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大數據、雲計算、傳感器和人工智慧等新技術的包圍下，人類將陷入秩序和自由的巨大矛盾中。
口述 / 吳曉波
新冠病毒不僅僅是中國人民的敵人，更是世界人民的敵人。在各個國家積極應對疫情的同時，全球思想家們也在探討一個問題：這場空前的災難，將對未來人類的秩序和思想產生怎樣的影響？
近日，歐洲青年學者尤瓦爾·赫拉利針對這個問題，發表了一篇文章，叫做《冠狀病毒之後的世界》。
赫拉利為中國讀者所知曉，歸功於2016年出版的《未來簡史》。赫拉利是以色列人，出生於1976年。他年少成名，善於用全學科的視角來思考人類過去、今天和未來所面臨的難題。他的三部曲——《人類簡史》《未來簡史》和《今日簡史》，是過去幾年裡全球最暢銷的社會學普及類系列讀物。
在《未來簡史》中，赫拉利提到，過去2000多年來，人類面臨三大挑戰：飢餓、戰爭和瘟疫，進入21世紀後，這三大難題基本都解決了。但是真實的人類世界似乎比赫拉利的樂觀態度要殘酷得多。
從SARS到H1N1流感，從伊波拉病毒再到今天的新冠肺炎，在飢餓、戰爭、瘟疫三大挑戰中，至少人類對瘟疫的戰爭遠沒有結束，甚至在某些時刻仍然處在非常被動的境地，正如此時此刻。
在《冠狀病毒之後的世界》中，赫拉利認為人類正面臨全球危機，它倒逼政府把原來需要經過多年商議的決策，縮短到幾周，甚至幾小時內。
這些不成熟的政策，讓人類變成了大型實驗室里的小白鼠，將在未來幾年內改變世界，影響我們的經濟、政治和文化。
而在所有重要的選擇中，赫拉利認為集權主義監視和公民賦權之間的抉擇在今天是最為兩難的。
赫拉利提醒人們，以往的監控只是皮膚表面的。比如，你用手指點擊某個連結後，政府和大數據公司就能知道你到底看了什麼。
但是新冠病毒讓監控滲透進了我們的肌膚里。
比如有些政府為了遏制冠狀病毒，打算讓公民24小時佩戴生物特徵識別手環，實時監測我們的體溫、血壓和心率，然後通過分析這些數據，知道我們是不是生病了，去過哪裡，遇到了誰。
這種監控雖然可以更快地遏制流行病的蔓延，但它具有持續下去的慣性。
比如有些政府會說：「為了遏制第二次新冠病毒的流行，或者為了預防新的伊波拉病毒，公民們還是繼續佩戴生物特徵識別手環，來保障自身的安全吧。」這個時候我們為了健康通常會妥協，放棄自己的隱私。
於是政府和大數據公司就可以實時監測我們的生理特徵，知道我們為什麼大笑，為什麼哭泣，為什麼生氣。我們每個人從生理到心理都將是透明的。
這一幕是不是似曾相識？
喬治·歐威爾在反烏托邦小說《1984》中描繪了無比驚悚的一幕：每個人無時不刻不被「電幕」監視與監聽著，服從電幕發出的命令。一個人的一顰一笑，哪怕一個細微的動作，都逃不過它的法眼。而電幕的背後是極權主義的代言人，叫「老大哥」。
所以會不會有一天，我們的人生和社會背後也將站著一位無所不在的老大哥？
描述完這一現象，赫拉利又提出了一個問題：我們每個人有沒有辦法同時獲得健康和隱私？我們必須在健康和隱私之間二選一嗎？
赫拉利提出的問題，其實在過去的百年里，從孟德斯鳩到盧梭，再到羅爾斯，都有過激烈討論——群體秩序和個人自由之間如何實現一種恐怖的平衡。
我們可以把今天各國應對新冠肺炎疫情的很多措施視為「暫時措施」。比如封城，公共場合必須戴口罩，進入一座新城市必須隔離14天。這些措施是短暫的，當疫情穩定的時候，它是可逆的，會被取消。
但是，赫拉利擔心的是可能有一些制度和政策，特別是被技術推動的制度和政策，有可能是不可逆的。 比如政府和有關部門採集了我們所有的個人數據，等到疫情平復後，這些大數據監測是不是仍然有延續下去的必要？
在大數據、雲計算、傳感器和人工智慧等新技術的包圍下，人類又陷入到了秩序和自由之間巨大的矛盾中。
赫拉利不是第一個提出這個問題的人。
天才物理學家史蒂芬·霍金在去世前就提出，人類未來面臨的最大挑戰並不來自外星系，而是來自人類身邊日益成熟的機器人。這一次的新冠肺炎疫情，無非是把這種擔憂以更加迫切的方式擺在了人類面前。
其實從個人、組織、國家到全球的政治經濟秩序，都沒有做好應對這個問題的必要準備和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