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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幾天的媒體上充斥著關於鮑某性侵幼女案件的文章，有某知名媒體記者跳出來說了一些「sugar daddy」之類的觀點，又引發很多爭論，很多人提到了「斯德哥爾摩綜合症」。我無意討論案件本身，也許是我還有一點天真的信念，是非真相總有弄明白的一天。這篇文章里，我只想說說，斯德哥爾摩綜合症。
根據百度百科的資料：
「1973年8月23日，兩名有前科的罪犯JanErikOlsson與ClarkOlofsson，在意圖搶劫瑞典首都斯德哥爾摩市內最大的一家銀行失敗後，挾持了四位銀行職員，在警方與歹徒僵持了130個小時之後，因歹徒放棄而結束。然而這起事件發生後幾個月，這四名遭受挾持的銀行職員，仍然對綁架他們的人顯露出憐憫的情感，他們拒絕在法院指控這些綁匪，甚至還為他們籌措法律辯護的資金，他們都表明並不痛恨歹徒，並表達他們對歹徒非但沒有傷害他們卻對他們照顧的感激，並對警察採取敵對態度。更甚者，人質中一名女職員Christian竟然還愛上劫匪Olofsson，並與他在服刑期間訂婚。這兩名搶匪劫持人質達六天之久，在這期間他們威脅受俘者的性命，但有時也表現出仁慈的一面。在出人意料的心理錯綜轉變下，這四名人質抗拒政府最終營救他們的努力。
研究者發現到這種症候群的例子見諸於各種不同的經驗中，從集中營的囚犯、戰俘、受虐婦女與亂倫的受害者，都可能發生斯德哥爾摩綜合徵體驗。
專家深入研究：人性能承受的恐懼有一條脆弱的底線。當人遇上了一個凶狂的殺手，殺手不講理，隨時要取他的命，人質就會把生命權漸漸付託給這個兇徒。時間拖久了，人質吃一口飯、喝一口水，每一呼吸，他自己都會覺得是恐怖分子對他的寬忍和慈悲。對於綁架自己的暴徒，他的恐懼，會先轉化為對他的感激，然後變為一種崇拜，最後人質也下意識地以為兇徒的安全，就是自己的安全。
這種屈服於暴虐的弱點，就叫「斯德哥爾摩精神症候群」。
這可能就是造成了被性侵的女孩，在救助者面前反覆表現出：「依然和鮑某保持親密聯繫，並且因此被一些人理解成戀愛糾紛導致「恩將仇報」，「反咬一口」的原因。在主流媒體上看到類似的字眼解讀，我會覺得很殘忍，但又覺得持這些觀點的人並不在少數。抱著善意的理解，我並不相信這些人都是泯滅良知，而的確是出於缺乏一些心理常識，造成了他們的誤讀。所以，我想說說這些常識。
01 生活中的斯德哥爾摩綜合症
事實上，斯德哥爾摩綜合症，可能發生在很多人身上，多到超越你我的想像。施暴者甚至不需要專門的受訓法律背景，以及PUA訓練等等，在很多家庭中，父母都在自己無意識的情況下深諳此道。
比如說，諮詢中常常會遇到有一些這樣的來訪者，他們看起來很得體大方善解人意，學歷突出，事業有成，如果放到人群中，我可以肯定他們屬於前5%的優秀行列，但他們來諮詢求助的主要目的原因是，覺得自己太糟糕，太失敗了。不管客觀層面別人怎麼告訴他們，你已經很優秀了，他們依然會為自己沒有達到自己心目中的理想狀態的目標而苦惱萬分。
探究他們童年的成長經歷後會發現，他們成長過程中不斷地被父母貶低訓斥，「你怎麼不能像誰誰家的那樣，別人能做到的你為什麼做不到？」當他們表示出自己已經足夠好，還有很多人比自己糟糕的時候，父母會立刻糾正他們的「錯誤」行為，比如「你怎麼那麼不爭氣，只會和差的比？」而且，這樣的孩子可能從小就習慣了聽話懂事乖巧，他們也幾乎不出去玩，也不和其他孩子交流，他們一門心思埋頭苦學，只認為父母說的對，自己就是不好。所以他們無法看到一個客觀的視角，自己到底是怎樣的。
久而久之，父母的視角就是自己的視角，就是自己的全部。父母說自己很差，那麼自己的確是很差，不管別人說自己多好，都是沒有用的。曾經有一個研究生來訪說，自己的論文被導師評為優秀論文，但是自己並不開心，因為她依然在自責自己的論文寫得太差，沒有達到自己的理想標準。甚至有時候，他們也無法相信別人對自己的評價是出於真心，他們的理解是，連我父母都覺得我差，我自己都覺得我差，你一個外人怎麼會覺得我好呢，肯定是客套話恭維我，這種話我是不能信的……
所以，他們陷入在自己很糟糕，沒有人會喜歡我，我需要不斷努力奮鬥，才能獲得別人的認可和尊重，直至他們實在扛不住到崩潰，抑鬱了，所以來心理諮詢求助。諮詢師需要花費相當長的時間，才能夠幫助這樣的來訪者重構自己的內心體驗，重構對自己的認知。
02 對於被性侵者的救助艱難
那麼，對於被性侵的孩子，這個過程，可能就更加漫長和艱難了，因為他們所受的創傷，要沉重千百倍。這個時候，僅僅依靠社工和法律的公益層面的援助，是不夠的。從媒體的發文中可以看到，有一些志願者表示過勸慰，不解，以及無奈，從義憤填膺的熱心支持，到最後覺得幫不了受害者，她還是想回去，還是和施暴者聯繫，志願者自己可能會受挫、失望，最後可能會無奈的選擇離開。
而這個過程本身，可能是在不斷驗證並加強受害者的內心自我認知：看吧，的確沒有人愛我，他們都嫌我不好，每過一段時間就走了。「爸爸」說的是對的，離開了他，沒有人愛我，只有他是對我好的。所以，哪怕這種「依戀」在客觀層面看起來很變態，但這的確是受害者的內心體驗，他們想離開，但又離不開。他們在長期的受虐環境中形成了扭曲的依戀關係，受虐的關係，總好過沒有關係，誰都不愛我，我怎麼活下去。
因此，對於此類嚴重創傷的受害者，需要一個專業團隊的系統支持，而不是僅僅依靠法律、社工、教育，提供基本的生活保障。在生活保障滿足之後，被害者的心理安全問題需要被重視和重建，這是一個相當漫長的過程。
很多救助者本身，如果不是自身財力和情感富足（比如你是比爾蓋茨），是很難持續長時間的付出，尤其是當他們自己覺得看不到成果的時候。這個和普通的支持援助不同，比如救助失學兒童，援建災區建設，當我們做這些事情的時候，我們是看得到一定期限內的成果，這是很多救助者維持自己動力的源泉，體會自己的價值感。很多救助者自身可能也受過一些創傷，他們可能也是通過幫助別人來撫慰自己曾經受傷的心靈，如果這樣的幫助看不到明確的希望，他們會放棄和離開，這是可以理解的。
心理層面的援助，真的沒有那麼容易，不是一年兩年，可能是十年八年甚至更久的付出，才能慢慢幫助受害者建立新的人際互動模式，才能幫助受害者建立新的信念：不管我自己多糟糕，這個世界上總還是有人愛我，總還是有希望的，我可以走出去看一看，試一試。所以，這也是心理諮詢師必須通過一定的收費，或者至少有政府部門的專項補貼，來維持諮詢師這樣的長期的付出，而不能僅靠諮詢師的一腔熱血和善意。
熱血和善意是很容易被消耗的，物質酬勞本身可能也不足以讓諮詢師可以長期承受壓力，所以諮詢師也需要督導的支持，自己的諮詢師的支持，包括可能需要精神科醫生的配合，以及社工、法律、教育、家屬，一個大團隊的密切協作，才能夠處理這樣沉重的難題。在受害者沒有做好準備的時候，任何一個環節的放棄和離開，都可能對受害者造成再一次被拋棄的創傷體驗。
所以，期待我們的大環境，能夠多一些理解，包容，以及耐心。救助被性侵者，這個議題在我們國家還很不成熟，要走的道路還很長。
但我們的每一個選擇，每一次發聲，都塑造了我們想要的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