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代十國時期的訴訟制度，可以從起訴制度與訴訟程序兩個方面進行說明。起訴制度仍然繼承了唐代的告訴、告發和舉劾三種，但糾舉非違的機構較之前代明顯有所增多，如軍巡院、巡檢司都擔負這方面的職能，後周時期還出現了很多以耆長糾舉地方基層違法事件的做法。
與起訴密切相關的訴訟程序在這一時期大大的簡化，通常情況下所經歷的官署只有三級。
如後唐天成三年（公元928年）四月，敕：「今後凡有詞狀、並須各於所司部據理陳論。如未盡情或有阿曲，即許經御史台，台司不理，則詣匭投狀」（引言出自王欽若《冊府元龜•帝王部四•發號令四》）
據此可知，訴訟程序為：先達於本司（縣、州或觀察使），再達於御史台（或者尚書省），最後詣匭投狀。詣匭投狀指的是在朝堂上設置投訴狀的匭函，訴訟者可直接投狀於皇帝，以求昭雪冤屈。
根據《舊五代史•刑法志》記載，長興二年（公元931年），又對上訴於御史台或詣匭投狀的案件作出如下規定：「如堪問不虛，其元推官典並當責罰，其逐處觀察使、刺史，別議朝典。」
此外，據《五代會要•御史台》載，在後周太祖廣順二年（公元952年）所頒發的詔令，提到了訴訟程序中越級申訴問題：今後百姓訴訟，須依縣、州、觀察使次序逐級投訴，或斷譴不當，即可詣台省申訴。「如或越次訴論，所司不得承接。如有詆犯，准律科懲」。由此可見，在當時越訴無疑有利於加強司法審判的公正性。
十國之中，南唐的訴訟程序在史籍中有明確的揭示。宋代人鄭文寶《南唐近事》載有這樣的一則案例：廬陵偏遠村落間有一富豪，晾曬衣物時，價值數萬錢的衾服為人所盜，當地人跡罕至，「唯一貧人鄰垣而已。周訪縱狀，必為鄰人盜之。乃訴於邑，邑白郡，郡命吏按驗，歸罪於貧人，詐服為盜。詰其贓，即言散粥於市，蓋不勝捶掠也。赴法之日，冤聲動人。長吏察其詞色似非盜者，未即刑戮，遂具案聞於朝廷。烈祖命員外郎蕭儼覆之。」
根據這段記載，我們可以了解南唐的訴訟程序式為：先經邑、郡，有疑則聞於朝廷，朝廷派遣專員審理。並且仍然執行逐級上訴的方式。與中原五代王朝相比較，南唐已減省了中央官署的複審環節，訴訟程序相對簡化。
其實詣匭投狀的申訴方式，在十國政權中也很普遍。根據《九國志•吳卷》記載，楊吳時期的清淮軍節度使王稔設「鼓篋待問者，四境鱗萃」，這樣的做法類似於詣匭投狀，而且使得當時冤屈案件大幅度的減少。《江南野史》中有相關記載，南唐陳省躬任廬陵永新令時，曾「兩造甘愜，其訟自弭」，這與清淮軍節度使王稔極其相似。但直接向皇帝申訴必須具備一定的條件，根據《十國春秋•南唐卷•烈祖本紀》載，「獄訟未經本處論決者，毋得詣闕訴」。
另外，前蜀時期還出現過撾登聞鼓的直訴方式。乾德五年（公元923年）冬十月，以「韓昭為吏部侍郎，判三銓。昭受賂徇私，選人造詣鼓院撾鼓上訴」。這裡的鼓院便是到宋代的登聞鼓院的雛形。
在證據制度方面，五代十國時期更加重視對作案現場與實物證據的勘驗。
根據《五代會要•葬土上》記載，後唐天成元年（公元926年）的一道詔令，針對勘驗工作提出了具體要求：凡百姓及軍人之家有人口非正常死亡者，由府縣和兩軍軍巡差人檢勘。在天氣炎熱、屍體難於保存的季節，人口系正常死亡，允許「四鄰看驗」；「若有枉有傷害致死，鄰人妄有保明，本戶並保人勘責不虛，各量罪科斷」。
據載，五代時期已出現將醫工鑑定的結論作為證據的做法。一些民事案件所反映出的通過詢問當事人以調查取證的方式，也與現代頗為相似。
參考陳永勝《「後晉開運二年寡婦阿龍地產訴訟案」若干法律問題析論》可知，後晉開運二年（公元945年），寡婦阿龍地產訴訟案中的證據不僅有書證（租佃契約），並且有當事人的陳述，這些陳述形成文字後，都須簽字畫押，由此構成為完整的證據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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