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漢末年宦官專權的現象愈發嚴重，這引起了世家大族的不滿。由於宦官是依附在皇權身邊的寄生蟲，宦官專權其實就是皇權的另一種延續。而宦官專權勢必會損害士大夫階級的利益，因為朝廷就這麼幾個職位，而這些職位大部分都被宦官及依附宦官的官僚占據了，位高權重的位置由宦官及其黨羽占據，朝廷上就難以為世家大族發聲。因此世家大族紛紛集聚在一起，意圖消滅宦官專權，但反被宦官利用皇權給予清除，這就是東漢末年著名的黨錮之禍。

清議

東漢中期，官僚士大夫中出現了一種品評人物的風氣，稱為「清議」。善於清議的人，被目為天下名士，他們對人物的褒貶，在很大程度上左右了社會上的輿論，從而影響到士大夫的仕途進退。大官僚和世家大族為了操縱選舉，進退人物，對於這種清議也大肆提倡。在當時政治極端腐敗的情況下，這種清議在士大夫中間，多少起著些激獨揚清的作用。 但是再好的事物，在當時的風氣所至，也會變得腐朽起來。在清議的影響下，當時的士大夫相繼做出讓爵、推財避聘、久喪等等行為，極力把自己偽裝為具有孝義高行的人物，以博得清議的讚揚，當時的人們對這種虛偽的行為稱之為：「飾偽以邀譽，釣奇以驚俗」。因此這種清議很快就變質，成為權貴的遊戲。

搶奪權利

漢和帝以後，東漢的政治舞台上，出現了外戚和宦官交替專政的局面。桓帝即位後，借用宦官之力，將長期把持朝政的外戚梁翼誅滅。但是這對於世家大族來說屬於狼趕跑了，又來了老虎的存在。宦官集團在操縱朝廷大權達30年之間，廣樹黨羽，到處安插親信（「兄弟姻戚，皆案州臨郡」），而且放肆地搜刮百姓，虐害士民，被形容為「與盜賊無異」。這不僅加深了人民的痛苦，激起了人民強烈的反抗，而且引起大地主出身的官僚以及一般地主階級知識分子的不滿，因為宦官集團的所作所為，已經大大損害了他們的利益。

在宦官專權下，士大夫的仕途被嚴重阻塞，選拔官員的重要制度察舉制(察舉是漢代至隋代的一種選官制度。王朝根據不同的需要，設立各種科目，指定有關官員擔任舉主，依規定貢上相應人才，經朝廷檢驗後給予錄用或升抵定期的察舉科目稱為常舉或歲秋，如孝廉、秀才科；由皇帝不定期地下詔要求貢舉的為特科或詔舉，如賢良、文學、明經道等科。察舉的對象，既有平民，也有現任的吏員)變得更為腐敗。宦官集團黨羽和爪牙控制了從中央到地方的政權機構，而為了更長遠的占據官職，像什麼權門請託，賄賂公行都是家常便飯，使得選舉不實們的情況更加嚴重。桓帝以後宦官專權達到頂峰，而被其控制的察舉制也被諷刺為:「舉秀才，不知書。察孝廉，父別居。「寒素清白濁如泥,高第良將怯如雞。」對於這種情形，引起了社會輿論的極大批評。而且宦官的殘暴黑暗統治不僅加深了社會的動盪不安，還嚴重威脅封建秩序。封建士大夫為了自身的利祿，也為了拯救統治階級的危機，他們要求改變宦官專權的局面。於是，集中了大量對宦官不滿儒生的太學就成了攻擊宦官最好的輿論場所，也使太學清議集中到攻擊腐敗的朝政和權貴，他們還對於干犯權貴的人，大加讚揚。

當時，在首都洛陽的太學，有太學生3萬人，洛陽的太學是清議的中心，因此又被稱為"太學清議"。

太學生們以郭泰、賈彪為首，利用太學，「品核，故量執政"，討論政治，抨擊宦官，造出強大的輿論聲勢。太學生的活動，得到朝野上下的首僚、士人的支持，官僚們也借重太學生的力量，以反對宦官。宦官們對此恨之人骨， 還稱這些官僚與太學生結為朋黨，圖謀不軌，準備嚴厲打擊壓制。於是，造成了前後兩次「黨錮之禍」。

第一次黨錮之禍

桓帝後期，出現了一大批敢於抨擊宦官勢力的反對派人物，當時司隸校尉李膺，敢於不避權貴，裁治不法，很受「清議"的推重。由於秉公執法，得罪了一大批宦官，但同時被封建士大夫所器重，李膺慢慢成了反對宦官亂政的核心人物。 到公元166年(桓帝延熹九年)，宦官黨羽張成教唆兒子殺人，被李膺逮捕歸案殺掉。但是宦官集團不甘心失敗，便指使人上書誣告機李膺等人，「養太學游士，交結諸郡生徒，更相驅馳，共為部黨，誹諷刺朝廷，疑亂風俗。」

由於漢桓帝是宦官擁立的，十分信任宦官。在宦官蠱感之下，桓帝大為震怒，通告各郡國，逮捕「黨人」，羅列罪名，布告天下。李膺被捕後，牽連出來的黨人達200多人，包括一些太學生。這些被捕的黨人都被下獄嚴訊，以期羅織罪名。有在逃的，也要懸賞搜捕。一時之間，逮人的「使者四出，相望於道」，搞得人人自危，惶惶不安。過了一年，在士大夫階層的勸說下,桓帝意有所解，這批人才被赦歸鄉里，但是還要禁錮本地，終身不許做官，這就是第一次黨錮之禍。李膺等人雖然受到壓制，但是他們獲得社會上的廣泛同情，其同黨范滂離開洛陽返回家鄉時，「汝南，南陽士大夫迎之者數千輛」。

第二次黨錮之禍

第二次黨錮之禍，開始於公元169年(靈帝建寧二年),一直延續了10餘年，株連之廣，也超過了前一次。由於宦官集團在第一次黨錮之禍後大獲成功，權勢越來越大，殘害百姓，強搶民女，侵奪大量田宅的事情乾的越來越過分。當時的士大夫階層，山陽督郵張儉上書皇帝，告發宦官集團的罪惡，請殺宦官頭子侯覽，同時將其利強取的資產就地沒收。宦官集團豈能坐以待斃，正好借這件事情把士人一網打盡。於是宦官集團便上告張儉與同郡24人連結為黨，圖危社稷。當時皇帝年幼，大權盡落宦官手中，宦官便發動其黨羽羅織罪名，大捕黨人，連同過去的著名黨人李膺、杜密、池滂等第一次黨錮之禍逃過一劫的也不放過，一併構陷在內，一共「百餘人，皆死獄中」。後來在各地被誣為「黨人」而「死、徒、廢禁」的，達六七百人。

公元172年，竇太后死，有人在皇宮門口貼反宦官標語:「曹節、王甫幽殺太后，常侍侯覽多殺黨人，大卿皆尸祿，無有忠言者」，藉此揭露宦官集團的諸多罪惡。被觸痛的宦官集團，又濫施淫威，四出搜捕太學生1000多人。公元176年，宦官集團為了徹底鎮壓黨人，消除專權的威脅，慫恿漢靈帝下詔:凡是黨人的門生故吏、父子兄弟，以至五服之內的親屬，一律免官禁錮，通過這條法令來徹底消除黨人的生存土壤。由於宦官集團罪惡黑手的打擊面達到無以復加的程度，使得黨人集團一時間銷聲匿跡，朝堂上遍布一大批寡廉鮮恥，阿諛奉承的宦官集團爪牙，使第二次黨錮之禍，達到了最高潮。這次黨錮持續了十幾年，直到黃巾起義後，東漢政府才宣布起用他們去鎮壓起義軍。

評價

黨錮之禍是東漢皇室在世家大族發展過快以及威脅到皇權的時候利用宦官勢力給予清除的現象，由於宦官集團是依附在皇權上的寄生蟲，因為東漢國家在開國期間就面臨著世家大族過強的局面，而這種現象過了一百多年也沒有絲毫減輕，以至於皇帝不得不依靠宦官勢力去和世家大族對抗，以期從世家大族手中獲得更多的國家控制權。黨錮之禍其實說白了就是東漢統治階級自身狗咬狗，而兩次黨錮之禍不但對東漢王朝無益，還使得國家統治階級愈來愈腐敗，民生愈來愈艱難。最後，東漢王朝在頻繁的農民起義和軍閥割據走完了最後一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