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岩 遼寧大學日本研究所教授
劉兵 遼寧大學日本研究所 講師
據日本厚生勞動省與本月24日公布的「人口動態統計」顯示，2019年日本新生嬰兒數預計為86.4萬人，較上一年減少5.4萬人。這是自1899年日本開始人口統計以來首次少於90萬大關，創下了出生人數的最低紀錄。對此，日本首相安倍晉三與負責少子化對策的「一億總活躍擔當大臣」衛騰晟一進行了談話，安倍表示：事態非常嚴重，說是國難也不過分。他指示要動員一切手段，推進相關對策，以有效阻滯少子化和人口減少的傾向。
在平成時代的三十年間，日本人口出生數減少了約三成。少子化是人口結構和數量變化的最基礎原因，快速的少子化進程會對社會經濟發展帶來各種影響。據日本厚生勞動省今年公布的預測數據，如果日本經濟零增長的狀態繼續持續，且女性和老年人的參與度沒有提高的話，那麼到2040年的就業人數將比2017年減少20%，減少到5245萬人。有部分學者認為由於勞動力人口的減少，導致日本經濟無法增長。勞動力人口的減少會將大幅度增加老年人的撫養負擔，從而加劇社會財政保障的困境。
日本的生育率從1970年代後期開始明顯下降，進入了被稱為低生育率的少子化時代。2005年日本的生育率曾一度下降到1.26。後來儘管有所回升，但是近年還是處於較低的水平（2018年1.42）。2012年底安倍政權上台以來，提出提高人口出生率，試圖從根本上改善少子老齡化進程，並為此制定了一系列政策，但始終未見成效。
少子化是已開發國家人口結構變化的共同特徵，也是延續較長時間的綜合性社會問題。儘管我國是一個發展中的人口大國，但是也出現了少子化的問題。儘管我國政府已經實施了二胎政策，但國家統計局公布的數據表明，二胎政策的實施並沒有起到提高生育率的效果。這說明少子化作為一個綜合性的社會問題，不是短期內採取單一的政策就可以輕易解決的。今天日本少子化問題的嚴重性給我們以重大的警示，其經驗教訓也值得我們借鑑。從日本少子化的進展及其應對有以下幾點值得思考。
第一，沒有及時對少子化問題給予充分的認識和高度的重視，錯過了最佳的干預時機。
日本並非是從近年來才高度重視少子化問題的，實際上早在20世紀70-80年代就已經意識到這一問題並著手制定系統的政策。但是今天看來，當時的日本並沒有充分認識少子化是一個極難解決的高度綜合性的社會問題，進而從綜合的社會政策角度給予應對，貽誤了時機。
上世紀70年代後期，日本完成了工業化的最後階段開始進入後工業化階段，社會服務體系逐漸發達，國民特別是青年人的觀念意識發生了極大的變化。生育率的下降就是在此背景下發生的。這時日本政府沒有對此給予高度重視並採取有效措施，引導人們形成關於社會、家庭的正確觀念。
與日本相比，當今中國的發展階段與當時的日本極為相似，我們應該從現在開始高度重視少子化問題並引導進入現代化階段的國民意識，使其充分認識到國家、社會與家庭以及公私之間的合理分擔問題。
第二，在經濟增長時期及時和較大力度地加強各種社會設施建設，為婦女生育和工作提供良好的條件。在這方面日本可以說在已開發國家中做的相對比較好，但相關社會投入還是不足。到20世紀90年代經濟進入成熟發展期之後，經濟的超低增長與少子老齡化相遇，低增長帶來的一系列社會問題進一步加重了少子化問題。
第三，應該充分意識到我國與日本在經濟發展階段上存在的差異，更多地從社會角度以綜合的方法促使生育率的提高，而一味地要求追加財政投入對我國既不現實也缺乏有效性。具體而言，我們應採取有效措施，縮小收入分配差距，增加低收入人群的收入水平，給予農村進城務工人員以社會地位及相應的社會福利；同時也要加強幼兒設施的建設，降低幼兒養育成本；保障婦女在工作和幼兒撫育方面的平衡。
總之，我國應該以日本為借鑑，對少子化問題給予充分的重視，並根據我們自身的情況採取有效的措施延緩其進程，為我國的可持續發展提供保障。（責任編輯：樂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