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 輕言輕 第34篇 戳右邊關注我，客觀的八卦分享。
《情人》是法國女作家瑪格麗特·杜拉斯帶有自傳性的寫實小說，小說充滿了異域風情的描寫和刻畫。作為從小生長在殖民地的一個歐洲人，深受異域環境的浸染，但在她眼中的一切都不可避免的打上了種族意識，特殊的文化身份使她面對西方經常處於一種失語與無根狀態，卻在面對東方時又具有西方人的優越感。
本文從後殖民主義的視角解讀這部作品，探究作者文化身份的混雜性，使杜拉斯在創作中呈現出反殖民主義的立場和種族主義的問題。
《情人》講述了白人少女和中國情人的愛情，還交織著殖民地家族創業的艱辛和失敗的背景，寫對母親和兄長的愛恨，寫殖民統治的希望與絕望。
那個曾屬於法蘭西殖民者的土地，曾經裝著無數法國人夢想的土地，因為《情人》掀起了去印度支那旅行的熱潮。明顯的殖民文化問題，讓杜拉斯的作品風靡全球，殖民文化再次推向高潮。在二十世紀的世界文學中，瑪格麗特·杜拉斯的作品是一道獨特的景觀。
通過閱讀，小編牽引文本的自傳性來透析作者的混雜性的文化身份，去解讀從其中呈現的殖民文化，特別是作者在作品中顯現的反殖民主義的立場和種族主義 ，本文主要運用後殖民主義理論結合文本，對作品中呈現出的許多後殖民作家共有的特徵：身份的雙重性與混雜性，使作者有種族主義的偏見性，卻在文中透露對殖民者的對抗，即反殖民主義的立場。
一 流放：文化身份的混雜
「流放」在後殖民語境中有複雜的含義，「它既指地球意義上的流放（指生活國度改變），也指種族（或血緣）意義上的流放，即父母親來自不同的血統或不同的種族。同時指心理和文化意義上的流放。」杜拉斯文化在形成中本身就是包容了法國文化和印度支那文化。
（一）文化身份的混雜性
她的家庭決定了她從誕生之日起就屬於法國社會的邊緣。這種邊緣性是命定的，是先於個人因素而定的。瑪格麗特•杜拉斯生於法屬殖民地交趾支那今天越南南部，她的出身決定了她是一個既會講法國話又會講越南話的克里奧爾人。家庭的貧困使他們為有錢的白人階層所厭棄，白人的身份又使他們和那些確實一貧如洗的當地人有一定距離。他們輾轉於這兩種社會之中，遠離白種人的「文明」並與之毫不相干，對越南人的歷史也一無所知。
這種邊緣性使她感到無所適從，在這兩種文化之中，她難以取捨。正是這種邊緣身份決定了她日後以特殊的眼光審視白人的殖民制度以及他們宣揚的文明，描述越南人的貧困和不幸，為社會的不公正而吶喊。
杜拉斯是出生於越南的法國人,東西兩種文化在她身上交流、碰撞,留下了深深的烙印,這正是後殖民主義理論家霍米·巴巴所闡述的文化身份的「混雜性」。文化身份的混雜性使得身處東西方夾縫中的杜拉斯在精神上經常處於漂泊狀態,不管面對東方還是面對西方,她都無法找到歸屬感。
這個家庭迷失於艱苦的殖民地的境況中,陷於營私舞弊、貪污受賄的殖民當局所控制的現存秩序的迷宮中,被放逐到了社會的邊緣,在那裡尷尬的生存著。在異鄉的土地上,他們孤獨地漂泊著,找不到自己的同類。正是混雜性的文化身份使得杜拉斯在創作中把自己的目光投向邊緣,從邊緣出發,傳達了被壓抑的邊緣人的聲音。
（二） 杜拉斯：面對東西方文化的矛盾
「假如我回到越南,我就不可能寫我的童年。」對一個作家來說,那是與童年一刀兩斷的機會———瑪格麗特杜拉斯十五歲時,尚處印度支那的杜拉斯告訴她母親「我想寫作。這點我那時已經對母親說了想做的就是這個,寫文章寫作。」 回到法國後的杜拉斯將通過寫作將失去的時間保存了下來,在重新構造中去炫耀自己的異國風情。杜拉斯經歷了「雙重的文化」,除了自身的西方文化,她更植根於那種比開化了一切,磨平了一切稜角和使萬物各就各位的西方文化更加古老的東方文化。面對東西方文化,起初她表現出一種矛盾而迂迴的態度。
1932年,十八歲的杜拉斯離開印度支那回到她的祖國———法國。無論是生活背景,還是生活習慣她都經歷了大跨度的轉變。原來那種充滿野性的亞洲人的習慣,原來那到處都埋著小孩屍體的沼澤地,到處都是青芒果樹的森林忽而變成了法國外省講究社交禮儀的彬彬有禮的法國人。
由於十八年與法國文化接觸的空白,杜拉斯要建立自己與母語文化的聯繫,其最大的障礙就是從出生到離開,那整整十八年東方文化的薰陶。因此,在剛剛返法的杜拉斯心中,東方文化必然要占據主導地位。從文化的角度來看,杜拉斯就存在一種心理障礙,她從東方文化帶來的生活經歷和習慣,她本身所具有的生活內容都與眼前的這種母語文化格格不入。
二 尋根與民族文化
伴隨著「流放「的失落感，在後殖民作家作品中同時可以感受到「尋根」的熱潮。然而，同樣是「尋根」，不同的作家在他們作品中卻以不同的方式來獲得自我文化身份的確認，來排解「流放」帶來的無根感。「一部分作家以強調民族文化的差異性來固守自得的「根」文化」杜拉斯站在人道主義的立場上激烈地批判帝國主義的殖民政策和種族歧視,為這片土地上苦難的人民吶喊,這一點應得到充分地肯定和讚揚。然而,不可忽略的是白人家庭背景及殖民地時代的社會價值觀念及種族主義意識依然對她產生了深刻的影響。
（一）種族主義的影響
眾所周知,杜拉斯的作品在《抵擋太平洋的堤壩》、《情人》中，這兩個情人有某種相似性:都穿著高檔的柞絲綢西服,都有黑色的利穆新轎車,都很富有。《情人》中的情人瘦弱、風度翩翩、有著柔軟的金色肌膚,是讓人喜歡的中國人。隨著杜拉斯的不斷加工,情人從令人厭惡到令人喜歡及至令人迷戀。故事中「我」和情人的關係也越來越遠離金錢交易而走向情感交流。愛情故事愈來愈悽美與不朽,成為刻骨銘心的愛情神話。我不完全贊同這種觀點,認為「情人」形象在杜拉斯的後期創作中的確帶上了某些主觀印跡，但是在種族特徵這一問題上,「情人」形象卻在客觀上回歸了歷史真實。情人形象的根本轉變不在於「北方特徵的強調」,而在於晚年的杜拉斯克服了早年在種族問題上的心理偏見。
杜拉斯出身於一個白人家庭,從小母親就以白人優越論教育他們:「你們不是越南人,因為你們是法國人,你們必須停止與小越南人見面,你們必須穿上鞋,吃炸牛排,不應該如此行為不端。」而且實際上在殖民地，他們到處受到比越南人優越的服務,他們原則上享有法國殖民者所能享受的特權。瑪格麗特並不抱怨待遇上的差異。對她來說,種族差異是合乎情理的。
在種族觀念的影響下,杜拉斯把與黃種人的交往看成一種恥辱。雖然,她同情他們的遭遇,但在內心深處她對黃種人有種偏見或者說是歧視。在杜拉斯筆下,這個白人小女孩獨自站在風雨飄搖的渡口,被東方男人仰視著。「在殖民地,人們總是盯著白種女人看,甚至十二歲的白人小女孩也看」。這裡有種族的差異,他不是白人,他必須克服這種差異,所以他直打顫。
（二）強烈的民族意識
白人女孩以其強烈的主體認知屹立於整個作品中，相反混血兒姑娘海倫與之形成鮮明的對比。海倫長得很美麗,卻沒有主見,她無法主宰自己,把握自己的命運,只能在寄宿學校白白地消耗著青春和美貌。「她不學習,學不下去,讀不進……她依偎著我,在哭,我摩著她的頭髮,她的手,我對她說我不走,我留下,留在寄宿學校,和她在一起。海倫•拉戈奈爾,她不知道她很美。她父母不知讓她怎樣才好,他們只想儘快把她嫁出去海倫•拉戈奈爾,她覺得任何人做她的未婚夫都可以」。在這裡,海倫被徹底地描寫為慾望的客體,她意識不到自身慾望的存在,也就喪失了反抗的本能,所以她終究擺脫不了被擺布的命運。
在杜拉斯的眼裡,那個中國情人雖然在法國留過學,受過西方的教育,會說法語,膚色明亮,幾乎接近白人,家境富有,轎車和鑽石的點綴使他帶上了幾分西方的優雅,但他畢竟是黃種人,這是怎麼也無法抹去的種族烙印。
所以在杜拉斯認為堤岸的那個中國情人的肉體與海倫所依存的肉身是統一的,在她的筆下，白人女孩的中國情人依然是虛弱、麻木,沒有行動能力,沒有主動性的異族人。
從杜拉斯的角度來說,她必須使他發抖,因為他是一個黃種人,她無法想像一個黃種人在面對一個白人時能夠不膽怯,在這裡,種族優劣很明顯,種族差別是超越一切的。杜拉斯家境貧困,她與中國情人的愛情更多建立在金錢基礎之上。因此,這是一件極不光彩的事。由於其羞恥心和一種極成熟的本能,她隱瞞了中國人的真實面目。
由於種族偏見,她把依照中國情人的原型塑造的「諾」變成了一個小丑。終於敢正視情人的種族特徵, 在 《情人》中正式說出情人是中國人 。儘管杜拉斯的作品在很大程度上表現出對種族主義的反對,但是依然顯示出了種族主義觀念的強大影響。這正是許多後殖民作家無可迴避的矛盾和尷尬。
三 對殖民主義的反抗抗
後殖民作家大多游離對於民族文化棄之不忍，對殖民者文化受之不甘的進退維谷的兩難境地，因而在創作中也表現出兩種傾向。一種是強調民族差異，注重以人類共性來對抗殖民霸權文化，消解種族歧視，表現人類共同的人性。
童年在殖民地遭遇的不公正生活使杜拉斯過早地體驗到邊緣人的痛苦和不幸。18年在殖民地的親身體驗,使得杜拉斯看到了標榜著「文明」的殖民制度及其殖民者的真實面目。杜拉斯目睹了這種差異,她用辛辣的語言揭露了白種人的所謂文明,這種文明的基本要義是奸和欺騙,用一種形式主義的大傘企圖遮蔽殖民主義的實質,杜拉斯則揭穿了這一言。
她說:「作家的使命就是傾訴靈魂的聲音,讓大家都聽到這來自時代深處的吶喊,這因為不公正,因為要反抗而發出的吶喊。」小說中,杜拉斯不僅為白人家庭遭遇的不公正生活鬥爭,而且為這塊土地上陷入貧困、飢餓、疾病的農民、苦役犯、修路工人、可憐的孩子吶喊、鬥爭。
四 結束語
杜拉斯作為一個後殖民作家，在生活了幾十年，混雜的文化身份，使她不可避免的打上種族主義。 然而，老年的杜拉斯並不是完全無所顧忌的，在種族優劣對比和種族等級的問題上，她的無所顧忌是有限度的。在她的心中，她的文本中有個永不消失的種族序列。長期以來東方學中產生的東方主義成了一種思維方式，已經深入到作者的潛意識中，左右作者的創作。她的文學創作中對東方形象的建構，可能是一種不自覺的「後殖民書寫」，也許連作者自己都沒有意識到的。但是，她的文學文本里隱藏著的種族優劣、種族歧視等文化偏見，在客觀上為「西方中心」、「白人優越」、「文化殖民」、「帝國霸權」在提供理論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