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歷史上中國人民雖然沒有共同的宗教信仰，但是宗教對於中國歷史的發展依然產生了十分重大的影響，其中以本土誕生的道教和外來的佛教影響最大。而不同朝代的統治者對於不同宗教流派的態度也是十分不同的，因此在不同的歷史階段，中國的宗教事業都呈現出截然不同的發展態勢。

在元朝時蒙古政府對於宗教的態度是十分包容的，無論什麼樣的宗教在國內都能獲得一定的發展空間，而這樣的態度也是一個疆域廣闊的多民族國家政府所必須具備的特質。而在這些宗教中，元朝政府對於佛教最為推崇。在成吉思汗在位的時候他們就確立了佛教作為國教，而到了元世祖忽必烈在位時期更是將藏傳佛教的高僧奉為國師，在其之後的元朝歷任統治者也貫徹了他對於佛教的尊崇態度。

這樣的政治環境讓佛教在元朝時期獲得了極大的發展，然而令元朝統治者沒有想到的是，他們大力推廣的佛教不但沒有幫助他們穩定自己的統治，反而對國家的經濟造成了極為嚴重的破壞。他們兼并了大量的土地，並對其治下的佃戶進行了嚴酷的剝削，而他們的這一行為也激起了民眾的反抗，終於將元朝政府徹底推翻。

元朝政府的崇佛態度和佛教寺廟的第一桶金

建立起元朝的蒙古帝國的發展軌跡是短暫而熱烈的，從成吉思汗統一蒙古到他們基本徵服這個亞洲大陸只用了極短的時間。而幫助他們戰勝敵人的除了蒙古草原上生長的駿馬和強健的勇士之外，就是出色的領導者了。

成吉思汗作為蒙古歷史上第一位真正意義上的領導者，在出色的軍事能力之外，他還有著超人的智慧。他知道蒙古政權缺少真正的精神內核，在部落之間缺乏應有的凝聚力。之前蒙古各個部落信奉的宗教並不相同，大多數部落信奉的薩滿教並不能成為政治綱領，也無法將各個部落聯合到一起。於是他便選擇了來自中國地區的禪宗作為國教，對其學說大為推崇。這是因為禪宗在其宗教精神內核之下還有著儒家思想的內涵，而儒家思想在經過長期發展之後已經成為了最適合君主集權制國家的政治理念了。

除此之外，成吉思汗為了聯合儘可能多的力量，對於其他教派也採取了包容的態度，凡是前來親附蒙古政權的宗教領袖，其教派在當時都會受到成吉思汗的熱烈歡迎，並且得到豐厚的賞賜，這也讓蒙古政權在短時間內得到了快速擴張，其民族的宗教精神內核也得到了極大的豐富。

而隨著蒙古統治範圍的擴大，蒙古人管理下的民族也越來越多，民族衝突成為了蒙古統治者需要解決的大問題。而且在蒙古人征服的過程中，經常伴隨著劫掠和屠殺，這讓其與被統治者之間的矛盾不斷加深，如何儘量減輕這種矛盾成為了當時蒙古統治者需要考慮的問題。

由於佛教倡導的是輕視今生的痛苦，將希望寄託於來世，這顯然是一種十分優秀的麻痹民眾的工具。因此蒙古領導者將佛教作為了蒙古的國教，並且對於其他宗教流派進行了一定程度的打壓。

這樣的政策也取得了一定的成果，這也讓蒙古統治者更加堅定了支持佛教發展的決定。在這個時候雖然以忽必烈為首的蒙古高層開始倒向藏傳佛教，對禪宗等中國本土佛教教派不再那麼尊崇，但是他們的發展依然沒有受到限制，還得到了一定的政策支持。

當時的元朝統治者為了表明自己對於佛教發展的支持，除了將佛教大師尊為國師之外，還在國內興建了大量的佛教寺廟，並且賜予了他們大量的土地以維持其日常的運行。除此之外，一些必需的勞動人手也是賞賜的一部分。

像忽必烈在位的時候，就興建了大聖壽萬安寺，並賜予了萬畝良田，和數千耕夫，耕牛，農具等事物更是一應俱全。而之後的元朝各位統治者也紛紛效仿自己的先祖對寺廟進行了豐厚的賞賜。元仁宗當時賜予大普慶寺良田八萬畝，還有大量的金銀財寶，這在當時是一筆不小的支出。

而整個元朝年間，對於僧寺最大規模的賜田是元文宗發起的，他將益都，般陽，寧海地區的十六萬餘畝良田賜給了大承天護聖寺，這樣的大手筆在中國歷史上都是十分罕見的。元文宗賜地的事情在《元史·文宗紀》中有如下記載：

"壬寅，括益都、般陽、寧海閒田十六萬二千九十頃，賜大承天護聖寺為永業。"

而這些土地也成為了元朝寺廟的第一桶金，他們利用這些田地來進行生產，創造了不菲的財富。本來這是一件沒有什麼問題的事情，但是元朝的寺廟利用自己的得到的賞賜和積累的財富進行了大規模的土地兼并，這讓元朝政府的直接管轄的土地大量減少，對元朝政府的財政收入造成了巨大的衝擊。

元朝時期寺廟的大規模土地兼并

前面提到在元朝時各任君主為了表達自己對於佛教的崇敬態度，他們都會對國內的寺廟進行賞賜，而且這種賞賜的額度越來越豐厚，這讓元朝時的寺廟都獲得了大量的私有土地。在元朝建立初期，中國境內的人口由於經歷了長時間的戰亂出現了明顯的減少，而且元朝又控制著十分廣袤的土地，這讓當時的百姓還能獲得足夠的土地來滿足自己的生存需要。

但是隨著元朝政府徵收稅率的提高，農民的百姓越來越困難，他們在走投無路的時候只能通過借貸來換取必要的生活資本。但是高利貸高額的利息是這些貧苦的農民所不能承受的，因此後面他們只能通過變賣自己的土地來償還這些借貸，最後成為了地主的佃戶。

這樣的土地兼并對於元朝政府是十分不利的，這會導致他們徵收的稅金出現大幅的減少，也會讓從事勞役的人口出現缺口。為了避免這樣的情況，元朝政府出台了一系列的政策來緩解土地兼并問題。他們對於民間的高利貸行為進行了一定的管理，並且對地主的農田加徵稅賦，這樣就可以讓土地兼并的成本變高，以此來減少地主們持有的土地。

但是元朝政府推行的政策卻遭遇了一個盲點，那就是寺廟擁有的土地。本來寺廟的生產是為了滿足僧人的日常需求，而且元朝政府又十分推崇佛教，因此他們並不會向寺廟收稅。而這就給地主階級指明了一條偷稅的好途徑。當時元朝政府允許私人向寺廟進行捐贈，捐贈的形式可以是捐錢捐物，也可以捐獻土地。

因此在當時有不少地主富商將自己兼并來的土地捐獻給寺廟，這樣以來這些土地就不需要向國家繳納稅款了。而寺廟自然也從這些地主那裡得到了價值不菲的好處。隨著這個方法在國內逐漸流行開來，寺廟實際掌握的土地數量越來越多，而元朝政府的稅收也越來越少。

當然在這些捐獻土地的富戶中也不乏想用這些土地來換取前往天堂門票的人，但無論他們出於什麼目的，最終的結果都是寺廟占據了大量的優質耕地。在元朝中後期的時候，寺院占據的土地"大者田至萬億，少者猶數百千"。

這樣的形勢自然引起了元朝政府的重視，他們在經過調查之後發現了佛教僧人正在進行大規模的土地兼并。為了抑制這一現象，元朝後期的領導者推翻了之前的規定，在元朝初年制定的寺廟土地一律免稅的政策被廢止，改為除了宋代之前就保有的土地和皇家賞賜的土地之外，其餘的土地都要繳納田稅。這樣的政策引起了佛教高層人士的不滿，他們展開了長期的抗議活動。不過迫於嚴峻的經濟壓力，元朝統治者並沒有理會他們的抗議，反而不斷重申讓地方政府加快對於寺廟土地的審核工作。

在這個時候寺廟中的僧人又搬出了另外一條律令，他們聲稱元朝初年為了扶持佛教的發展，曾經出台了一項規定，那就是寺院僧人常住的田土不許民爭，他們堅稱部分農民的土地是寺廟所固有的財產，要將其收歸己有，並且不會繳納相應的稅款。這樣的情況在全國各地了屢見不鮮，讓各地開展的統計寺廟土地的工作進展十分緩慢，這讓元朝統治者十分焦急，只得下令廢除那條祖制。當時新出台的政策在《元典章》中有如下記載：

"不教爭呵，不中；似這般相爭的，教廉訪司官歸斷者！"

我們知道在中國古代土地兼并現象的出現除了影響稅收之外，還會讓國家可以調用的民戶減少。元朝統治者顯然也注意到了這個情況，為了減少寺廟相關人口，元代廢除了其初期制定的由寺廟住持發放度牒的制度，改由政府發放，並且這些度牒數量有限，需要用不菲的金額購得，從這件事情中我們也不難看出元朝中後期佛教經濟的發展對於元朝政府的稅收造成了多大的壓力。

元朝寺廟僧人對於平民的剝削和人民的反抗

元朝的寺廟之所以會出現如此嚴重的土地兼并現象，與當時實行的僧人管理政策也有著一定的關係。在元朝時政府會授予部分僧人一定的官職，讓他們管理下面的普通僧人並負責寺院的運行。而這些僧官的挑選標準並不是根據佛法的高低，也不是根據修業時間的長短，而是要看他們的斂財能力，誰能為寺廟帶來更多的財富，誰就能成為地位更高的僧官。

在這樣的價值倡導下，元朝的寺廟領導者變得和其餘地主一樣，除了通過壓迫自己的佃戶取得更多的財富之外沒有其他的追求。他們也會向外發放高利貸，並藉此吞併附近農民的土地，在地主的兼并行為受到政府的約束之後，寺廟的土地兼并反而得到了更大的發展空間。

在得到這些土地之後，寺廟的管理者也不會有一絲絲仁慈之心，他們不會減免佃戶的田租，有些寺廟收取的田稅甚至比元朝政府還要高昂。而且在遇到荒年的時候，政府還會推出減稅的相關政策，而寺廟的住持則是照收不誤，由此可見當時寺廟中的僧官對於下層僧人和佃戶的剝削有多麼嚴重。此事在《劉彥明墓志銘》上有所記載：

"比歲浙西被水，有司按實當檢放，而院猶責償未已。"

而這種剝削自然也激起了這些人的不滿，開始的時候佛教宣揚的精神還能暫時麻痹這些人的反抗神經。但是隨著怨氣的積累和剝削的加重，這些人終於認清了事實，走上了反抗元朝政府和寺廟的起義之路。

像在元朝末年造成極大影響力的義軍領袖彭瑩玉，其年輕的時候就做過和尚，在寺廟中也受到了殘酷的壓迫。他深知當時寺廟的佃戶都生活在水深火熱之中，因此他揭竿而起，呼籲天下的窮苦百姓和他一起舉兵與元朝政府和剝削他們的人作戰。

在他的呼籲下，起義軍的規模不斷壯大，他們在和政府軍作戰的同時，對於路經的寺廟也進行了攻擊，他們解放了其中的下層僧人和佃戶，並奪取了其中的錢財。在此之後，他們還會放火燒掉這些寺廟，這樣的行為無一不體現出這些底層人民對於寺廟的怨恨之情。

我們知道寺廟是佛教最莊嚴的宗教場所，這裡本來應該是與世無爭的，但是元朝的僧官們為了斂財無所不用其極，對附近的百姓進行了的剝削，這終於引發了人們的反抗，在人民戰爭中這些寺廟大多被焚毀，而這也是這些僧官咎由自取吧。

結語

元朝作為一個快速興起的政權，他們的文化相對貧瘠，為了穩定自己的統治，他們必須藉助宗教的力量。而以武力奪取領地的蒙古政權最需要的是減弱各地人民的反抗情緒，因此有一定麻痹作用的佛教就成為了他們的首選。從成吉思汗開始每任蒙古領導者都通過各種各樣的手段來顯示自己對於佛教的推崇。

而得到政府支持的佛教僧人在這種優越的發展條件下不想著如何鑽研佛法，安撫百姓，反而和地方上的地主聯合起來進行大規模的土地兼并運動。這樣的行為不僅讓當地的百姓失去了自由民的身份，生活條件急轉直下，也對元朝政府的稅收以及力役造成了極大的影響。為了緩解這一現象，元朝政府先後出台了多個政策抑制寺廟經濟的發展，但是取得的效果卻並不是很好。

而寺廟中的僧官們在當時對於自己寺廟內的下層僧人和佃戶展開了無情的剝削，他們絲毫沒有憐憫之心，剝削的手段甚至比元朝統治者更為殘酷。這樣的行為讓底層人民的不滿情緒持續積累，終於演化成了浩浩蕩蕩的農民起義，而這些盛極一時的寺廟也紛紛毀於戰火。背離了其初衷的元朝佛教盛世也終於迎來了其衰亡的命運。

參考文獻

1《元史·文宗紀》

2《元典章》

3《劉彥明墓志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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