權後的輕鬆和愜意。
當然我們要注意，這裡說的授權是適度的授權，而不是不分輕重，統統授權下去，有些權力是不可以隨便授的，比如人事任免與生殺大權。這樣一來，國君便可以將國家政務全權委託給政府里那些專業治國人才，而國君自己除了各種軍事、外交與祭祀活動，其他時間就可以任意吃喝嫖賭，隨他高興，因為他生活的自由並不會影響國家的政治穩定。這也就是齊桓公與管仲政治改革中最關鍵的一項開創性制度——宮府分離制。
但雖然如此，管仲的改革也並非一帆風順，往往受到種種阻礙。因為各種改革都會觸碰到各種利益集團的「奶酪」，特別是一些位高權重的貴族卿大夫，他們擁有強大的政治勢力，只要他們堅決反抗，管仲的改革必然泡湯。韓非就為我們記載了當時新政浪潮下暗流洶湧的情景：「管仲始治也，桓公有武車，戒民之備也。」竟要配備全副武裝的戰車，以隨時防備有人鬧事兒，可見阻礙之大。可管仲最終卻為何沒有遭遇吳起、商鞅的悲劇呢？
第一，管仲的改革偏溫和，往往以「循古制」的名義來進行，而且注重秩序和政策的延續，講究因勢利導，並沒有商鞅、吳起那樣暴風驟雨。
第二，齊桓公與鮑叔牙鼎力支持管仲改革，用最大的信任來回擊那些反對者。
第三，齊桓公即位之前，齊國接連發生內亂，齊襄公被殺與公孫無知被殺這兩次非常差權力更替，為管仲的改革清除了大量阻力，強橫的公卿大夫們要麼被殺，要麼被廢，要麼被極力打壓，而齊桓公與管仲上位後，讓很多貴族恢復了權位，這些貴族久經變亂，也渴求國家的穩定與強大，所以願意支持管仲，嘗試變革，並為其提供助力。歷史證明，所有成功的改革都在大亂之後，既得利益集團受到嚴重削弱與打壓，給他們點甜頭，他們就願意做出改變。比如管仲就將齊國三軍中的左右兩軍交給國氏與高氏管理，這便是對利益集團的妥協與拉攏，這體現了管仲非常務實與成熟的政治風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