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為一個家喻戶曉的歷史人物，司馬遷恐怕是高中作文里出現次數最多的人了。
他之所以如此有名，一方面在於他寫出了被稱為 「史家之絕唱,無韻之《離騷》」的《史記》，另一方面更在於他一生的遭遇。
很多人都知道，司馬遷因為替與匈奴戰敗後投降的李陵求情而遭受宮刑。忍受著極大的屈辱與同甘苦，他創作了中國第一部紀傳體通史《史記》。
事實上，司馬遷在為李陵求情之後，被漢武帝定為「誣上之罪」，按律當斬。但他卻不願赴死，反而「自請宮刑」。這是為何？或許，通過閱讀這篇《報任安書》，能夠找到答案。
「巫蠱之禍」，任安獲罪
《報任安書》是司馬遷在征和二年十一月寫給故人任安的一封書信。在這封信中，司馬遷以激憤的心情陳述了自己的不幸遭遇，抒發了內心的痛苦，並展示了他由受宮刑到憤而著書的心路歷程。
這一篇書信雖然不屬於《史記》的範疇，但任何讀《史記》的人都不會錯過這一篇，因為它能夠幫助我們了解司馬遷一生的遭遇，以及他寧願受辱苟活也要作《史記》的原因。
「報」是「回信」的意思，也就是說，《報任安書》其實是一封寫給任安的回信。要讀懂這封回信，就必須先了解任安這個人，以及他的遭遇。
任安，字少卿，西漢滎陽人，年輕時家境貧困，後來做了大將軍衛青的舍人，在衛青的舉薦下當了郎中，又升為益州刺史。
征和二年（公元前91年），西漢朝中發生巫蠱之禍，江充乘機誣陷戾太子劉據，戾太子發兵誅殺江充等人，與丞相劉屈髦軍大戰於長安，當時任安擔任北軍使者護軍（監理京城禁衛軍北軍的官），亂中接受戾太子要他發兵的命令，但任安按兵未動。
戾太子事件平定後，漢武帝認為任安「坐觀成敗」，「懷詐，有不忠之心」，論罪腰斬。任安入獄後，曾給司馬遷寫過一封書信。
而這篇《報任安書》，當是司馬遷在任安受刑前給他的回信。
司馬遷借回信闡明志向，甘為「太史公牛馬走」
任安在給司馬遷的信中究竟說了什麼，今天已經不可考了。不過，我們可以從司馬遷的回信中進行合理的推測。
太史公牛馬走司馬遷，再拜言，少卿足下：
曩者辱賜書，教以慎於接物，推賢進士為務，意氣勤勤懇懇。若望仆不相師，而用流俗人之言，仆非敢如此也。
「太史公」指的是誰？傳統的說法是，「太史公」是司馬遷的自稱或者說對他父親司馬談的尊稱。
據學者考證，漢代有「太史令」的官職，卻沒有「太史公」的官職。從「公」字可以看出，這是尊稱，因此不大可能是司馬遷的自稱。在他寫這封信時，司馬談已過世許久，而在給朋友的書信中提及過世的父親，似乎不太合理。
史學家錢穆考證說，古人寫書常用人名代替書名。可以推測，「太史公」即是《史記》的原名，後來為了不使人誤會，加稱《太史公書》。
「太史公牛馬走」才是司馬遷的自稱——為了完成《太史公》這本書，而像牛馬一樣隱忍苟活的司馬遷再次恭敬地回信給少卿足下。這是司馬遷的誓詞，更是司馬遷的痛詞。
「教以慎於接物，推賢進士為務，意氣勤勤懇懇。若望仆不相師，而用流俗人之言」，這是任安來信中對司馬遷的要求，看似要他「推賢舉士」，結合史實，可知任安實際上可能是希望司馬遷為自己求情。
實際上，司馬遷在接到任安的來信後並未立即回信，一方面是因為他跟隨漢武帝剛東巡歸來，事務繁忙；另一方面，恐怕也是不知該如何回復任安信中的要求。
直到冬天臨近，「恐卒然不可為諱，是仆終已不得舒憤懣以曉左右，則長逝者魂魄私恨無窮。」再不回信，恐怕就要留下遺憾，所以，他才寫了這封回信。
然而，在信的開頭，司馬遷就如此說道：
顧自以為身殘處穢，動而見尤，欲益反損，是以獨鬱悒而無誰語。
此時的司馬遷已自請宮刑，他所遭受的屈辱和內心的痛苦，以及他的抱負和志向，都無人可以講，也不能和別人講。
所以，他寫下這封回信的目的， 可能並不僅僅是向任安解釋自己為什麼不能「推賢進士」、不為他求情，更是藉此機會來闡明志向，解釋自己為何忍辱偷生。雖然只是「略陳固陋」，但他內心的情感終於有了一個出口。
為李陵仗義執言，卻慘遭宮刑
司馬遷之所以會遭受宮刑，和李陵有關。
李陵是西漢名將李廣的長孫。天漢二年（公元前99年），李陵跟隨貳將軍李廣利出征匈奴，因寡不敵眾兵敗投降。漢武帝以此事問司馬遷，司馬遷為李陵仗義執言，卻使得漢武帝震怒，將他以「誣上之罪」下獄。
可能很多人會以為，司馬遷是不是和李陵關係很好，才為他求情的？
事實上，他和李陵「素非能相善也」，也就是向來並不熟悉。但他看李陵的為人，「自守奇士，事親孝，與士信，臨財廉，取予義，分別有讓，恭儉下人，常思奮不顧身，以殉國家之急」，「有國士之風」。而且，李陵在攻打匈奴的戰役中，與將士們同甘共苦，身先士卒，最後因缺少救援而兵敗被俘，並非是主動投降。
也正是因為李陵自身的人格魅力，司馬遷才會在漢武帝前為李陵求情。然而，仗義執言換來的卻是「誣上之罪」。
在漢朝，「誣罔」（欺騙，誣陷毀謗）是很重的罪名，下場都是死刑，更不用說「誣上」這種「欺騙皇帝」的罪名了。所以，司馬遷一開始是被判了死刑的。
根據漢律，死刑可以用錢贖罪。但是，司馬遷「家貧，貨賂不足以自贖」，交不起那贖罪的五十萬錢，可見太史令真的是一個窮官。同時，「交友莫救，左右親近，不為一言。」親朋好友沒有一個為自己出頭的，這一切都曾是任安親眼所見。
既沒有錢贖罪，又沒有人求情，司馬遷就只有死路一條了。但是，他暫時還不想死，所以只好自請宮刑。
與其受辱而死，不如憤而著書
遭受宮刑後的司馬遷無論是生理上還是心理上都承受了極大的痛苦和壓力，他在《報任安書》中以飽含血淚的筆墨抒寫了自己受刑後那種天地間無法容納的恥辱感。
而且，宮刑也司馬遷帶來了非常沉重的倫理重負。「行莫醜於辱先「，「太上不辱先」，「仆以口語遇遭此禍，重為鄉黨所戮笑，以污辱先人，亦何面目復上父母丘墓乎？」他反覆強調自己污辱先人，無顏見父母。
中華民族是一個高度倫理化的民族，其中孝悌觀念又在中國人的倫理意識中占有核心地位。在孝的諸義中，愛護父母賜予的身體尤為首要內容，「身體髮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孝之始也。」司馬遷在《報任安書》中反覆表明愧對先人之意，正說明他已經完全接受了儒家孝悌觀念，因此遭受宮刑對他而言不僅僅是自身的痛苦和恥辱，更是對祖先的一種莫大玷污。
或許有人會感到疑惑，中國古代士大夫受酷刑的人那麼多，光宮廷宦官就有千千萬萬個，其中肯定不乏有像司馬遷這樣有文化有抱負的人，為什麼只有司馬遷經歷了如此巨大深刻的精神折磨呢？這其中的原因就在於司馬遷吸收了戰國士林慷慨自尊的精神。他自以為身膺五百之運，繼承孔子作一番劃時代的驚天動地的事業。他希望能做一個慷慨倜儻之士。但理想與現實的差距給了他沉重的打擊。
恥辱感、倫理負罪感以及由理想與現實的反差所帶來的失落感足以把司馬遷逼向死亡的邊緣，而在這個時代，佛教尚未傳入，道教還未興起，司馬遷無處尋求解脫，換做普通人早已經自殺了。但司馬遷並沒有，他依靠靠自己的理性力量重新思考了死亡的價值問題。
「人固有一死，或重於泰山，或輕於鴻毛，用之所趨異也。」
這是《報任安書》里得到千古名句，也是司馬遷對死亡價值的重新思考。司馬遷以及時立功名作為自己的人生價值觀，因此他渴望建功立業，追求悲歌慷慨的人生。
死亡是人生的終點，但它仍然是人生的一部分，因此司馬遷的人生價值觀就必然要貫徹到死亡之上。在他看來，士之生，要生得壯烈；士之死，要死得轟轟烈烈。這種卓越的英雄死亡觀沒有使司馬遷輕易自殺，而是保持了一種清醒的理性態度。
所以隱忍苟活，幽於糞土之中而不辭者，恨私心有所不盡，鄙陋沒世，而文采不表於後世也。
經過艱難的思考與掙扎，司馬遷排除了儒家關於臨辱即刻死節的思想，突破了儒家的死亡觀，選擇了憤書償辱的道路，借著書來「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
草創未就，會遭此禍，惜其不成，是以就極刑而無慍。
和完成《史記》相比，自己的生死「輕如鴻毛」。正因為這本宏偉巨著還沒有完成，所以他不會輕易去死。而這種「憤而著書」的傳統，在後世也產生了巨大的影響。
在這封信的結尾，司馬遷再次向任安表明自己不能推賢進士。同時，他也深知，當初寧願自請宮刑也不肯受死，自然是要遭天下人恥笑的。此刻自己所說的抱負和志向，在旁人看來也不過是一些自我雕飾之詞。
「要死之日，然後是非乃定。」
恐怕，這些是是非非只有到死的那天才會平息了。
作為中國文學史上的第一篇長篇書信，《報任安書》在後世獲得了極高的評價，前人用「沉鬱雄健」、「奇肆」「縱橫排宕」等詞語來概括這篇文章的藝術風格。其中最引人注目的一點，就是信中所體現的向悲劇命運抗爭的悲劇精神與力量，可謂是「字字血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