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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來歷史的記載通稱史記，但在三國時，當史書從六藝的春秋類獨立出來，蔚然成類，即經史子集四部的史部問世的時候，出於對史書做出開創之功者的尊崇，司馬遷所撰寫的史書因之獲得了《史記》的專名。從此，史書不復有史記的通稱。而司馬遷史書的本名《太史公書》《太史公記》，反而湮沒無聞。
司馬遷的幸與不幸
歷史有情，記憶下司馬遷的貢獻，給予了他應有的地位。就此而言，司馬遷是幸運的。當然，司馬遷的幸運並不只在於其身後，在沒有身陷李陵事件之時，他也可謂上天眷顧的寵兒。出身史官世家，欣逢盛世，能優遊探訪大江南北，親聆故老耆舊言論，網羅天下散失的史籍與傳聞，考證前人事跡，考察成敗興衰之理；能向董仲舒、孔安國等請教學問，識今文古文之旨；能親聞樊噲之孫談漢初開國功臣發跡的故事；能親見名將李廣、大俠郭解，並和李廣之孫日後他為之辯護的李陵同朝為官；能繼承父業，得以窺金匱石室之藏，立下述往事思來者的雄心壯志。平生唯恐辜負先人，不小心成了「隳先人之言」的罪人。命運無情，他後來確實成了「罪人」，但不是辜負先人的罪人，而是漢武帝的罪人。不負先人反倒是他生存於世的最大精神支柱。
不過，古往今來，能得上天眷顧終始的，難有幾人，所以司馬遷的幸運到為李陵辯護時就告止了。因此，司馬遷又是不幸的。朝堂上下各種矛盾鬥爭在加劇，一不小心就有可能墮入漩渦。同時，這個時候的史官已不復有盛時巫史合一的至上榮光。對司馬遷來講，更糟的是，為素無往來的李陵辯護，使他捲入了朝堂複雜的矛盾鬥爭中，觸忤了盛世君王漢武帝，自己卻無錢以贖，落得個接受腐刑的結局，從此烙上最恥辱的印記，背上人生最大的精神包袱。
然而，「祖述堯舜，憲章文武」始終是儒家的崇高理想，「立德，立功，立言」向來就是井然有序的士人遵奉的三不朽。此三不朽，立言最次，似乎容易，卻實為最難。能立言者必有德，立了言傳之後世，必然有功。但這立言卻最易禍己。在了卻生命還是繼續生存的兩難下，司馬遷義無反顧決絕地選擇了以「立言」來延續自己本該放棄的生命，因為人雖然最終都會回歸塵土，但終究是有鴻毛泰山之別的。這正如管仲不死，其不死之效功在千秋——助齊桓公霸諸侯、匡天下，免於國滅、民風民俗改變的命運，至孔子之世仍享受其餘澤。為此，他吶喊出「修身者智之府也，愛施者仁之端也，取予者義之符也，恥辱者勇之決也，立名者行之極也。士有此五者，然後可以托於世，列於君子之林」，並付諸實踐。探討天道人事，古今中外，興衰成敗。成一家之言，於是成為《史記》的終極追求，融入了司馬遷的愛恨情仇。
成一家之言
於是，司馬遷在《史記》中為項羽、呂后立本紀，為陳涉立世家；先黃老而後六經，序遊俠退處士而進奸雄，敘述貨殖崇拜勢力而以貧賤為羞，這些均使其足以成一家之言。項羽雖然失敗，卻不失為英雄。呂后雖然沒有公然稱帝，卻是實際的統治者。陳涉雖然出身農民，但首舉義旗率先稱王，孔子八世孫孔鮒都樂意為他所用。為他們立本紀、世家，確然符合實際。成一家之言之譽，司馬遷實當之無愧。而紀傳體體裁為司馬遷首創，且歷2000年為各正史承緒而不更，更是一家之言的表現。即使不用其體例者，也對其甚是嘉贊。
不過，成一家之言並非易事。勇敢和怯懦的界限，生死之間究竟該何去何從，一部《史記》便是司馬遷對此的回答。死，需要勇氣，但死不難，如何處理死倒是最難的。伍子胥不死是勇敢的，韓信忍胯下之辱是勇敢的，李陵不死降敵也是勇敢的。所以，司馬遷自己能忍受最大的人生悲哀，沒有選擇死。棄小義，雪大恥，名垂後世，才是司馬遷死和生的界定標準。他要勇敢面對人生，完成父親的重託，成就一家之言。這是先人的事業，家族的事業，乃至天下的事業。他的勇敢和怯懦是以貢獻與不朽來論定的，並且早已融入他的血脈中了。
故而，李陵敗降，他認為是忍辱待時報效漢室。因此，當漢武帝就李陵敗降一事垂詢於他時，他竟然說出了這駭人聽聞、有傷漢武帝雅聽的、給自己帶來天大禍患的見解，而這個李陵與他並不是私交好友。故而，周文王被拘禁後推演出《周易》的六十四卦、孔子受困後作《春秋》、屈原被放逐後作《離騷》，這些身處逆境而堅忍不拔者，都是他高度讚揚的楷模，也是他自己的寫照與榜樣。不過，這裡面當然也不免有司馬遷憤世嫉俗的一面。
至於那些為正義、為理想、為家國奮鬥抗爭的人物——晉文公流亡19年而復國之志未衰、蘇秦以椎刺股苦學，先國家後個人的藺相如、刺殺秦王的荊軻、自薦出使楚國解國難民危的毛遂、震懾匈奴卻一生不得封侯最後憤而自殺的李廣等，這些奮發圖強、銳意進取的靈魂也是司馬遷筆之所愛，這些人不屈不撓壯美崇高的人格，都被司馬遷以凜然之筆，栩栩如生地呈現在《史記》中。同時，司馬遷也給末路英雄留下了空間。項羽別虞姬是美的，他不過江東也不失為壯舉。項羽最失意之戰，正是司馬遷最得意之筆，不無古代浪漫主義的英雄氣概。
良史之責史家直筆
由此，揭露統治者的醜陋，抨擊時弊劣政，痛斥貪官污吏，也成為司馬遷的職責。他譏諷西漢開國皇帝劉邦的流氓無賴，挖苦漢武帝的迷信鬼神、好大喜功，並以細膩的筆觸剖析了宮廷的血腥，揭露弊政，勾摹各色官吏真面目。司馬遷依循的是良史之責，遵循的是史家直筆。所以他對《禹本紀》《山海經》所記怪物，不敢輕言。當然，《禹本紀》《山海經》自有它們存在的合理性與土壤，它們是當時先民對世界樸實認知在文字上的反饋。自孔孟以來至董仲舒，儒家的正統觀已然形成，司馬遷其表看似偏離，但其本與時代並無二致，否則正史不會以他的《史記》為宗，列之第一，所以司馬遷必然如孔子一樣不語怪力亂神。
一部《史記》，有學者稱幾乎囊括了當時人類思想活動的全部內容。當然，《史記》並非盡善盡美，司馬遷的天命觀是非常濃厚的。他的「究天人之際」，是與「天人感應」聯繫在一起的。故而，天會垂象，秦並天下是天命，而他的命運當然也是天註定的。所以他要認命，仍一如既往心甘情願貨與漢武帝。但另一方面，他內心又非常糾結，於是他把自己的種種糾結寫入了書中。
大地無言，山川靜默。當年司馬遷在如屈原般悲憤悽愴的境地下，以執著的史筆，以優美的文采，成就了《史記》，未來的歲月則漸次賦予並加深了它的底蘊，給予了它永恆的歷史命脈，使它成為文化傳統民族精神的一個依託。「史家之絕唱，無韻之離騷」，為之作結，無疑最得其真，盡揭其神。（學習時報 陳曉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