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家之間「攜手並肩，共同對敵」的「聯盟戰略」，在國際關係歷史和現實中，屢見不鮮——從春秋戰國時期「六國合縱攻秦」，到歐洲近代史上列強聯手抵抗拿破崙，再到美蘇等國家合力挫敗法西斯圖謀。不勝枚舉的案例都說明，合作聯盟是打擊共同敵人的有效手段。

因此，國家聯盟也是現實主義國際關係理論的核心研究對象之一。當代聯盟理論研究先驅沃爾特，在其代表作《聯盟的起源》一書中指出：「聯盟源於對共同威脅的制衡」。

作為現實主義理論的策源地和最堅定信奉者，美國始終將聯盟視為打擊敵對國家、持護霸權的最有效手段。時至今日，我們中國已然成為了美國戰略視野中的「頭號挑戰者」。

拜登上台之後，美國正在著力修復被川普破壞的聯盟體系，在全球範圍內拉幫結派，妄圖「群毆中國」。

在美國糾集的諸多「烏合之眾」中，由美國聯合日本、印度、澳大利亞等「鐵桿盟友」拼湊而成的「四方機制」，尤為用心險惡——他們企圖從四個不同方向布局，合力遏制中國。

鼎鼎大名的「戰忽局」金政委，就曾擔憂地說道「四方機制」會變成「四方同盟」嗎？我們又該如何應對破局？

一、「蛇鼠一窩」——「四方機制」團伙的發展歷程探析

2020年7月，美國著名的《外交事務》雜誌（Foreign Affairs）發表了一篇題為《Quad為什麼令中國警覺？其成功對北京的野心構成重大威脅》的文章。

美國人在文中吹噓道：「美國牽頭組建的Quad，令中國膽戰心驚」。英文中的「Quad」，有四面體，四方形院子的意思，美國人此處所指的，就是所謂的美、日、澳、印「四方安全對話」，或日本所言的「四方機制」。

「四方機制」現在由美國人主導，但這個名字是日本人起的，該組織最早也是由日本人搞起來的。

早在2004年，震驚世界的「印度洋大地震」和「海嘯危機」爆發之後，日本首相安倍晉三曾出面聯繫美國、印度、澳大利亞等國家的海軍和救援力量，為受害國家和民眾提供「人道主義救援」。

這個以「抗震救災」為目標的非正式組織，被視為「四方機制」的最早雛形。

救災結束之後，這個臨時搭建的平台被保留了下來，逐漸變的正規化和組織化。2006年，「唯恐天下不亂」的安倍晉三多次首次打著「民主國家聯合」的幌子，「奮臂疾呼」：「促進美國、日本、印度、澳大利亞合作」，並得到了其他三家的積極響應。

2007年5月，利用參加「東協地區論壇」高官會議的機會，四國防長低調舉行了會晤，所謂的「四方機制」（Quadrilateral Security Dialogue）正式成型。

同年9月，「地區小霸王」印度就迫不及待地在「四方安全及機制」的名義下，和美國搞了一次「馬拉巴爾」海上軍事演習，澳大利亞、日本、新加坡，均派艦隊參與。

2011年，美、日、印三國組建了「三邊安全對話機制」；2014年，日本和印度建立了「特別戰略和全球夥伴關係」。2015年，日、印、澳又聯合舉行了三邊戰略安全對話；同年日本和澳大利亞之間建立了外交部長+國防部長（「2+2」）定期會晤機制。

總體來看，這個組織雖然看似「來頭不小」，但在很長一段時間裡，影響並不大。

他們的活動也就僅限於定期開幾個會議，偶爾有涉及中國的議題，也都是在「人權」等領域打打嘴炮，發表幾句不痛不癢的宣言。而且，2007年之後，四國同時參加的安全會議，整整十年沒有舉行。

一直到川普上台，中國之間博弈鬥爭全面展開之後，情況才發生變化。

二、「居心叵測」——從「四方機制」到「四方同盟」？

2016年，川普打著「美國優先」的旗號，入主白宮。美國的《國防戰略》報告中，也首次把「中國繼續追求軍事現代化，以便在短期內取得在印太地區的霸權」界定為美國的「首要威脅」。

美國的應對之策，就是「擴展同盟和夥伴關係為主要戰 略手段，達到維持印太地區力量對比優勢」。於是乎，美國人再次拿起了「四方機制」的工具。

正如金燦榮教授所言：「美國現在把中國定義為主要競爭者，但是美國好像越來越覺得跟中國單打獨鬥，他沒有勝的把握，所以與過去相比他特別強調盟友的重要性，目前美國跟中國博弈要藉助的盟友主要是所謂的「四方機制」，就是美國 日本，澳大利亞和印度」。

那麼，所謂的「四方機制」，是否會從一個鬆散的合作機制，演化為專門針對中國的，成熟穩固的「四方同盟」？國際政治學意義上的「國際同盟」，指的是國家間出於特定目的，通過簽署正式盟約而組建的國際組織。

所以，從「四方機制」發展為「四方同盟」，必須同時滿足上述兩點要求：簽署盟約，目的明確。

從當前的情況看，該組織向「國際聯盟」演變的趨勢，越來越明顯——四國雖未正式締約，但進行過多次高官甚至元首會談；四國雖未明確遏制中國的目的，但其險惡用心早已路人皆知；再加上四國在歷史文化、經濟模式、意識形態等方面的共同性。

我們甚至可以說，該組織已經是一個「准同盟」。

具體來講。川普莆一上台，就把歐巴馬時代的「亞太再平衡戰略」升級換代為「印太戰略」，大力強化在印太地區的軍事部署。2017年11月，趁著「東亞峰會」舉辦的時機，美、日、印、澳，四方高官重啟了中斷十年的會晤機制。

各國還共同聲明，支持在「四方機制」下的各領域合作。美國宣稱，「與日、澳、印的四邊磋商是美國推進地區接觸的新里程碑」。就連此前在「四方反華」問題上相對低調的澳大利亞也認為：「Quad對於澳大利亞而言，是一個應對威脅的重要合作平台」。

美國重視「四方機制」的意圖，其實十分明顯：就是要拉攏其他三國，共同煽動、挑唆並激化中國與周邊國家的矛盾，在」南海問題」、「台灣問題」上蓄意挑釁，全方位擠壓中國發展空間。

拜登政府上台後，更加明確地將美國的對外戰略重心轉移到印太地區，「四方機制」的地位再度提升。一位美國智庫高級研究員就曾直言不諱地談道：「四方機制，已經成為美國印度洋——太平洋地區安排的一個關鍵組成部分」。

在拜登政府的重視和積極運作之下，所謂的「四方機制」已經具備了「准國家間同盟」的基本特徵——它從從一個非正式、不定期、外長或防長參與的「對話會議」，走向了最高領導人級別的「外交峰會」。受新冠疫情的影響，2020年3月12日，在美國倡導下，美國、日本、澳大利亞、印度四國元首舉行了視頻會議。

各國領導人和新聞媒體，更是不惜筆墨地對本次會議進行吹捧讚頌。作為牽頭人，拜登先生首先吹噓道：

「建設一個自由而開放的印太區域，是十分必要的。四方安全對話機制就是民主國家在印太地區進行合作的最重要舞台。美國致力於和你們、我們的夥伴以及我們在該地區的所有盟友進行合作，實現該地區的穩定」。

其他三國領導人，也都把本次會議誇成了「一朵鮮花」。莫迪稱這次會議是「維繫印太地區穩定和平的重要支柱」；菅義偉說這次會議的召開，使得「四方安全對話」獲得了「新動力」；澳大利亞的莫里森則溜須道：此次會議是印太地區「新的曙光」。

這些吹捧溜須之言雖不可信，但此次會議的重要性依然不可忽視：這是美日澳印四國，在「四邊機制」下的首次領導人級別會議，同時也是拜登就任美國總統之後參加的首場多邊峰會。其目的在於宣示四國在印太地區共同應對其他大國的戰略認同。

同時，此次元首會議的召開，更是「四方機制」走向常態化、固定化、聯盟化的重要步驟和標誌。這就必然會加劇印太地區安全的不確定性和風險性，惡化中國的周邊環境。

本次會議在明面上的議題，雖然是新冠肺炎疫情和氣候變化等問題，最後的會議宣言中也並未明確提及中國。但從會議實際內容來看，卻又到處充斥著針對中國的痕跡。首先，四國計劃在2022年底前，向亞洲國家提供10億劑疫苗。

但印度媒體馬上就鋪天蓋地宣傳：「這是四國聯手對抗中國疫苗外交的重大勝利」。

其次，在所謂的「安全議題」中，四國還含沙射影地說道：「四國將繼續重視發揮國際法在海洋領域的作用，促進包括海上安全在內的合作，以應對東海和南海海洋秩序面臨的挑戰」，其實際意圖不言而喻。

在最後的會議聯合聲明中，四國還不忘指桑罵槐地噴上一句：「四國將在網絡空間、關鍵技術、反恐、高質量基礎設施建設投資等領域進行合作，應對共同的挑戰」。

眾所周知，美國近年來在國際上不斷吹噓「高質量基礎設施建設投資」，甚至組建了一個「重建美好世界」(Build Back Better World）計劃，目的就是要聯合盟友，反制中國的「一帶一路」倡議。

《印度時報》在當天的報導中就直言，四國在會議上「向中國發出了強烈信號」。2021年9月13日，美國白宮發言人又宣稱，美國計劃在本月底召開首次面對面的「四方安全對話」峰會，日本首相菅義偉、印度總理莫迪和澳大利亞總理莫里森將應邀參與。

美聯社對此解讀道：「這一會議的召集日期距離菅義偉下台沒幾天，其議題明顯就是要應對中國在亞太地區日益增長的影響」。

美國在全世界的盟友體系，「密如蛛網」。但如今的美國為何對這一「四方機制」如此上心？二戰結束後，美國在歐洲組建了一個多邊合作機制「北約」。在亞太地區，則分別和日本、韓國、澳大利亞等國家結盟，組建了一個「輻輳式」的鬆散聯盟體系。

冷戰結束後，隨著中國的崛起，美國一直試圖將其在亞太地區的盟友粘合起來，組建一個類似於「北約」的軍事集團，但由於亞洲各國在歷史、領土主權等問題上存在的嚴重分歧，美國始終未能如願。

當前遏制中國已經成為了美國的「頭號戰略任務」。而且，日本、印度、澳大利亞都和中國出現了不同程度的矛盾摩擦。這都促使美國再度重視這一「四方小集團」，企圖將其打造成抗衡中俄、維繫美國印太霸權的「印太版小北約」。

三、「應對之道」——多策並舉，挫敗四國反華圖謀

「四國對話機制」已成為事實上的四國磋商機制，而且各國也已經充分考慮，聯手應對中國的戰略可能性，我們必須對此加強警惕，著手應對。

對於這一不利於中國的情況的出現，金燦榮教授就認為：應對「四方機制」的重要目標就是不讓它變成「四方聯盟」，爭取將危害控制到最小的程度。具體而言，我們應該在以下兩個個方面著力破局。

首先，「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充分聯合全球愛好和平的國家和人民，共同反對四國的險惡圖謀。「統一戰線」，一直是我黨克敵制勝的法寶。「國際統戰」，同時是我國實施大國外交的重要方略。

「四國聯合」雖來勢洶洶，但他們代表的，畢竟是世界的少數。我們應該「聯合正義的多數」，共同對付「邪惡的少數」。

具體來講，我們應該繼續通過「一帶一路」倡議廣交朋友，讓中國的發展成果，充分惠及「一帶一路沿線國家」，與沿線國家共同結成「利益共同體」、「責任共同體」和「命運共同體」。

通過開放的、多邊的、合作共贏的，「陽光下」國際合作，反對美、日、印、澳勾結拼湊的陰謀小圈子。並在此基礎上，趁勢而上，順勢而為，步步為營，久久為功。

和志同道的國家一起，持續探索出一條，以「互利共贏、不衝突、不對抗」為核心的國際關係新路徑，突破西方「權力政治」的窠臼。正如我國外交部門所言：

「任何地區合作機制都應順應和平與發展的時代潮流，有助於增進地區國家間互信與合作，不應針對第三方或損害第三方利益。搞封閉、排他、針對他國的「圈子違背時代潮流，與地區國家的願望背道而馳，不得人心，也沒有出路」。

其次，充分而巧妙地利用四國矛盾，分化「四方同盟」，緩和其反華攻勢。制衡中國是四個國家的戰略共識，但各國具體在如何應對「中國威脅」方面，存在顯著的目標差異。

美國的反華態度最為積極囂張，其他三國雖骨子裡和美國一樣，但還都在努力淡化「四國機制」中的反華色彩，不願意公開挑釁中國：

澳大利亞的一系列關於中國的發言，更多是基於意識形態和價值觀話語，較少涉及具體的戰略威脅和利益矛盾；

中日之間雖然存在著激烈的歷史和現實糾葛，但考慮到中日之間無可替代的經貿聯繫，日本也不願意完全將自己綁在美國的反華戰車上；

相比之下，印度和美國的立場最為接近，其試圖藉助美國的力量，通過「四方機制」的平台，建立一個更加緊密的、有組織的機制，來增大對中國的壓力，迫使中國在相關問題上對印度讓步。

因此，我們中國可以根據實際情況，對這四國加以區分：對於「死硬分子」要重拳出擊；對於「動搖分子」，則可以在非原則性的問題上，適時、適度地給予其一些好處（和君子交往，義字當頭，對小人施以小利，也未嘗不可），防止四國「組團作惡」。

而且必要的時候，我們依然可以發揮經濟優勢，靈活地運用「經濟槓桿」分化四國聯合反華的圖謀。

對此，就連CNN也曾發文感慨道：「四方聯盟起不了什麼大作用。因為一旦中國在經濟上進行反擊，印度、澳大利亞和日本都會感到很艱難，因為中國是這三個國家最大的貿易夥伴」。

四、結束語

就國際聯盟戰略而言，橫行世界數十年的美國，應用的是「爐火純青」——「借力打力」、「巧用外力」、「借刀殺人」等手段，始終是美國對外戰略中最核心的政策工具。

冷戰期間，美國就依託強大的綜合國力，豢養了大批「僕從國」，一同對抗蘇聯。拖垮蘇聯制後，美國依然維繫著「北約」、「美日」、「美韓」等一大片盟友體系，隨著準備「圍毆」下一個挑戰者。隨著中國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美國自然而言地，將矛頭對準了中國。

這也是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征程中，閃躲不開的「崛起煩惱」。我們中國的和平崛起，必然觸動一眾西方國家，邪惡霸權的「奶酪」。遭其「歇斯底里」式的圍攻在所難免，而且這一過程將持續相當長一段時間，我們對此不必存有任何「妥協」幻想。

就美、日、印、澳「四方機制」而言，無論他們最終是否會結成正式的「四方同盟」，其對中國國家安全的挑戰都是嚴峻而顯著了。

具體來看，這四個臭味相投國家頻繁的高層往來、軍事互動、情報共享，以及在「台灣問題」、「南海問題」上的沆瀣一氣，都說明他們已經是一個主要針對中國的「准同盟」。

對此，我們中國對內，要牢牢扭住發展的中心環節，不斷增強應對風險危機的實力，以不變應萬變；對外，一方面要繼續高舉和平發展的大旗，通過「一帶一路」倡議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向全世界彰顯中國的和平理念，爭取國際道義支持。

另一方面，我們還可以採取靈活多變的措施，適時、適度地分化敵對同盟，化解反華陰謀。