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往今來，全世界之間的聯繫都隨著技術進步而與日俱增。貿易與經濟發展，無疑是各地牽線搭橋的紐帶。但共同繁榮的另一面，就是衰退階段的同時墜落。某些中心區域的微小變動，都可以在世界的另一頭引起可怕風暴。哪怕當事人全然不覺，也躲不過大洋彼岸飛來的蝴蝶效應。
例如，發生在17世紀的白銀通脹與西班牙帝國衰落，便最終促成東方的大明朝覆亡。
與世隔絕的經濟體
起初，以小農經濟為絕對基礎的明朝，並不樂於加入國際貿易體系。尤其是在之前的蒙古帝國滅亡後，商路各頭都由複雜而多變的地方勢力把持，急需富有外交經驗的人員才能操辦。因此，握有大量原材料和土地的明朝，就索性懶得深度參與。只以朝貢互市等手段，維持最少量的必要交換。
在本國內部，明朝也盡最大可能壓低市場活躍度，以官營機構把持上下游產業的方方面面。同時，將最有流通價值的白銀逐出交易領域，轉而以銅錢、紙幣和實物手段維繫價格體系。雖然一直有控制雲南和閩浙等地的銀礦開採，卻始終將其作為一種外向型的戰略儲備收納，並與內部經濟做到切割斷流。由此引發的銅錢貶值與紙幣通脹，讓除了皇族以外的大部分階層都損失慘重。
直到國勢步入衰微的15世紀中期，明朝當局才勉為其難的開放白銀作為支付手段。但僅僅依靠原有的經濟基礎，已經很難用一紙政令就立刻充實流通領域。每年的貿易所得和白銀產出，大都控制在皇帝或朝廷手中。餘下的少量份額也被持有者雪藏，成為預防不時之需的壓箱底儲備。紙幣與銅錢的購買力卻因此繼續走低，以至於各級行政單位都因供養不足而失去控制力。軍隊更是受到嚴重衝擊，戰鬥力跌落至歷史最低點。
不過，如此效率低下的經濟體系，也並非全然沒有亮點。正是由於貨幣體系的人為落後，讓明朝需要以大量事物作為支付、交換和賞賜手段。其中，除糧食、食鹽等生活必需品外，還包括種類繁多的絲綢布匹。因此，即便沒有繁榮的對外貿易，相關的絲織產業規模也在不斷擴大。從立國之初的明太祖時代，到四處碰壁的嘉靖皇帝執政，都處於一種不可思議的穩步增漲。雖有帶來必然的產能過剩問題，卻也真實滿足了宗室和宦官隊伍的數量激增。相比價值低下的銅錢與無限跌停的紙幣，這些絲綢布匹反而在實用功能之外，又多出了價值屬性。整個行業的生產擴大，就起到了維持經濟的平衡功能。
逆轉未來的日本白銀
進入16世紀，大航海時代的影響力已從歐洲西海岸傳遞明朝的東南各省。儘管大部分地方官府都對與時俱進持本能牴觸，但架不住民間團體的自謀生路。過剩產品被走私海商大量輸出，再用換來的貴金屬購買地產洗白。參與者也很快從底層人士，傳導至駐軍、士大夫和封疆大吏。
同時，作為近現代全球化先鋒的葡萄牙航海家，也意外的與這些非正規渠道對接。尤其在接連開拓閩浙和日本口岸之後，將發現不久的銀礦產出作為主要的交易介質。基於前文所說的原因，白銀在明朝內部的價格遠勝世界其他地方，其與黃金的兌換是不可思議的4：1。這讓商人普遍抵制不能方便流通的黃金，一味追求更實在的銀兩收入。葡萄牙船長和他們的亞洲代理人，就在普通交易之餘，再用廉價的日本白銀套取黃金。等自己返回印度或歐洲，又能以相當於1:8-11的比例換回黃金。即便普通貿易，也可以用手裡的銀幣在明朝採購更多、更昂貴的貨物。
今人反觀這段歷史，可能會為明朝方面的吃虧而憤憤不平。然而，當事人不僅不會覺得難受，反而會因大量日本白銀的注入而興奮不已。因為在近乎封閉的內部市場，這些貴金屬的購買力被無限放大。發展受限的絲織行業，也有了傾瀉多餘產能途徑。
甚至可以毫不客氣的說，正是這波由歐洲人幫忙輸入的東瀛資本，讓經濟處於崩潰邊緣的明朝能起死回生。否則，僅靠無價值廢幣和特定產能擴張，根本不能繼續維持下去。雖然這個階段隨後來的德川幕府鎖國而終結，但晚到一步的美洲白銀還是將徹底托起王朝中興。
促成中興的美洲白銀
16世紀後期，橫渡太平洋的西班牙帝國，開始穩固住自己在呂宋島的前進基地。在遠徵文萊和柬埔寨的冒險行動失敗後，基本專心於自己的馬尼拉首府營建。恰逢明朝官方為吸引更多外資而整出隆慶開關，雙方便將兩個截然不同的經濟體連結起來。
起初，以月港-廈門為基地的明朝官商船隊，僅僅希望在呂宋獲得普通貿易份額。但西班牙人的征服行動，讓那裡的經濟吸引力遠超之前的汶萊殖民時代。由於征服者已經在今日的墨西哥、秘魯和玻利維亞境內發掘出大儲量銀礦，便將這些唾手可得的廉價資本瘋狂運往世界各地，並從明朝商人手裡大量掃貨。哪怕明知對方提供的生絲等產品質量不如本土製造，也能通過跌價促銷或殖民地再加工去占領歐洲市場。
對於明朝的官商而言，西屬馬尼拉就是他們大量撈取白銀的聚寶盆。每年定期南下的商船數量，只用20年時間，就從80艘左右擴張到200多艘。不少人還摸准了西班牙大帆船的起航規律，故意壓貨拖延時間，讓急於返回加利福尼亞的船長不斷加價。然而，美洲銀礦已占據全球總產量的72%-81%，也使當地白銀與黃金兌換跌到可怕的13:1。因此，無論明朝商人覺得自己如何精明，終究只是撈得對方總財富的一小部分。交易市場上的強勢跋扈，也更多源自西班牙人懶得計較。因為他們根本不會知道，美洲白銀的最大輸出對象還是歐洲。不僅武裝出冠絕全球的西班牙海陸軍部隊，也極大的繁榮了熱那亞銀行業與弗蘭德斯的大宗商品市場。
不過，就是這些財富分配過程的邊角料，也讓明朝方面受益良多。白銀的大量輸入，充實了國內流通領域。不少瀕臨破產的絲織業主，也因外貿需要而起死回生。其中的精明人士，還能借著時代紅利搶先富裕，將自己的夫妻老婆店擴大為家族企業。緊隨其後的張居正改革，便徹底確立了銀本位重要性，並用充實的軍費打完了後人皆知的「萬曆三大征」。
盛極而衰
然而，凡事都有潮起潮落。當大明朝因美洲白銀的瘋狂開採而轉危為安，大搞財政寬鬆的西班牙帝國自己卻首先扛不下去。又由於白銀的主要輸出地是歐洲，由此造成的惡性通貨膨脹就首先在西方世界爆發出來。
當時的西班牙帝國在歐洲繼承了大片領地，並以羅馬教廷的捍衛者自居。馬德里宮廷便需要不斷為自身霸權，與幾乎所有的鄰居交手。除持續抗爭80年的弗蘭德斯，還有分布在德意志南部、法國北部和英格蘭的新教國家。更有南方的摩洛哥與東方的奧斯曼土耳其在虎視眈眈，時刻消耗著剛剛運抵里斯本的白銀儲備。
為了維持軍政開支，西班牙帝國就不停向與之合作的熱那亞銀行家貸款，卻很快連利息都償還不起。於是加大美洲銀礦的開採速度和重量，又因白銀價格繼續下跌而得不償失。宮廷為此曾多次宣布破產，讓不斷放貸和兜售債務的熱那亞人血本無歸。但這些金融大鱷的集體倒台，不能從根本上緩解白銀貶值問題。當半個歐洲在17世紀陷入三十年戰爭，西班牙帝國已經連吃進嘴裡的葡萄牙與加泰羅尼亞都不能穩住。
於是從17世紀的30年代開始，節源開流就成為馬德里宮廷的重要任務。雖然前線軍費不能縮減，但無關痛癢的貿易逆差卻可以立即開刀。畢竟，自16世紀晚期開始，就不斷有朝臣向國王痛斥白銀外流危害。加上必不可少的主動減產，都是要在根本上消除惡性通脹對本國經濟的持續摧殘。何況眾多昔日的傾銷市場，已經因戰爭破壞和獨立運動而全部喪失。這就讓繼續從馬尼拉進口明朝原材料變得意義不大。
最終，這場發生在歐洲本土的經濟危機被傳導至亞洲，並使原本持續流入明朝的白銀數量銳減。許多因中興盛世而被掩蓋的問題，就以最快速度恢復過來。例如生絲布匹的出口受阻，讓許多中小作坊主陷入饑饉。唯有那些供應朝廷的官商大戶，才能依靠每年的皇室需求而換得生機。
不少人將手裡的白銀死死捂住，從而加劇了流通領域的緊縮趨勢。更多農民或作坊工人，則需要繼續直面先前就確立的價格高位，迅速耗盡手裡的微薄積蓄。而在士大夫階層看來，他們手裡的技術重要性又遠不如田產和絲織生產原料，命運自然是異常悽慘。
此外，當江南的財富不再能填補防務支出，越打越少的明軍就需要面對越來越多的滿洲八旗或李闖饑民。雖然總能湊出銀兩餵飽山海關的那些關寧軍，卻無法將更多資源交到孫傳庭、左良玉和洪承疇手裡。他們在最後關頭的結局和選擇，就由最現實的問題被定下基調。後來讓無數文人騷客呻吟的甲申年變局，也因西班牙宮廷的一個決策而成為天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