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國人傅蘭雅是一名傳教士，他到中國本來是想傳教的。但是，他不滿英國直接傳教的方式，認為傳教應該循序漸進。他在英華書院任教職時，堅持自己的想法，他的想法遭到英國聖公會的反對。當英國聖公會決定不在聘請他時，傅蘭雅依然決定到大清江南製造局任職。江南製造局翻譯館還在籌建中的時候，傅蘭雅就曾經幫助做了一些事情。1868年3月，他還在英華書院教職任上，江南製造局官員前來拜訪他，希望他幫助在英國訂購一批科技圖書、化學實驗儀器等等。徐建寅還邀請他合譯了《運規約指》一書。正式任職之前，傅蘭雅已經與江南製造局簽定了「譯書合約」。合約從6月20日起生效，為期三年，期滿後再行續定。
傅蘭雅離經叛道地從他原本希望的傳教事業轉向「純世俗性工作」。他到職後，也給他的牧師父親寫了封信，他告訴他的父親他在江南製造局的情況，「充任中國政府的科技著作翻譯官，是一個令人愉快的職業，它受人尊敬，無比光榮，而且有用。我打算將這一職位當作在中國謀求更高官銜的跳板。我的志向無邊，我的職位完全是獨立的——我是中國的翻譯官，英國的什麼領事館、海關，甚至英國政府都無權管轄我。」 [1]
傅蘭雅以充滿理想和光榮的心緒開始了新工作。他相當的賣力，當然也是想獲得職位的提升。再者，他知道自己距離江南製造局所需要的科學知識素養還有很大差距，這也使他不得不下苦功夫努力鑽研，他給父親的信中又說，「我以嚴肅認真的態度從頭開始。……上午，我研究煤炭及其開礦，下午則學化學，晚上學聲學」。同時他特別注意以一種「屈尊俯就」的態度與翻譯館的中國同事相處，和他們交朋友，以至於他覺得自己「已是半個中國人了」。他還感嘆道：「在這兒住了八年，我已不再思戀家鄉……我的最好的朋友都是中國人。」 [2]
傅蘭雅努力工作，試圖獲得清朝官場的信任，他的努力遭到了同在翻譯館的其他洋員的反感，把他視為「叛徒」，這使他漸漸地斷絕了與西方人的來往，但傅蘭雅要想通過自己的努力獲得官場的信任也並非易事。他很想謀得一官半職，得到大清皇帝的親諭，命他奉旨在倫敦開辦一所中國學院，「率領一群年輕人去歐洲考察西方的各種藝術和制器」。
不可否認，傅蘭雅最初的努力，帶有一定的功名利祿心，但是憑心而論，他的目的還是為了讓中國擁有更多的人才，讓中國更加富強，從而步入世界強國之林。但事實上，清廷所做的一些舉動，讓傅蘭雅大失所望。容閎、曾國藩推動的幼童赴美留學，因反對派的破壞而落了個學業未成而卻被中途召回的尷尬局面，清廷雖然推動了洋務運動，但他認為這種所謂的「自強」運動，具有很強的功利心態，並沒有使中國真正的進步。[3]
諸多的舉措和事件，使得傅蘭雅經歷了一個從希望到失望的過程，在這一過程中，使他逐漸認識到了科學技術是國家富強文明的前提，只有科學技術才能使中國真正的富強。在仍視西學為「異類」的時代，傅蘭雅開始感到「極有希望幫助這個古老民族走向強盛，使之跨入西方人引以為豪的向文明進軍」的軌道，他漸漸地對他所從事的翻譯事業產生了神聖的使命感。
傅蘭雅在江南製造局翻譯館譯書長達28年。期間，1873年受製造局的委派回英國考察鋼鐵、機械製造技術，回中國後，他將妻子安娜帶到了中國。1878年，他將妻兒送回英國，並在英國休養了一段時間，其餘時間，他都把精力投入到中國的譯書事業中。江南製造局搬到高昌廟後，由於地處偏遠的郊區，遠離租界，局中所聘洋員只有為數不多的幾個人。傅蘭雅住在局裡，雖然生活單調，但他堅持譯書不懈，對於當時的生活狀況，他在日記中寫道：「西人常居局內，專理譯書之事，故人遠處，無暇往來，而且水土為災，不勝異鄉之感，終朝一事，難禁悶懣之懷，然多年敏慎，風雨無虛者何也? 蓋以為吾人於此，分所當耳。況上天之意，必以此法裨益中國，安可任意因循違乎天耶! 是故朝斯夕斯忍耐，自甘所以順天心耳。」[4]
傅蘭雅在江南製造局的譯書數量是最多的，他先後翻譯了77種，占整個翻譯館譯書數量的三成之多。他翻譯的西書多從英國直接訂購，他所譯的化學、國際法學、政治學等著作，在當時都有著很高的學術價值。
參考文獻
[1]張功臣：《洋人舊事：影響近代中國歷史的外國人》，第105頁。
[2]張功臣：《洋人舊事：影響近代中國歷史的外國人》，第106頁。
[3]尚智叢：《傳教士與西學東漸》，第207頁。
[4]傅蘭雅：《江南製造局翻譯西書事略》，見《格致彙編》第六卷，1880年7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