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讀：

質子制度是中國古代社會的一項重要制度。唐朝繼承兩漢、魏晉以來的做法，對周邊少數民族實行了質子制度。

安史之亂後，唐中央由於難以完全控制地方節帥的任免和更替，在藩鎮也推行了質子制度。 藩鎮質子制度產生於唐中央實力較弱的背景下，對維護唐朝的統治發揮了重要的作用。這一制度始於代宗永泰初，在憲宗元和之後逐漸消失，是唐中期朝藩互動的重要內容。

一、安史之亂後的朝藩矛盾

「漁陽鼙鼓動地來，驚破霓裳羽衣曲。」

天寶十四載(755) ，身兼三鎮節度使的安祿山起兵反唐，打破了唐帝國安定的盛世局面，也拉開了歷時近八年的安史之亂的序幕。

由於開元、天寶時期唐朝的精銳兵力都掌握在邊疆節度使手中，在內輕外重的軍事格局下，安祿山甫一起兵，就推進到河南地區，直接威脅東都。倉促之際，玄宗只能臨時募兵來抵擋叛軍，

「以常清為范陽、平盧節度使、兼御史大夫，令募兵三萬以御逆胡」 《舊唐書》

「以京兆牧、榮王琬為元帥，命高仙芝副之，於京城召募，號曰天武軍，其眾十萬」。 《舊唐書》

然而，臨時召募的軍隊不堪戰陣，京師宿衛的彍騎也一觸即潰，此後唐中央就失去了可以直接控制的軍隊。

因此，玄宗為了平定叛亂，一方面徵調邊疆藩鎮軍隊進入內地勤王，另一方面在內地也設置了許多藩鎮，並在西幸蜀地的途中發布了《幸普安郡制》：

」應須兵馬甲仗器械糧賜等並於當路自供。其諸路本節度、採訪、度支、防禦等使，虢王巨等並依前充使，其署官屬及本路郡縣官並各任便自簡擇，五品以下任署置訖聞奏，六品以下任便授，已後一時聞奏。「

這道制書賦予了地方節度使自募軍隊、自籌錢糧、自署官吏等特權，儘管這是平定叛亂的客觀需要，但同樣導致了藩鎮坐大，中央難以進行有效的控制。

肅宗和代宗雖然憑藉地方節度使的力量收復兩京，平定了叛亂，但受安祿山叛亂的影響，中央對手握重兵的軍將難以放心，因此極力加強對地方軍 隊的控制。 肅宗最初以廣平王李俶為天下兵馬大元帥，以郭子儀為司空，副元帥率軍收復兩京，

「以郭子儀為司空，兼副元帥，統諸節度」

但在其後九節度圍攻相州之役中，肅宗卻不設統帥，而以開府魚朝恩為觀軍容使。

與此同時，出於對邊軍將領的猜忌，肅宗還積極更替原邊軍的節度使，代之以朝官和禁軍將領，而此舉也直接導致了朝藩矛盾的激化，引發了河東和絳州行營的兵變，太原節度使鄧景山及絳州行營都統李國貞被殺。

為防止兵變擴大，肅宗只能任命剛被解除兵權的郭子儀：

「為朔方、河中、北庭、潞、儀、澤、 沁等州節度行營兼興平、定國副元帥，充本管觀察 處置使，進封汾陽郡王，出鎮絳州」

代宗即位後，朝藩關係仍然處於緊張狀態。寶應元年 ( 762) ，山南東道節度使來瑱兵敗淮西，逗留不赴京師，

「朝廷以瑱掌重兵，惡之，密詔以( 裴) 茙代瑱為襄州刺史，充防禦使」

裴茙兵敗被擒，隨即被代宗賜死藍田，而來瑱在入朝後也很快被貶死。廣德元年( 763) 吐蕃入寇京師，代宗詔征天下兵，平叛功臣李光弼因猜忌而遷延不至，最終 「愧恥成疾」，薨於徐州。僕固懷恩率軍平定河朔，也因讒言而被逼反，屢次誘引吐蕃、回紇入寇關中，給京師帶來了巨大的軍事壓力。

這種局面並沒有隨著安史之亂的平定而結束，代宗時朝廷依然無法對各地的藩鎮進行有效的控制。大曆元年( 766) ，

「同華節度使周智光專殺陝州監軍張志斌、前虢州刺史龐充，據華州謀叛」 《舊唐書》

大曆十年( 775) ，魏博節度使田承嗣盜取洺州，又破衛州，而由於面臨吐蕃嚴重的軍事威脅， 對於各地頻繁發生的軍亂，朝廷也多採取姑息策略。在這種情況下，如何加強對各地藩鎮的控制，成為唐中央維護統治所面臨的最大問題。儘管史籍中對此並沒有明確的記載，但通過墓誌等材料還能夠管窺唐朝君臣在這方面的努力和嘗試。

二、藩鎮的質子制度

長安出土的《杜式方墓誌》為我們了解唐中央控制藩鎮的方式提供了重要的材料。墓主杜式方出自隋唐間「族茂中京」的京兆杜氏家族，身世顯赫，其父杜佑不僅為德、順、憲三朝宰相，還曾任嶺南、淮南等多道節度使，故其墓誌中對當時的政治情況多有涉及：

「司空生太保，諱佑，太保仕於建中，鼎元之間， 遂為上公，國於岐……再遷太常主簿。 始德宗孝文皇帝以諸侯方強，質其子於京師邸第，富盛皆以弋獵球酒相傾，唯公弟兄閉門讀書，不與 交通。上嘉之，拜太常丞，遂刻心為政，擒摘奸吏， 而整齊樂工，使有節法」

德宗質其子於京師邸第，正是為了應對諸侯方強而朝廷勢弱的局面，試圖加強對地方藩鎮的控制。在杜佑出任淮南節度使時，杜式方「以例征至闕下」，也說明德宗時藩鎮質子已經成為一種制度，這種現象在其他墓誌中也能看到。

義武節度使張孝忠之子張茂宣墓誌載:

「建中末，妖豎構亂，德宗皇帝西幸奉天，貞武公乃俾公朝於行在。伏奏之日，詔賜從容，凡所顧問，應對如響。德宗深嘉之，遷太子洗馬，仍許歸侍。及鑾輿反政，公復來朝，換太子右贊善大夫，尋遷海州刺史。」

張孝忠為德宗所設首任義武節度使，以張茂宣為質子入朝，因涇原兵變德宗西幸奉天而被特許歸侍，但在德宗回京後再次來朝，入京任職。

藩鎮質子制度並不產生於德宗時期，在朝藩矛盾更加尖銳的代宗初期就已經出現了。永泰二年( 766) ，在安史之亂剛剛平定之際，代宗就發布制書：

「治道同歸，師氏為上，化人成俗，必務於學。俊造之士，皆從此途，國之貴游，罔不受業。修文 行忠信之教，崇祗庸孝友之德，盡其師道，乃謂成人……其諸道節度、觀察、都防禦等使，朕之腹心，久鎮方面，眷其子弟，為奉義方，修德立身，是資藝業。恐干戈之後，學校尚微，僻居遠方，無所咨稟，負經來學，宜集京師。其宰相朝官、六軍諸將 子弟，欲得習學，可並補國子學生。「」

儘管代宗在詔書中稱「今宇縣乂寧，文武並備」，但實際上此時唐廷仍處於戰時狀態，時刻面臨著吐蕃的軍事威脅。

永泰元年( 765) 十月，吐蕃與回紇合從入寇關中，進逼奉天，賴郭子儀施以離間計才使京師倖免：

「吐蕃寇靈州，進寇 邠州。詔子儀率師三萬，自河中鎮涇陽，京師戒嚴」 《舊唐書》

然而，此時唐中央卻面臨著嚴重的財政危機。永泰元年擊退吐蕃的進犯，代宗「詔稅百官錢，市絹十萬以賞回紇」，百官也「上表，以軍興急於糧餉，請納職田以助費」 ，同時關中地區又遭遇了連續多年的自然災害。廣德二年( 764) ，「是秋，蝗食田殆盡，關輔尤甚，米斗千錢」 。在這種情況下，代宗下制恢復國子監，並在窘迫的財政狀況下給予大力的支持，並非如制書中所言為了「使四科咸進，六藝復興」，而是以此名義向各藩鎮徵召質子。

這從制書中對入學國子監的人員的規定中可以看出。儘管制書中既包括「諸道節度、觀察、都防禦等使」之子弟，也包括「宰相朝官、六軍諸將子弟」， 但對兩者的要求卻有明顯的差別。節度等使久鎮方面，僻居遠方，因此其子弟必須入學國子監，而居於京師的宰相等子弟則並無強制要求。

另外，制書頒布後不久，代宗即以宦官魚朝恩判國子監事，此時國子監的主要職能在於監督藩鎮質子，而非講授經籍。魚朝恩時任神策軍兵馬使，因掌控入屯京師的精銳禁軍神策軍，才得以出任此職。

「永泰中，詔判國子監……始詣學，詔 宰相、常參官、六軍將軍悉集，京兆設食，內教坊 出音樂俳倡侑宴，大臣子弟二百人，朱紫雜然為附 學生，列廡次。又賜錢千萬，取子錢供秩飯。每視學，從神策兵數百，京兆尹黎干率錢勞從者，一費 數十萬，而朝恩色常不足。」《新唐書》

魚朝恩以數百神策兵衛從視學，正是為了監督和管理作為國子監學生的藩鎮質子，而此職所承擔的巨大政治風險。

代宗時期朝廷的重心在於西北邊疆的軍事防禦，無力出兵征討不服朝命的地方藩鎮，而通過質子制度，能夠在一定程度上加強中央對地方的控制，同時鞏固朝廷的權威。大曆時期徵召諸道兵參與防秋，不能說與這一制度毫無關係，而質子在朝中任職做官，也能在很大程度上加強中央與藩鎮的聯繫，為雙方的溝通提供了更大的空間。

三、質子制度的演變與消失

質子制度是安史之亂後在朝廷式微的情況下，為加強對藩鎮的控制所採取的權宜之計，其產生的背景正是中央難以決定地方藩帥的更替，並對跋扈藩鎮採取姑息政策。這種現象主要存在於代宗和德宗時期。

「大曆中，兩河平定，事多姑息 ……皆始因叛亂得侯，各擅土宇，雖泛稟朝旨，而威刑爵賞，生殺自專，盤根結固，相為表里。朝廷常示大信，不為拘限，緩之則嫌釁自作，急之則合謀。或聞詔旨將增一城，浚一池，必皆怨怒有辭，則為之罷役，而自於境內治兵繕壘以自固。《舊唐書》

德宗即位之初銳意求理，試圖削平藩鎮，但在涇原兵變後也轉而採取姑息之政。

「自經憂患，務為姑息，不生除節帥; 有物故者，先遣中使察軍情所與則授之。中使或私受大將賂，歸而譽之，即降旄鉞， 未嘗有出朝廷之意者」《資治通鑑》

藩鎮節度使至死不易，且多以子孫故吏為留後，導致其「視一境如一室，刑殺其下，不啻仆畜」，成為朝廷難以控制的離心力量。

憲宗即位後，通過對藩鎮的一系列戰爭和改革，改變了代宗以來藩鎮自立的局面，基本上掌 握了地方藩帥的任免權力。元稹在《代諭淮西書》中對這一過程有詳細的論述:

「德宗皇帝御天下日久， 春秋高，理務便安，不欲生事，或謀及卒伍而置師 長，蓋一時之權也。……初楊惠琳、劉辟、李錡猶守故態，謂朝廷未即誅擒，曾不知逾月之間，皆頭懸藁街，腰斬都市，此諸公之所聞見也。自是蠻夷攝竄，戎臣震惕，相與奔走朝闕之不暇。今廟堂之上，命將擇帥，容易於授卿長，即吳 侍御希求非望之志，安得復行於今日哉?」《元稹集》

隨著中央權威的擴張，節度使也有了明確的任命程序和考核標準，與一般地方官吏並無二致， 成為國家機器的重要組成部分。在這種情況下，藩鎮質子之制也逐漸失去了存在的意義。憲宗時僅僅在割據的河朔三鎮短暫存在過質子現象：

「淄青賊平，鎮州王承宗懼，上章請割德、棣二州自贖，又令二子入侍。憲宗選使臣宣諭，以從中選。議者以 承宗罪惡貫盈，每多奸譎，入朝二子，必非血胤，人頗憂之。」《舊唐書》

穆宗時河北復叛，其後逐漸形成了朝藩共同認可的「河朔故事」，中央不再干預河朔藩帥的更替，而其他藩鎮都處於中央的直接控制之下，質子制度也逐漸走向了消亡。

結語：

質子制度是安史之亂後中央為解決朝藩之間的尖銳矛盾，加強對藩鎮軍隊控制力量而形成的一種制度，其產生有著鮮明的時代特徵。

在中央式微的局面下，通過對藩鎮質子的掌控，唐帝國得以保持一個整體穩定的政治局面，同時通過質子加強與藩鎮的聯繫和溝通，在一定程度上能夠減少雙方的誤解和衝突。

質子制度存在的時間並不長，從整體來說還是發揮了應有的作用，為憲宗「元和中興」也奠定了一定的基礎。

但同時也應該看到，藩鎮質子制度是中央無力完全掌控藩鎮所採取的權宜之計，其本身也是強枝弱乾的典型表現。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