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之三十：江戶幕府時代的日本佛教
日本佛教都是直接或間接地傳自中國，最終形成獨具特色的日本佛教系統。日本民族從原始的神道意識開始，就形成較強的務實態度，注重現實的求福攘災的實踐。天皇朝廷看重佛教，首先是把它看作治國安邦的政治學知識體系和實用的民生知識。民間則視佛為祈佑幸福的偶像，重視宗教實踐。這種心態規定著佛教在日本國家和社會上的地位及其具體內容。
在佛教傳播的過程中，日本在建寺塔、塑佛像、抄佛經方面花費了大量人力物力。朝廷有朝廷的寺院，將軍有將軍的私家寺院，各大名(分封的諸侯）也都有自己的寺院，各宗有本寺、末寺。各寺院都設講堂和金堂，塑佛像。佛教寺院可以說遍布日本各地。日本抄錄佛經的數量是驚人的。" 奈良時代設有各種公私的寫經所，動員了大量的技術人員，開展大規模的寫經事業。……當時實際抄寫的經典中，知名的有印度撰述的1193部，4884卷，中國撰述的636 部，4218卷，共1829部9102卷。這個數字已經超過同時代唐朝經錄所載的數字。" 日本許多皇室成員，包括天皇、皇子、后妃等受戒成為佛教徒，被稱" 法皇" 、" 法親王"等。
關於佛教在日本的興衰史，日本著名佛教史專家村上專精(1851-1929 年）將其分為五個時期(截至明治維新以後）。第一期，從佛教傳入到奈良朝末期(552-784
年），是三論宗和法相宗時代；第二期，從平安時代初期到結束(784-1192年），是天台宗和真言宗時代；第三期，從鎌倉幕府初到豐臣氏末期(1192-1603年），是凈土宗、禪宗、日蓮宗時代；第四期，從德川時代初到結束(1603-1867年），是諸宗持續時代；第五期，是明治維新以後的時代(1868-1898
年）。德川時代是日本社會大變革的前夜，佛教及其與其他宗教的關係也處於戲劇性的變化之中，村上專精給這一時期的佛教描繪了一幅總畫面：" 從德川氏掌握政權以來到' 王政復古'
為止約二百六十餘年間，天下民心厭亂思治，不少僧侶以興隆文教為己志，且有人還俗歸儒，講論治國平天下。更有如天台宗的天海，禪宗的崇傳等直接參與政治，對幕府的幫助很大。由於寺院當時與公家(朝廷），武家(幕府）處於鼎立狀態，德川氏對寺院與公家同等看待，也給予虛位，制定法度，包括寺院、僧侶逐級升進程序在內的各種制度，獎勵學業；褒其名稱，增加寺田和寺領地，俾使其論於柔弱境地，以利於武家長期統治。而且在織田氏時期，天主教大舉傳入日本，宣傳'
天主如來' 的功德，教會聲勢逐漸盛大，達到動輒可能違害國家的地步。所以到了德川家光以後，便制定了所謂以' 西佛' 制' 南佛' 之法，頒布' 改宗' 法令，讓僧侶掌管產籍，國民必須掛籍檀那(施主）寺，嚴格寺院與檀那的隸屬關係，藉以防備耶穌教的蔓延。與此同時，神道也很興盛，' 唯一神道' 採用許多佛教教義附會神典，後來吉川惟足到會津，創立' 宗源神道' ；轉而形成山崎闇齋的' 垂加神道'
派，則把神典牽強地附會於朱子學。……神國思想興起的結果，也影響到佛教，整個社會上的大儒都排斥佛教，無不崇神，有人指出借寺院與檀那這種關係強迫人家奉佛以興隆佛教，在古代未曾有過的。特別是會津的保科正之和水戶的德川光國倡導的學風，更成為排佛之源，排佛氣焰日見高揚，但由於僧侶已部分地參與到俗政之中，恣於衣食之享受，而對佛教之盛衰，本不介意。……總之，德川幕府時期，神、儒、佛、耶穌各教互相交錯，佛教起到壓制耶穌教的作用，儒教獨自與當時的政治結合，處於培養人才和立言的地位，大儒四方輩出，各自分立學派門戶。"
(1)" 公家佛教" 與" 武家佛教"
德川幕府坐鎮江戶，已不把京都的天皇朝廷放在眼裡。與鎌倉幕府和室町幕府不同，德川幕府的權力建立在對大名的控制實力上，而不仰仗於將軍的權威來勉強保持位置。它不是依賴將軍之名來獲得力量，只是借用將軍的名義。由此，也就規定了德川幕府對待朝廷的態度。前兩個幕府雖自己握有實權，但是不敢割斷與天皇朝廷的聯繫，不敢在形式上公開地蔑視朝廷。德川幕府的權力基礎既然已經完全不依賴於朝廷，它就不僅在實質上，而且在形式上也公開壓制朝廷，這是它施政的基本方針之一。1615年，德川幕府公布了《禁中並公家諸法度》，明確規定，天皇以學問為第一，所謂學問，包括"
古道" 和" 和歌" 等；武家官位的任命，天皇必須聽由幕府推薦；天皇無權向僧侶封法號，贈紫衣。該法度唯一留給天皇的權力，只是按" 本朝先規" 決定年號。
室町幕府後期，出現戰國之亂。佛教各宗參與其間，難免遭受泱及，寺廟和經書毀於戰火的不少。佛教內部也出現頹廢趨勢，染上爭權奪勢的市俗習氣，陷入貴族主義、形式主義和名利主義的深淵。德川幕府的權力中心移居江戶後，原京都的佛教諸宗頹勢未變，它們被稱為" 公家佛教"。同對待朝廷一樣，德川幕府對公家佛教也採取嚴厲的限制政策，對寺院的等級、位階的高低、法衣法服等，都制定出嚴格的法度。禁止濫授僧位僧官，規定執奏各宗僧官升進的廷臣，嚴格晉級的法規，頒髮針對一山一寺的法規，令其遵守，命本山本寺統攝所屬各寺的僧徒。各宗都有被稱為" 觸頭""在番" 的人常駐江戶，負責把幕府的政令下達到所屬寺院僧眾。對公家佛教的職責，規定他們主要在文教方面發展，鼓勵僧侶們做學問，精其所學所修。德川幕府的主要用意，在於防止公家佛教各宗參與政治，並能讓它在監視、牽制朝廷方面發揮作用。
在公家佛教衰頹的同時，以江戶為中心，在幕府政治下成立的新佛教，在關東地區迅速發展起來，這就是" 武家佛教"。其中最受幕府尊寵的是天台宗、凈土宗和禪宗。它們很早就與德川家族發生聯繫，受其呵護，參與幕府政治活動，是幕府政治的一支重要力量。禪宗的崇傳長老對德川氏的創業，就出力頗大。他受命負責寺社方面的一切政治事務，兼管外交文書和參與各種策劃。1615年的《禁中並公家法度》就出自他手，其他關於佛教各山寺的法度也都由他完成。後來，他被任命為僧錄司僧錄職位，成了德川幕府負責宗教事務的最高首腦。
(2)佛教與禁天主教
基督教傳入日本，發展很快，尤其在下層民眾中影響力很大，有些大名也改宗天主教。這引起幕府勢力的不滿與恐慌。豐臣秀吉時就開始禁天主教，收效不大。到了德川家康時，採取了更嚴厲的禁止天主教措施，佛教受命執行禁天主教計劃。從1611年開始，德川幕府逐漸實行" 改變門宗" 制度。幕府內設專司改革的官職，並命令各地諸侯在自己領地內設置同樣的官職，專門處理改宗之事。改宗的手段有" 屬託金" (即告發天主教徒的賞金）、" 踏繪" (強迫天主教徒踩踏印有基督像的銅板或木板，以測試他們是否脫離天主教）、" 起請文" (讓人們在日本的神、佛像面前立誓自己不是天主教徒）、" 寺請證文" (由佛教寺院出具證據，證明某人不是天主教徒）。這最後一項賦予佛教很大的權力，可以決定一個人的命運。後來，寺請證文制度又擴展成" 宗門戶口簿" 制度，強令所有士農工商，不管是否為天主教徒，都要把身份、名字、年齡等登記入冊，交由佛教管理。這樣，佛教僧侶完全掌握了人們改變宗門戶口的權力，就連人們的婚姻、生死、旅行，也都要由所屬寺院檢查和證實。佛教寺院簡直成了監視控制全國的憲兵部門了。這種制度後來逐漸演變成" 寺檀(指信徒）關係"。不少佛教僧侶濫用改變宗門戶口的權利，營私舞弊，腐化墮落，引起人們的極大反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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