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763年，隨著安史之亂的正式結束，整個唐朝也因這場方波而進入了新時代。出於對戰爭的恐懼回憶和過往失誤的過度反思，都給那些長期定居在東方的粟特移民以巨大壓力。
他們不得不屈從殘酷的現實，選擇截然不同的發展軌跡。最終在整個族群都消失之前，釋放出自己力所能及的最後餘暉。
中原分支的漢化
由於安祿山和許多部眾的出生問題，中原的各類胡族不得不在安史之亂後就選擇隱姓埋名。由於擔心遭到排斥或迫害，就必須戰戰兢兢的加速漢化，或者將居住地遷移到反彈情緒較低的區域。現存的中晚唐朝粟特裔墓志銘或傳記，大都暗示出逃者軌跡。堪稱是這個群體在歷史上的二次大規模遷移。
通過幾代人的重新發明，這批粟特人通常會從自己的姓名入手。首先將胡風濃郁的默啜、燭何羅、芬、密，改成畫風完全不同的孝、忠、弘、重、貴、富。然後再修改祖籍，把遠在中亞的石國、曹國、米國與何國，變成東亞歷史上的諸子百家。比如康姓粟特人，就宣稱自己的先祖是衛國諸侯康叔。石姓的粟特人，也會號稱自己是漢朝丞相石奮的後裔。至於何姓粟特人，也可以將自己的起源追溯到戰國時的韓國王室。
在原本差異巨大的婚喪嫁娶方面，粟特人也勢必為隱藏身份而做出必然改變。比如放棄拜火教的死後立即處理屍體風俗。模仿漢地習俗，將死者屍體停放一段時間，甚至索性要守孝三年。過去一直被保留的族內通婚傳統，也變成了迎娶漢女和招納三妻四妾。
當然，由於經商和軍事才能，粟特後裔們終究有通過各類途徑上位的新人。但為了適應日益保守的思想觀念，他們也必須識時務的撿起儒道傳統。即便在胡風瀰漫的河北，依舊需要小心行事，很難在反面翻轉的大環境中獨善其身。
草原分支的回鶻化
在更加遙遠的北方草原，粟特人還是擁有自己的一席之地。新崛起的回紇汗國，無疑是重新開始的重大機遇。他們的經商、外交和文化能力，都可以在那裡獲得極大釋放。
比如回紇人大量信奉的摩尼教，就由粟特僧侶傳入漠北。粟特字母也成為回鶻人書寫語言的重要材料。乃至部分粟特語的頭銜，還成為回鶻汗國的官職或者尊號。直到的回鶻汗國崩潰，還有在史書中留名的回鶻王公嗢沒思與那頡。他們的名字含義，就是粟特語中的木星和金星。
除了前突厥時代就在草原生活的粟特人，更多成員是到中晚唐才被迫遷入。在貢獻自己的固有才能之餘，還利用回紇汗國的軍事優勢為自己背書。例如那些還留在長安的粟特社區，就非常傾向於同回紇人抱團。為了免遭排斥，索性明目張胆的穿起回紇服飾。以便在長安城裡開設店鋪，獲得官吏賜予的大量資源厚待。官吏雖然敢對粟特後裔動粗，卻不敢對這些王朝軍事力量中的新貴下手。
公元9世紀中期，當大量的回鶻部落遷徙到西域，他們陣營中的粟特人也隨之前往。由於經歷了漠北生涯的磨練，很容易就適應了當地的半農半牧生活。更重要的是，西域城市大都需要靠貿易維持生計，非常符合粟特人的族群傳統。他們會向西連結最初的索格狄亞那家鄉，也會在轉向東方時，遇到另一群選擇特殊路線的遠親。
中間路線
除了徹底漢化或轉投回鶻，粟特人的第三條出路就是加入新崛起的沙陀勢力。這些人最早就是唐朝的突厥系盟友。但在安史之亂的動盪後，因為北庭破敗而歸順到吐蕃帝國麾下。直到公元808年，才有首領朱邪盡忠帶30000人逃到靈州。隨後就成為晚唐時期的最強軍事集團。
在當時的唐朝邊境，還有名為六州胡的突厥粟特後裔。他們在被安置前，就有過草原生活和突厥化經歷。所以能很快的同新來者打成一片，成為沙陀三部落中的安慶與薩葛兩部。兩撥人的合流，也在很大程度上繼承了傳統合作模式。突厥系的舊沙陀核心，依然以武功為側重點，粟特後裔則提供經濟實力和情報網絡。這樣的分工明確，塑造了日後稱雄五代與宋初的軍事集團。
相比那些選擇屈服或遠遁的親戚，這批沙陀後裔的地位很快就有了回暖跡象。其在晚唐統治者眼中的地位，也再次高於党項、吐蕃、吐谷渾和西羌等其他外番。比如追隨後唐莊宗發家的康福，就是出身沙陀平民，並以軍功和其他趁機而得到重用。最終被封為后晉的開國公，但依舊以沙陀身份自豪。可見這群人的轉型發展有多麼成功。
與其出生類似的還有安重霸，他在早年流落到後蜀國境內。很快也憑藉自己的軍功，獲得了秦、成、階等州的主導權。當通往沙陀建人建立後唐軍隊南下，他便出於族群認同，主動向對方獻地歸順。其人還經常同外族比賽射鳥，表現出非常桀驁不馴的一面。甚至說出過儒家士大夫所無法想像的：天子者，兵強馬壯者為止爾！
當然，臭名昭著的後晉君主石敬瑭，也是這批沙陀人的傑出代表。其向遼國皇帝臣服，並被對方收為義子的臭事，恰恰源於根深蒂固的草原傳統。但因為離開故土太久，也就免不了以周圍人所熟悉的儒家倫理為自己開脫。比如前文所說的安重榮，就在謀劃造反前洋洋洒洒的寫出大字報。通過散發給各地藩鎮諸侯，批判石敬瑭以中原的領地和財物賄賂契丹，不是長久之計。後者也是以儒家理論反駁，將自己對遼國恩主的忠誠，對比安重榮對自己的不忠不義。最後成功將對方逐出了道德制高點。
另一位改用漢名的沙陀將領劉知遠，也用類似理由勸誡過石敬瑭。但他自己還是在稍後起兵，建立了取代後晉的後漢王朝。可見長期的環境影響，雖然能給予蕃客以儒學大道理，但還是抵不過抗殘酷的現實政治。這些儒化程度日深的沙陀後裔，也最終會在北宋初年成為重新對抗遼國的邊軍精銳。但沒有了原始先祖的那種生態環境，也缺乏前輩們刻意營造的小團體氛圍，終究只能靠愚忠去強行彌補。最後就免不了為時代的滾滾洪流所吞噬。
最為低調的東北亞分支
在後周和北宋繼續任用沙陀系將領的同時，遠在國境線外東北亞地區，還有一批歷史悠久的渤海粟特分支。早在公元8世紀，他們就經過營州來到靺鞨舊地，參與那裡的貿易和外交活動。
比如安祿山敢派遣邊軍大舉南下，就是因為粟特商團在渤海都督府的轄區有強大影響力。所以讓范陽節度使不擔心後方隱患。當地的渤海都護府，也就敢於扣押平盧軍節度使派來的求救使者，並在戰爭中嚴守中立。
此後，為幫助渤海國牽制新羅，粟特商團還多次作為使節出使日本。其中的史都蒙，便在公元776年抵達東瀛列島，並向當時的天皇表演過騎射技藝。後來在日本武士群體中流行幾百年的一騎討作風，就可能與這些交流有密切關係。這也是粟特人在遠東活動的最遠位置。但隨著渤海國的滅亡，這些被靺鞨化的渤海人又轉而向遼國臣服。其中的相當部分，集中到戰略位置要緊的西京大同。在那裡繼續展示傳統的軍事和貿易才能，為契丹君主同時與北宋、西夏和草原勢力進行交涉。
不過，遠方故國的變遷，終究會讓粟特人失去穩定的認同來源。由族內人口所掌握的技術才能，最先因時代發展而顯得不再重要。剩下的貿易人脈遺產，也會因戰爭和時局變動而被自動削弱。最後就只能融入所在國風俗，以政權精英分子的身份，逐步為歷史本身所淡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