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在我看來是一個迷人的時代。讀錢穆先生的《國史大綱》，我們會發現北宋這個朝代非常奇怪。在這個時代，整個民間達到了相當富裕的程度，而與此同時，北宋王朝從整體上看給人的印象卻又是積貧積弱的。所以如果從某種我稱之為「青春期歷史觀」的角度看，北宋實在是無足觀矣。北宋從太宗朝以後基本上沒有打過什麼像樣的勝仗，沒有過一次給人深刻印象的酣暢淋漓的大捷。這個王朝總體感覺上是積貧積弱的。但是如果我們從精神文化這個角度看，我們又會發現北宋文化所達到的高度，到今天為止，在某種程度上，仍然是空前絕後的。北宋的思想藝術成就、文學所達到的高度，到今天為止都可以算作是空前絕後的，幾乎所有重要的中國古代的文化思想方面的東西在北宋都有其焦點。那個時代隨便一個準一流的人物，放到別的時代里，都是絕對的一流人物。在那個時代像蘇東坡這樣的人物都未必能算得上是一流人物，因為如果你把蘇東坡算成一流人物的話，那麼王安石、司馬光就有點兒沒地方放了。看到這批人物，我常常會想，怎麼會出現這麼一個奇怪的時代，這麼短的時間中國文化就從低谷一下子達到了頂峰？
我們知道北宋前面的那個時期可以算作中國歷史上最黑暗的一頁。我特別同意錢穆在《國史大綱》裡面的講法，他認為五代十國是中國歷史上最黑暗的一個時代。短短五十多年的時間，中原就經歷了五朝、八姓、十三君；而且還四分五裂，無法實現真正的統一。整個殘唐以來的亂局導致的結果是，唐以前的整個社會文化積澱基本上都被打碎了。殘唐五代的亂局導致從文化、政治結構到基層社會結構，只剩下一地雞毛、一片瓦礫。一般情況下，我們的歷史上亂世都不乏英雄，比如三國，亂歸亂，但我們可以看到那是一個巨人的時代。而五代卻亂到了連英雄都沒有的地步。整個五十多年的時間，基本上沒有值得記住的名字。能記住的名字大概也就是馮道這樣的人，此人歷經那麼多朝代的更迭而「屹立不倒」，所以雅號「不倒翁」。當然能做「不倒翁」也確有其了不起的地方，但這種了不起多少有些猥瑣，實在不值得我們提倡，尤其是在今天。這種人格的卑瑣一直延續到宋初，其實宋初士人的人格也很卑瑣。北宋初年士大夫裡面真正人格崇高的，大都是道教徒，如陳摶、种放之流。而整個儒家士大夫人格的卑瑣是令人震驚的：真宗朝日子過得稍微好一點，一群人就鼓動真宗去封禪，去做這種奢靡的無聊舉動。由此，你就可以隱約窺見那個時候的一般人格形態。
令人詫異的是，到了仁宗朝，整個文明突然達到一個躍升，這是一個值得深思的現象。這種情況到底怎麼來的？我在《氣本與神化：張載哲學述論》的導論部分有過比較詳細的分析。我的分析是以王夫之的《宋論》為出發點的。王夫之在《宋論》中有一個我們今天看來非常奇怪的問題：為什麼根基像宋太祖這麼弱的一個人，以這麼弱的方式得了天下，卻能給天下帶來數百年的安寧，而且使這個文明很快就達到非常高的高度呢？我們知道歷史上得天下的方式：太上以德，像堯舜這樣的；其次以功，弔民伐罪之功，像商湯、周武這樣的；其次以力，力量足夠強大，能夠征服其他的國家，比如秦滅六國；最次還得能篡，篡位也是有條件的，需要經過精心準備，如果沒有幾十年甚至幾代人的積累，你根本就沒資格篡，以司馬懿的雄才大略，他活著的時候也沒能篡成位。上述這些條件，宋太祖都沒有。那他是怎麼做到的呢？箇中原因，王夫之給出的說法是：正因為宋太祖以這樣的弱勢得了天下，所以有一種東西被注入到他的心裡，這個東西叫做「天心」。上天之所以把天下給了格局這麼弱的一個人，目的就是要把「天心」加給他。而這個「天心」是什麼呢？就是一個字——畏。這樣一種精神構成了北宋開國規模最根本的一個基礎，我覺得這是王夫之的一個洞見。正因為自己弱勢得天下，所以有畏；正因為有畏，所以不敢。由畏帶來的不敢：下不敢殘虐百姓，上不敢苛待士大夫。總之，因為畏，所以寬容。用王夫之在《宋論》裡面的分析就是，正因為畏，所以「無責於人，必求諸己」，而這恰恰是儒家精神的一種體現。因為覺得自己並沒有什麼了不起，所以不敢去苛責別人。所以士大夫人格卑瑣，他用的方法不是去更嚴格地要求他們，而是去養。北宋養士的風格，就是寬容的一種體現。這種寬容之風就形成了北宋的家法。
我們一般會說中國古代沒有憲法，這種觀點當然是有根據的。但中國古代雖然沒有憲法，卻有不成文的規矩。每一個王朝都有家法，北宋王朝也有家法，有時候稱為「祖宗之法」。我們北大歷史系的鄧小南教授就有一本書叫《祖宗之法》，寫得非常好。祖宗之法是一代開國君主確立的基本規矩，對後世君主的行為是有非常深刻的影響的。北宋王朝有三條家法，是太祖立下的。其中最重要的一條叫「不殺大臣及言事官」。如果對比漢代，你會發現，漢代的宰相被誅殺的例子是非常多的。僅漢武帝這一代，他殺掉的宰相級的人物就有多少！但是宋代對貴為三公的大臣是基本上沒有誅殺之罰的。到了北宋末年，北宋王朝已經滅了，金人立了張邦昌做大楚的皇帝；後來南宋朝廷對張邦昌的處理，最多也是賜其自盡而已。這要在別的王朝可不得了，這是要族誅的。而言事官就是諫官，古代有諫官的傳統。言事官的責任就是提意見。既然你讓他提意見，你就要對他寬容。北宋對言事官的寬容可以說到了「令人髮指」的程度，他能夠允許言事官「風聞奏事」。所謂「風聞奏事」，就是可以以風傳的謠言為根據來彈劾，而且有權拒絕透露謠言的來源。這不等於說言事官有權利造謠嗎？怎麼能寬容到這種程度！
畏字帶來的第二個方面是疑忌。憂畏之心一方面可以帶來寬容，另外一方面可以帶來疑忌。北宋的很多問題都在於其過度成熟的政治文化。為什麼這樣講呢？因為郡縣制國家的模式，從秦漢建立以來，到北宋時已經經歷了上千年的積澱，這一模式的各種優缺點、各種危險，在此前的歷史中已經充分表現出來了。今天很多人講美國式的憲政民主政治是人類最佳的政治形式，甚至是唯一合理的、唯一合道德的政治選擇。但我一直覺得這種制度其實還未經過歷史的充分檢驗，這事兒恐怕還得再看看，也許至少還得再過個兩三百年，才能真正看清楚。北宋以前上千年的郡縣制國家的文明積澱，使得這種政治所有危險的可能性都已經嘗試過了。各種各樣危險的可能性像一面鏡子，處處透出暗示和提醒，對這些危險的警醒，導致了北宋政治文化根柢里的疑忌精神，這反映在太宗的理念中，就是「事為之防，曲為之制」。什麼事情都要以防為主，所有的方面都要有嚴格的管制。權力之間的相互牽制和制衡在宋朝達到了極為精微的程度，靈活運用權力的空間被降到了極低的限度。
以對外的戰爭為例。北宋在外帶兵的將帥是沒有便宜行事權的，就是說不能根據戰場情況的變化做戰略甚至戰術上的調整。北宋的將帥出去打仗一般都帶著欽定的陣圖，有變化要及時上報朝廷，不能自己做主。而那時候通訊效率又低，所以北宋對外戰爭方面的弱是制度選擇的結果。太宗常說一個王朝「有內憂則無外患，有外患則無內憂」，如果要選擇呢，還是選擇外患比較好。因為內憂是致命的，外患往往是不致命的，前幾代王朝都亡於內憂。這樣想也不能說全無道理，但歷史常常充滿了戲劇性——北宋最終卻亡在了外患上。
關於北宋在戰爭方面的無能，有各種各樣的解釋。有些解釋非常有趣，但不大經得起推敲。比如柳詒徵先生在《中國文化史》中認為北宋為什麼弱，因為從五代起，中國女人開始纏足。纏足導致女性身體變弱，結果生出來的孩子也弱，當然就打不過北方的少數民族。但問題是，南宋初年的岳家軍難道不是小腳女人生出來的？怎麼就那麼強呢？同樣有趣的是錢穆先生的解釋——很多人都覺得錢先生的講法很有見地，但實際上也不大經得起推敲。錢穆先生說，古代戰爭中最重要的是騎兵，騎兵對步兵有強大的優勢，這個很容易理解。因為騎兵第一是速度快，這還不是最主要的；最主要的是騎兵可以穿重裝甲。所以騎兵對步兵是有先天優勢的。而騎兵必須有好的戰馬。錢穆先生講，養戰馬有兩條特別重要：第一，要有高寒的環境和好的水草；第二，要有比較空曠的空間。而中國古代出好馬的地方都不在北宋疆域內，一個在遼東，一個在西夏。北宋養不出好的戰馬，所以仗打不過。這個解釋很多人都很信服。可按照這樣的講法，兩宋以及此後歷史中的很多史實都是解釋不通的。在我看來，北宋的弱是制度選擇的結果。關於這一點，大家有時間可以去看漆俠先生的書。關於宋史的研究，不管我們喜歡不喜歡，鄧廣銘先生、漆俠先生的研究都是我們研究的基礎。作為北宋政治文化的核心，「事為之防，曲為之制」的綱領對王朝的方方面面都產生了深刻的影響，在軍事方面體現得尤為明顯。以神宗晚年為例。到元豐末年，王安石變法已經取得了豐碩的成果。最重要的成果就在於財富的積累已達到了相當的程度，已經有足夠的財富能夠發動戰爭了。於是宋神宗發動了對西夏的戰爭。但幾路大軍派出去，居然沒有統一的主帥，導致各路大軍之間根本不能協同並進，最終以慘敗收場。北宋在國防方面真是堪憂。你看北宋的版圖就知道了。造成這種格局的主要原因在於王朝初年向北征討不利，轉而向南征討。在朝代初興的時候一定要把最艱難的地方拿下來。太祖朝沒有拿下北漢，太宗朝雖然拿下了北漢，但在攻打燕雲十六州的時候失利，這導致燕山山脈這個天然屏障反而成了別人的屏障。而開封又是個四戰之地，到了冬天，遼人放馬南牧，幾天就能打到開封。太祖晚年曾經要遷都，想遷都洛陽，但是遷不了。為什麼？因為洛陽在物資集散方面的便利程度，遠低於開封。唐以後的統一王朝，都在大運河沿岸建都，根本原因在於物資轉輸的方便。
北宋雖然富庶，但整個國家一直是岌岌可危的，這種盛世隱憂的局面，構成了士大夫精神覺醒的基本要素。再加上北宋有養士之風，北宋自王朝初年起就強調士大夫精神，鼓勵士大夫人格的提升。太宗朝開始，進士及第以後，由皇帝欽賜《禮記·儒行》篇。《儒行》強調的是剛毅特立的士大夫精神，由此可以看到北宋初期君主鼓勵的方向。北宋前期的士大夫如范仲淹、胡瑗等人，身上大都可以看到《儒行》的影響。北宋時期同時又有一種非常寬容的氛圍——容忍士大夫在一定限度內對朝政的批評。既砥礪士大夫的精神人格，又營造出一種包容的氛圍，加上盛世隱憂的格局，某種以天下為己任的精神也就自覺自然地湧現出來。
范仲淹「樂以天下，憂以天下」的精神，是那一時期士大夫精神風格的典型。我常常講，任何歷史主體要想真正深入自己的時代，這種「憂」的精神都是不可或缺的。「憂」這種精神，當然不是范仲淹的發明。《孟子》一書中早已講到「憂」這個字。我們去看「勞心者治人，勞力者治於人」那一章。要理解「勞心者治人」這句話一定不能脫離具體的上下文，這句話後面短短兩三百字的一段，「憂」這個字出現了六次。其中，「勞心者」與「勞力者」的區別，主要在於所憂對象的不同。對於「勞心者治人」這句話，如果帶著理解、而非簡單從字面上翻譯的話，應該譯為：唯有憂民者才有資格成為統治百姓的人。「憂」是最深的愛，而且不是占有性的愛，是承擔性的愛。生活當中，最強烈的「憂」體現在父母對子女的愛當中。正因為這種「憂」的精神，所以北宋的思想主體可以深入到時代當中來。北宋士大夫精神里兩種傾向最為強烈：
一種是政治改革的傾向。仁宗朝開始，幾乎所有的士大夫都有強烈的政治改革訴求。從范仲淹開始就一直要改革，直到王安石變法。王安石變法雖然引起了所謂的保守派勢力的反彈，但是在保守派的陣營裡面也有很多人是贊成改革的，包括二程。二程也認為必須得改，關鍵在於究竟怎麼改？是不是一定要像你王安石那麼改？除改革方案的不同外，二程還認為王安石不能「與人為善」。《孟子》中講「與人為善」的意思是「取於人以為善」。王安石拒絕容納別人對他的批評，這是程顥最不能接受的地方。要求政治變革，是那個時代士大夫的基本共識。這一個方面，在范仲淹到王安石的改革實踐中發揮到了極致。另一種傾向，則體現為對整個文化的焦慮，對人倫秩序的焦慮，由此必然產生對人倫秩序安排及其背後的哲學理由的關切。如何抵禦佛老的衝擊，用一種理性的、人倫的生活態度來引領人們的社會生活文化，就成為宋代士大夫焦慮的另外一個方向。那麼北宋士大夫的精神自覺，主要有如下幾個方面的重要體現。我們剛才講到憂的精神，「樂以天下，憂以天下」的精神，以天下為己任的承擔意識。這種承擔意識不是每個時代的人都有的，或者至少不是每個時代的人都能達到如此強烈的程度。這是第一點。
第二點是困窮苦學的普遍性。北宋士大夫普遍有困窮苦學的經歷，像范仲淹、歐陽修、胡瑗這些人，全都是困窮苦學的典範，范仲淹是其中的代表。范仲淹年輕時在一個寺廟裡讀書，到冬天疲憊不堪的時候，就用冷水潑臉，潑醒了之後繼續讀書。窮得不行，每天熬粥一鍋，劃為四塊，每天就吃這一鍋粥。歐陽修的父親去世得早，早孤，他的母親用蘆葦稈畫地教他寫字。歐陽修小時候，有一次到隔壁的一個李姓的財主家裡去看書，看到有一些殘破的書扔在垃圾筐里，歐陽修就揀出來讀，覺得文章得真好，就跟人家把這本殘缺不全的韓愈文集要了過來。他的文風受韓愈影響最大，根子就在這兒，以至於歐陽修成年以後，還要不斷收集韓愈的文章。
第三點是道德的自我節制力。當時士大夫當中普遍地具有很強的道德的自我節制力，他們對於自己的私人生活有一種近乎宗教的虔誠。即使像蘇東坡這樣的放達之士，比較前朝而言也要嚴謹很多。前代如白居易、元稹之流，那種私生活的態度是很有代表性的。但到了北宋，道德的自律成為普遍的風尚。比如，司馬光是王安石的政敵，但兩個人都拒絕納妾。程顥批評王安石變法，但在不喜坐轎這一點上去口與王安石完全一致，程顥認為坐轎等於「以人代畜」。即使蘇東坡這樣的人，雖然文章寫得飄逸了些，但是私生活還是相當嚴謹的。東坡就是興趣太多。那真是個天才，做什麼都行。儒釋道都有研究，還精通煉丹——他的文集裡有多種丹方。自己會釀酒，他在一篇小文章里寫自己怎麼釀酒，連這事兒都寫得極風雅。書法就不用講了，畫也好，雖然流傳下來的極少。文章那是寫得漂亮。蘇東坡講自己的文章時說：我的文章「如遍地泉源，不擇地而出」，就是說像源頭活水那樣隨便哪個地方都能湧出，而且「行乎其所當行，止乎其所不得不止」，也就是說該著筆墨的地方一定寫到，該停下來的地方自然也就停筆了。他還會做菜。東坡酷愛吃肉，後來東坡和程頤之間矛盾爆發，就跟吃肉有關。他貶為黃州團練副使的時候收入少了很多，不能天天吃肉，倍覺鬱悶。他居然會想到去找到某種菜，做出來口感比較接近肉。但即使這樣感性的一個人，總體上講對自己的道德要求也是相當嚴的。
第四點，排抵佛老，倡導儒家的理性生活成為一種普遍的人生態度。當然也有一些人雜於佛老，比如王安石。晚年逃於佛老的也不少，像蘇東坡早年曾極端反感佛教，遇到和尚必折辱之而後快，到後來人生遇到挫折以後，也以逃於佛老為歸宿。儘管如此，從士大夫精神的整體方向看，排抵佛老還是當時的主流。
選自《宋明理學十五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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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簡介
楊立華，哲學博士，現任北京大學哲學系教授、博士生導師。主要研究領域是中國哲學史、儒學、道家與道教，近年來主要著力於宋明哲學及魏晉哲學的研究。出版專著有：《一本與生生：理一元論綱要》（三聯書店，2018年）、《宋明理學十五講》（北京大學出版社，2015年）、《中國儒學史（宋元卷）》（合著，北京大學出版社，2012年）、《郭象〈莊子注〉研究》（北京大學出版社，2010年）、《氣本與神化：張載哲學述論》（北京大學出版社，2008年）和《匿名的拼接：內丹觀念下道教長生技術的開展》（北京大學出版社，2002年），譯著五部：《王弼〈老子注〉研究》《近代中國之種族觀念》《宋代思想史論》《章學誠的生平與思想》《帝國的話語政治》等，發表學術論文五十餘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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