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國古代的版圖上，曾經存在著兩種無論生活方式、還是宗教信仰都截然不同的兩個文明-長城以南的農耕文明和長城以北的遊牧文明
長城以南就不用介紹了，我們今天課本里學到的王朝歷史，主體就是長城以南的農耕民族。而在長城以北，居住著幾乎是農耕民族的死對頭-遊牧民族，遊牧民族以匈奴人為主，他們自詡為草原的主人。匈奴單于冒頓曾說過一句名言:"太陽在哪裡落下，哪裡就是我牛羊的草場。"他們擁有無與倫比的適應性。據《史記·匈奴傳》記載:匈奴"兒能騎羊，引弓射鳥鼠;少長則射狐兔，用以食。士力能彎弓，盡為甲騎。其俗，寬則隨畜，因射獵禽獸為生業，急則人習戰攻以侵伐，其天性也"。
這種不同的生活和認知方式導致了長城以北的遊牧民族和長城以南的農耕民族長達數百年的衝突和鏖戰，我們今天的格局歷史在很大程度上就是這兩個文明長期衝突與融合的結果。
西方歷史學家通過把刀耕火種稱為原始農業，而將放養畜牧視為原始畜牧業，並將種植畜牧與採集漁獵分開。由此，將從事採集漁獵的人類稱為漁獵民族，將從事耕作種植的人類稱為農耕民族，將從事放養畜牧的人類稱為遊牧民族。隨著時代的演進，商業繁榮的國度又稱為商業民族，航海貿易的民族又稱為海洋民族，到了現代搞太空探索了，又來了個民族。然後又以某種生產方式定義文明，有了農耕文明、遊牧文明、漁獵文明、商業文明、大陸文明、海洋文明、太空文明的所謂劃分。西方歷史學家對文明以及民族的劃分都是錯誤的，也沒有任何意義。
中國文化的兩大經濟文化類型 在總體上，中國文化，特別是古代中國文化是一種比較典型的農耕文化或農業文化。但就自然環境而言，不論在歷史上還是在今天，中國西部和北部地區主要是草原分布地帶，因此，這些地區也就成為了以草原畜牧業經濟為主的區域。一般認為，自我國東北大興安嶺東麓—遼河上游—陰山山脈—鄂爾多斯高原東緣及青藏高原以西的廣大地區，都屬於歷史上傳統的遊牧經濟分布地區。而在此界線以南和以東則屬於傳統的農耕經濟分布地區。從一定程度上講，我國的內蒙古高原、黃土高原、青藏高原以及歷史上的整個西域地區，都屬於歷史上遊牧民族的主要活動區域，因此，宏觀地說，也屬於傳統的以遊牧經濟為主要特色的區域。但是，歷史上遊牧文化與農耕文化之間的界線並不是固定不變的。從遠古至今，這種文化界線在不同歷史時期都產生了許多變化。總的趨勢是農耕文化的分布面積越來越大，而遊牧文化的分布區則日益縮小。
中國歷史上所形成的遊牧文化與農耕文化的分布格局是十分鮮明的，就其形成原因而言，最常見的說法就是自然環境方面的原因，即認為特殊的"自然地理條件"或"生態環境"是產生遊牧經濟與農耕經濟的一個重要因素。但是，我們研究歷史上的遊牧文化和農耕文化時，卻不能將目光僅僅局限於客觀的因素或非人為的因素，否則，文化的研究就失去了其基本的意義。也就是說，我們要儘可能地去探索人類社會與自然環境之間關係中有關人的因素，也就是人類"文化"方面的因素。
自20世紀80年代以來，在中西方文化比較研究中，國內外學者們都注意到了一個基本的事實，認為中國與西歐在前工業時代的農業耕作制度是兩種不同的類型。在西歐封建時代，農業耕作方式是田草結合、農牧結合，而中國則是單一的糧食種植業。[7]也就是說，中西農業文化最大的差異就在於中國的農業文化實際上是一種單一的種植業文化。種植業經濟和畜牧業經濟沒有能夠有效地或有機地結合在一起。遊牧經濟和農耕經濟在歷史上長期處於實際上的分離狀態，二者之間存在著許許多多的矛盾與鬥爭，並且，歷史上遊牧民族與農耕民族之間的持續不斷的戰爭也與這種經濟類型間的分離狀態有密切的關係。那麼，為什麼在中國歷史上沒有形成上述兩種經濟類型間的有機的結合，我們認為除了自然環境方面的因素外，中國古代文化方面的某些特點也是形成農牧分離的一個重要的原因。
歷史上的中國是一個狹義的概念，主要是指古代中國的中原地區。由於在中國歷史的早期，中原地區是整個農耕民族的經濟中心、政治中心和文化中心。相對於周邊地區，在各方面都處於發達、先進的優勢地位，因此，也就產生了以中原和周邊相對立的思想觀念：中原為本，周邊為末，中原代表先進、文明，而周邊則成為落後、愚昧和野蠻的同義詞。在這種觀念的基礎上進一步產生了以中原為內，而以周邊為外，逐步將中原農耕民族、農耕文化與周邊的遊牧民族、遊牧文化相互區別開來的思想意識。中原是文明、"禮儀之邦"，是屬於華夏；周邊則是"蠻荒"之地，屬於"四夷"。後來所形成的內地與漢族、邊疆與少數民族的觀念，實際上仍然是中原與周邊"對立論"或中原"中心論"的某種思想遺留。
中國歷史上的這種思想觀念在一定程度上阻礙了農耕經濟與遊牧經濟之間的相互融合。使得這兩種經濟文化類型之間的差異在漫長的歷史過程中，沒有能夠形成有效的經濟利益等方面的互補關係。特別是農耕民族與遊牧民族的界限始終存在，而且有不斷強化的趨勢：這就是長城的修築並賦予長城以特殊的文化內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