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 周錫冰
2020年4月中旬，一條再見任正非的信息一石激起千層浪，迅雷不及掩耳之勢刷爆朋友圈。之所以如此迅速傳播在網絡上。作為中國最具標杆意義的華為，任何一舉一動都會牽動關注者的目光，如此大動作勢必影響媒體和研究者對他的解讀。
原因是，2020年4月10日，上海華為技術有限公司的管理層發生工商變更，華為CEO任正非退出公司董事，前華為總裁孫亞芳卸任公司法定代表人、董事長，由田興普接任。與此同時，華為輪值董事長徐直軍、胡厚崑、徐文偉、郭平4名主要人員也在2020年4月10日退出公司董事，並新增董慶陽、陳志東為主要人員，見圖1。
圖1 上海華為技術有限公司工商變更，圖片來源：天眼查
此次之所以備受矚目，是因為這是華為高層在短期內第二次集體退出子公司。之前一次是在2019年11月22日，北京華為數位技術有限公司發生工商變更，原董事長孫亞芳、原副董事長任正非、原董事徐文偉、郭平等退出，孫亞芳卸任法定代表人，由田興普接任，見圖2。
圖2 北京華為數位技術有限公司工商變更，圖片來源：天眼查
從這樣的變動來看，這與華為自身的戰略變化有關。
2020年3月31日，華為發布2019年年度報告，報告顯示，華為實現全球銷售收入8588億元人民幣，同比增長19.1%，凈利潤627億元人民幣，經營活動現金流914億元，同比增長22.4%，見圖3。
圖3華為2019年銷售收入圖片來源：華為財報
與2018年相比，華為2019年的財報數據顯示，不僅在營收，同時在凈利同比增速方面，都出現了一定程度的放緩，即使在銷售收入、營業利潤、經營活動現金流三大數據指標上，與之前5年的平均年複合增長率也出現同步下降。
華為輪值董事長徐直軍解釋稱， 2019年華為經歷了極為嚴苛的外部挑戰，財報數據表現基本符合預期。但是2020年，才是華為真正的大考。對此，徐直軍在財報發布會上坦言：
華為在2020年力爭活下來，爭取明年還能發布年報。
在徐直軍看來，2020年才是華為最為艱難的一年，不僅面臨來自美國等打壓的諸多更大的困難和挑戰，同時也遭受疫情全球化的影響，活下去就成為華為未來發展的首要目標。
2020年3月底，路透社曾報導稱，美國政府多個機構的高級官員正在討論修改「外國直接產品規則」。相較美國商務部最後5個月將華為替換為「實體清單」，新規則的限制將更加嚴格苛刻：另外晶片不是美國開發設計，但如果外國生產線的某個地方涉及使用幾台美國設備，其晶片生產也需要經過美國政府認可，才能向華為提供晶片。
面對來自美國可能的極限打壓，徐直軍不得不作出回應：
中國政府不會讓華為任人宰割，或者對華為置之不理。
其後，中國外交部發言人華春瑩說道：
你提到美國政府擬對華為採取新限制措施，他們到底想怎麼做我不清楚，這個要問美方他們才清楚。但是我倒是注意到，這兩天華為公司的輪值董事長徐直軍先生對此事其實已經有一番表態，我認為他的反問非常有力和有道理。中國政府的立場是一貫的，我們堅決反對美國動用國家力量，以莫須有的罪名無端地去打壓特定的中國的企業。對於美方的這種科技霸凌主義，中國政府絕不會坐視不理。
鑒於此，華為此舉更多的是，正常的人事調整。
理由是， 在華為，尤其是在IBM的改造過程中，一切權力都歸置在流程中，這使得華為一切權力中心都以流程說了算，即使是創始人任正非也是如此，他當年因為報銷票據不規範而被通報批評。
在這樣一個制度設計下，任正非在華為設置了輪值CEO，以及輪值董事長，在特定的環境下實施科學的決策，向美國政府一樣高效率的三權分立，使得一切決策流程化。
此刻，任正非卸任其實更多是象徵性的，主要是化解來自美國的更大的敵意，據稱美國正在醞釀更可能的打壓方案，雖然沒有出爐，但是這樣的可能性依舊存在。
面對美國的敵意打壓，華為必須作出進一步的動作，化有形於無形中。在華盛頓和一些美國企業家看來，只要任正非卸任，華為無疑會群龍無首，有點樹倒猢猻散的意思。
面對此局，任正非和華為不得不以退為進，即「有一種勝利叫撤退，有一種失敗叫占領」。以這樣的邏輯來解讀是源於，在《華為國際化》一書的撰寫中發現，任正非在拓展歐洲市場時，採取以市場換友商，以利益換夥伴，以價值鏈共榮的戰略合作，旨在化解遭到友商的圍攻。
任正非的卸任一方面是源於華為正常的自身戰略的人事變動，同時也是為了緩解美國打壓華為的決心。鑒於此，任正非退出上海華為技術有限公司董事，目的還是一切為了前進，一切為了勝利，任正非的歸去，更多是為了迎接更大勝利的來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